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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谋略学-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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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悉心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专门写了长篇的摘录和笔记，列宁尤其赞赏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质论，认为这是唯物辩证法研究战争问题的一大进步，并把克劳塞维茨的论述归结为“战争＝‘以剑代笔’的政治”，他说：“一切战争都不过是各交战国及其统治阶级在战前几年或十几年内所推行的那一种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同样，结束任何战争的和约也只能是对本次战争结果所造成的力量的实际变化的统计和记载”。
被西方军事学术界称为“20世纪克劳塞维茨”的利德尔·哈特（1895—1970年）在其《战略论》中，进一步阐发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质论，并进而说明了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大战略思想。
他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定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战争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对于这个真理，永远不应忘记”，因而，考察战争问题，“既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他提出了“军事目标”与“政治目的”的关系问题，认为“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军事目标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另一方面，“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这是因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消灭敌人军队”这个“战争长子”，并不是绝对的、神圣不变的，暴力行为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他说：如果以为战争这种推行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暴力行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而采取“粗暴地发泄本能”的态度，那末这样的人只能是个“武夫”，只配“作个军士”，“而不能成为战略家和政治家”；他说，“战略家要善于超越战争”，要看到战争以外的东西和战争结束后的和平，这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不等于达到了政治目的”，甚有可能走向战争“政治目的”的反面，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
他提出：战争既是交战双方“物理上的对抗”，又是敌我之间“心理上的对抗”，战争既有物理上的防线和坚壁，又有精神上的堤坝和战场；物理上的消耗可以补充，精神上的溃败则无法补救；他认为拿破仑关于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句名言“具有不朽的价值”。
他鲜明地提出：“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是“使敌人在物理和心理上都丧失平衡的艺术”，因而，“战略家的真正目的并非一定要寻找一场会战，而在于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他借用我国古代军事恩想家孙子的话说，“最完善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写到这里，不妨补充一点有关的史实。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副题为“间接路线战略”）初版于1929年。他所以能在那时提出“间接路线战略”这一概念，并用这一概念闸述他的大战略思想，同他接触到我国的《孙子》这部书有密切关系。1927年，他头一次读到《孙子》的英译本。他读后，简直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对中国兵学泰斗孙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正是在《孙子》的影响和启发下，在写作《战略论》时，专门辟出一篇，题为《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他在《战略论》出版时，特意从《孙子》十三篇中摘取十三段语录作为其全书的篇首；他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还特别说明，他书中的许多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由此可见，这位西方战略学家对东方兵学先哲推崇之诚、敬佩之深。只要我们把这两部在时间上相距二千多年的军事著作结合起来研读，就不难发现，利德尔·哈特的“间接”、“直接”战略之分，实际上是对孙武的“奇正之变”的继承和发挥，是孙武的战略策略思想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我们在这里引述两位西方军事家的著作和革命导师列宁的科学论断，旨在说明，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思索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矛盾的特殊表现形态，认识和了解其本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近代、现代中外军事家谋划战争胜利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如果用“宿命论”或“天命论”的观点，即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把战争的发生和结束、战争的胜败和得失、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和转化，都归之于“天意”的支配或上帝的安排，当然就谈不到认识和驾驭战争运动的客观法则，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行战争谋略的运筹了；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把战争归之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并进而信奉“战争种族论”和“武器决定论”，当然也不能说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在联系。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战争了解为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才能明白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
二、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谋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军事科学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是军事家群星灿烂的国度。我国古代兵家不仅以他们卓越的军事思想闻名于世，而且尤以他们丰富多采的奇谋方略引人注目。在我国古代兵家的各种各样的奇谋方略中，军政两手并用的谋略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即已看到了军事同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军队担负着“除暴、讨乱、禁不义”的任务，负有力国家民族“扶危”、“除忧”、“救祸”，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使命。
我国古代的一些军事、政治家不论是在治国、安民、平天下上，还是在治军、打仗、夺取战争胜利上，都很注重军政两手相兼并用。我国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最早提出了文武兼备思想，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相鲁》）。这里的“文事”就是政治，“武事”就是军事。孔子主张两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同时期大军事家孙武在他的著名兵法《谋攻篇》中论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谋略时，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先进思想，把“伐谋”、“伐交”这种政治上、外交上的斗争和攻势放在了“代兵”、“攻城”这种军事斗争和攻势的前面，可见他对军政两手相兼并用之重视程度。孙子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揭示了古今中外所有战争实践的一条客观规律：只有军事攻势而不搞政治攻势，是极为片面的，因而构不成完整的先进的谋略。
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著名兵法著作《六韬》则进一步发挥了《孙子》的谋略思想。《六韬》既讲了“武韬”，又讲了“文韬”，而在《武韬》篇中又专门论述了“文伐”的作用，提出了军事攻势中的十二条政治攻势方法，说明“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道理。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文伐”即政治攻势是发动军事进攻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条件，当“伐谋”、“伐交”不能奏效时，就要“伐兵”，要立足于战场上的胜利，要把“文伐”同“武伐”紧密结合起来，既不能光靠“武伐”，也不能只寄希望于“兵不接刃”的“文伐”即能“使敌降服”。
成书于西汉的著名军事著作《黄石公三略》，继承先秦兵家的谋略思想，指出“行兵之要”必须“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必须“德威”并用、“仁法”兼施，论述了“刚”与“柔”、“德”与“威”相辅相成的关系。书中说“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认为刚、强、柔、弱适宜，才能兵有所成，“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书中说“无德则叛”、“无威则弱”，主张仁法兼施，“仁施于顺”、“恶加于凶”。《黄石公三略》中的“刚柔相济”、“德威并施”显然是军政两手的古代说法，“刚”与“威”即我们今天所讲的“强制手段”和“暴力行动”，“柔”与“德”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怀柔”和“精神感化”。
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的谋略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汉代以后，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诸葛亮，唐王朝贤明皇帝李世民和大军事家孪靖（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兵书中的李卫公），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以至明代爱国将领于谦、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等，都从不同角度继承并在战争实践中发展了先秦兵家文武一体、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井用以指挥了历史上许多有声有色的战争，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永垂青史的业绩。可以说，古今中外，凡有才智、有作为的统治者和军事家，无不懂得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无不明白“武以力胜，文以德胜，文武兼施，方能尽胜”的真诚，无不通晓“文武兼备之道”、“刚柔相济之术”、“恩威并用之谋”。
我国古代兵家的这种治国方略、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给近代、现代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以深刻影响。
（二）诸葛亮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生动实践
诸葛亮（181—234年）今山东沂南人，曾任蜀汉刘备政权的军师、丞相，后被封为武乡侯。
诸葛亮生逢“乱世”，当时汉室衰微，宦官专权，世族豪强争霸，战争连年不断。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即博览群籍，尤好兵书，交游士林，关注时局，并立下了一生要成就一番事业，统一天下的凌云壮志。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27岁那年走出隆中辅佐刘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他不仅表现了公忠体国、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更施展了他足智多谋的政治智慧、外交才干和军事艺术。他既善于军事上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善于政治上纵横捭阖和外交上的折冲尊俎。他可以说是文武兼施、恩威并用、刚柔相济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是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善于使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一个古代典范。
诸葛亮一生指导和指挥了许多政治斗争和军事战役，但最能反映诸葛亮军政两手相兼并用这一特色的，是他亲自率军出征夷越，成功地平息南中地区反叛势力，结束这一地区动乱局面的生动实践。
汉末三国时期，隶属于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即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在这里的羌、叟、僚、濮等少数民族被视为“化外之民”。特别是东汉末年的中央王朝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些“侵犯蛮夷”，拼命搜刮少数民族人民的贪官污吏。而面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骚乱、起义和反抗，东汉统治者又总是沿袭历代“攘夷”的老办法，一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极其残酷的镇压。结果，加剧了汉王朝同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矛盾，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称兵作乱，“带郡称王以叛”的混乱局面。
诸葛亮吸取历史教训，他在出山前的隆中对中就向刘备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方针。蜀汉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先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试图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但诸葛亮的这一方针却被当地一些拥兵自立的首领和“夷帅”视为蜀汉王朝的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叛乱和割据活动。于是，诸葛亮一改“抚而不讨”的方针，采取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方针，既发动政治攻势，又进行军事讨伐。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南中叛乱不解决，后方不安定，就无从北伐。这就是所谓“惟思征北，宜先入南”。
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出征。当诸葛亮从成都出发时，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依依不舍，似有所言。诸葛亮诚恳地对马谡说，你我共事多年，常承指教，请惠赐良计。马谡于是说道：南中“夷帅”仗其偏远、险要，不服朝廷久矣；丞相亲征，无疑必胜，但大军一退，难保他们不再背反；将来丞相举兵北伐，与强敌相抗。“夷帅”探知国内空虚，其反必速，此番若以武力把他们斩尽杀绝，又非仁义之师所为；照我看来，用兵之道，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望丞相详察，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马谡这番语，诸葛亮听后连连点头，说“甚合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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