超级说客-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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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万5。”　
　　他把嘴巴张得老大。“哇！嗳，孩子，你要不答应，你就是个疯子啦！”　
　　“你真这样想？”我装模作样地问。　
　　“7万5。哇，这可是一大笔啊！这可不像是列奥开的价嘛！”　
　　“他很了不起。”　
　　“把这笔钱收下，孩子。这一行我干了一辈子啦，你应该听我的话。”　
　　洗手间的门开了，列奥又回到我们中间。法官大人瞪着列奥叫道：“7万5哪！”听他那么喊，你还会以为，这笔钱要从黑尔办公室的预算中开支呢。　
　　“这是委托人的意思嘛，”列奥解释道。他的手被人捆着，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一拉一唱，又自说自话了半天。我脑子里头乱成一团，很少搭腔。离开法官办公室时，列奥匈着我的肩，把我一直送到门口。　
　　我在走廊里找到戴克，他正在打电话。我便在附近的一张凳上坐下，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混乱的思路理理清。本来该是布鲁索出席听证会的，对方是不是已经在他面前演了同样的双簧？不，这不可能。对方打我的埋伏，怎么准备得这么快？他们很可能为他设计了另一种把戏。　
　　我对两件事深信不疑。首先，黑尔想撤消这个案子，这确实不是故作姿态。他年老体弱，在法官的位子上已坐了很久，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对自己做错做对，毫不在乎。而再到别的法院重新起诉，又谈何容易。其次，德拉蒙德追不及待地想把案子了结。他惊恐万状，怕得要命，因为他的委托人干了一件卑鄙的勾当，而且人赃俱获＿　
　　在过去20分钟里，戴克已经打了11个电话，却还是没有布鲁索的消息。在返回事务所的途中，我把出现在黑尔办公室的荒诞镜头，重新放了一遍。戴克是个心很活的人，马上要我接受对方的条件。他说得倒也头头是道：现在无论多少钱都救不了唐尼·雷的命，所以我们应该把能搞到的钱一把抓过来，让多特和巴迪的日子过得容易些。　
　　戴克说，他听人有根有据地说过，有许多案件在黑尔手上审判得很不公正。作为一个现任法官，对于支持修正侵权法，他异乎寻常地直言不讳。他厌恶原告，戴克说过不止一次。案子很难在他手上得到公正的审理。咱们把钱拿过来算了，戴克说。　
　　我们走进事务所休息时，德鲁正眼泪汪汪地在哭泣。人人都在找布鲁索，这使她焦急万分，歇斯底里。她边哭边骂，睫毛油伴着眼泪沿着双颊往下流。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说，肯定是出了什么麻烦。　
　　由于本身就是一个坏蛋，布鲁索总是和一些有问题的危险人物为伍。即使在机场某一部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他肥胖的身体，我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戴克想的也是如此。那帮歹徒正在追踪他。　
　　我也在追踪他。我给尤吉酒家打电话找普林斯。他一定知道布鲁索现在何处。接电话的是尤吉的经理比利，此人跟我很熟。只不过讲了几句，我就知道普林斯看来也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却没有碰上好运气。比利既担心又着急。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刚刚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戴克走遍了所有的办公室，把全部人马招到一起。我们聚集在会议室——我，戴克，托克塞，雷奇，4个女秘书和2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马屁精。还有一位律师尼柯拉斯，目前不在孟菲斯。大家相互核对着和布鲁索最后一次碰头时做的笔记：有什么可疑的事？他今天原本打算做什么？他今天可能要见什么人？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人是谁？会议室里有一种惊恐的气氛。尽管德鲁在不停地号哭，却一点也没有使混乱有所减轻。她知道的只是：肯定出了事。　
　　会议中断了，我们默默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锁上门。戴克当然是跟着我。我们不着边际地扯了一会，两个人讲话都很谨慎，即使真的有人在窃听，也别想听到我们不愿他知道的事。11时30分，我们悄悄地溜出后门，开车去吃午饭。　
　　我们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　

　　
　　
24



　　戴克究竟是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还是仅仅是个准确得惊人的预言家，我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他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　
　　“多少？”　
　　“7万5美元。他们算了一下，打这场官司给律师要付这么多手续费，所以现在打算用这笔钱把一切都了结。”　
　　她突然满脸通红，牙关紧锁。“这些混蛋，以为拿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咱们，啊？”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　
　　“唐尼·雷不需要钱。去年，他需要移植骨髓。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同意。”　
　　她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药水和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