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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哲学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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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哲学著作寥若星辰。相反，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战争越来越频繁，其规模越来越大，战争中各种矛盾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为人们认识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百家争鸣，尤以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为战争哲学萌发和日趋系统化和理论化创造了充分的客观条件。出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一批兵书，且每一思想家或哲学家的著说中，差不多都谈到战争问题。彪炳于世界军事典藉榜首的《孙子兵法》标志着战争哲学初级形态的出现。
孙武以唯物史观为体、战争规律为用、军事辩证法为相、极韬略之精、容哲理之华、融战争与哲学为一体，著成名冠古今的巨作《孙子兵法》。这一深奥奇书，不仅阐明了指导当时战争的许多具体军事理论问题，而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争哲学问题，其博大精深的造诣与战争并存，或许说，还没有哪一位的建树能使他的战争哲学黯然失色。他确实从其所处的时代最高思维位势上，看到了人类战争的根本性特征，提出了熠熠生辉的指导战争的正确观点。它揭示许多战争中的普遍规律，强调一切从战争胜负为出发点，以高度理智态度认识、判断和指导战争，首次提出战争的物质基础是经济，比较全面概括了“道、天、地、将、法”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认识到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首先确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和战争无神论。它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抓住本质，阐述了战争中敌我、奇正等一系列矛盾，由辩证察考和理性思维来把握战争已超出经验和直观，其活力对抗的谋略法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被用于政治、外交、市场等，如知已知彼、以实击虚、以众击寡、趋利避害、因敌制胜、因情定谋。它强调战争手段多样化，以此来有效达到战争目的，主张“伐谋、伐交、伐兵”等多种形式选择，坚持齐武令文、预揣必然、爱兵重人、严纪政通、慎战斗智、灵活谋计。它论述了“胜有道”的战争唯物论思想、“胜可知”的战争认识论思想和“胜可为”的战争辩证法思想，基本建立了古典军事理论框架，以致后世兵家难以超越，只有从中创造，其朴素而丰富的原始唯物辩证法在思想史上可与儒家相媲美。明代茅元仪曾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但是，孙子没能够进一步揭示战争本质，更没有进一步认识战争性质，其战争哲学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朴素的性质，而且在形式上也未从具体军事理论中分离出来，范畴群结构比较简单，有的阐述还存在经验归纳和直接描绘。虽然如此，不失为战争哲学的奠基者，正如孙中山所言：“孙子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转引自《孙子新研究》首页）
最先揭示战争本质和基本上接触到战争性质是《司马法》。《司马法·仁本》指出：“以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孙膑兵法》认为，战争既不是永远可以仗恃的手段，也不是完全可以避免采用的手段，“乐兵者亡，利胜者辱。”
尉缭子对政治、经济和军事三者的密切关系作了充分论述，在《尉缭子·兵谈》中指出：“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橐，而威治天下。”
《六韬》也阐明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军事基础，其中某些方面发展了《孙子兵法》。《文韬·文师第一》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为初级战争哲学形态园地中的一朵奇葩。这主要有；弱能胜强、后发制人、以奇用兵、曲折前进、骄兵必败等。
在封建社会中，还涌现了韩信、汉武帝、曹操、诸葛亮、李世民、岳飞、忽必烈、戚继光等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们继承和完善战争哲学的初级形态。但是，由于生产力状况和战争形式在主要方面（车马战、冷兵器等）没有实质性突破和进展，哲学思想也未发生过历史性变革，知识总汇形式表现的“智慧”——古代哲学，没有走向瓦解，因而战争哲学还囿于初级形态。
西方中世纪，整个科学都没有什么重大收获，在战争哲学上更不能有大的飞跃。古希腊、古罗马、迦太基虽出现过一批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谈兵的辩论中反映出对战争的一些辩证思考（如公元前４１５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岛战争的三次大辩论），但是比较简单和幼稚。欧洲中世纪“寂寥”社会同中国封建变向“窒息”，使战争思维处于消沉凝固的边缘，大多崇拜统治和权威，借助古人学术和语言问世，向往来世无所作为观念占支配地位，其思想和创造力寄托在宗教上。统治阶级在文化、意识上的专制，使科学成为“婢女”，新的思想屡遭压制。为数可数的有为而光照后人的战争哲学耕耘者，使得黑沉的军事智慧天穹出现几颗耀眼明珠。
初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具有战争知识总汇性质。它是战争哲学之父，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尚未分化的认识，为战争本体论哲学。它不仅开创战争哲学研究先河，而且指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兵家朴素哲学思想，从孙子起以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研究和提出战争问题。它为后来战争哲学深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奠定了雄厚基础。二、西方戎理──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和大，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促进和开阔了资产阶级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思维和眼界。中国发明的火药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并用于制造武器，于是就出现滑膛枪和炮，进而引发军制的变革，使得作战方式产生质的飞跃。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大规模战争中，其本质和内在矛盾表现十分鲜明。加之哲学已由以知识总汇形式表现的“智慧”，演变成“科学之科学”的理论。这些必然导致战争哲学上的革命。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应运而生，其专著之多样、内容之丰富、认识之深广，远超封建阶级，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不无意义的。
克劳塞维茨不朽的巨篇鸿制《战争论》是一部较完整地阐述战争哲学的著作。克氏为那时真正具有丰富战争哲学思想的人，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哲学史作家。他首先运用德国古典哲学，将战争与哲学有机结合，对战争经验和事实进行观念化制作。他自觉地将牛顿理论的机械论哲学和数学知识运用于战争问题的研究，使得其战争哲学颇具时代科学的色彩，用力学原理描述战争现象，解释未知的因果关系，有“战争中的力学定律”之说。他的突出贡献是较深刻全面地揭示战争实质，为认识战争独辟蹊径，在克氏以前，无人能如此基本正确而又深谙战争与政治关系，“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至理名言几乎人所共知，同时，又强调战争和战争理论的特殊性，要按战争本身规律进行思考，战争的目的与手段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他在揭示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时，把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比作刀刃与刀柄，并认为主要精神因素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作为军队来源之民众的精神力量，这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他活用辩证法来分析和观察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胜与败、进攻与防御、歼灭战与消耗战等战争矛盾范畴，对此发表了：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视情而定攻防；每战要了解彼此政治情况、军队成员和装备之差别点、对方国家的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敌我的资源情况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等高见。克氏自觉借助辩证法反思战争现象，并能对军事科学成果作哲学的提升，通过对军事科学的直接扬弃而达到间接性的战争认识，因而战争哲学抽象化程度较高，且有较强概括性和超越性。但是，我们从《战争论》中仍可看到唯心主义的痕迹，他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使政治抽象化、空洞化；他对战争手段的研究偏颇，对战争的某些对立范畴论述匮乏，有的甚至没提及（如他的眼睛主要盯在“打垮敌人”这一军事手段上，而其它手段及相互作用注意不够）；他在哲学结论不能说明实际问题时，就以经验、具体事物为根据而放弃哲学；他未能科学揭示战争根源、消灭战争的途径、将帅作用；他视战争如赌博，所有计算都掺杂各种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倒霉；他坚信战争运动是极端物质暴力相互作用的单值因果，忽视活力对抗的多值或然因果中介（如信息、智谋等）；他虽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和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唯物主义态度，但唯心主义思辩两面性的真理颗粒显得有些烦琐、费解和暧昧。不管怎样，法国革命战争沃土成长起来的拿破仑战争高僧不愧为高级战争哲学形态先行者，马克思赞誉克氏“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第２４８页）恩格斯称克氏在军事方面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１卷第２５８页），认为《战争论》“哲理推究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挺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５卷第４９５页）列宁称克氏为“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列宁军事文集》第３３４页）。
约米尼考察的战争艺术，强调按战争原理和规律作战方能取胜，认为战争不单取决于战场会战，要注意全面研究敌人，但他仅从战争史角度寻求规律，考察范畴关系重区别和对立，轻联系和统一，战争艺术规律绝对永恒化。
拿破仑的军事实践、口述回忆及对他人军事著作的评论，尤其是他对历史上一些杰出统帅活动的研究分析，均蕴含丰富战争哲理。
Ｌ·Ｇ·列耶尔打破禁固战争思维天窗，结束高超冥想，指出战争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律的社会现象，从整体范围判断战争利益，从多方面发展与相互联系中去认识战争，但他把军事科学与战争哲学划等号。
帝国主义时代高新技术的出现，尖端武器的运用，世界性、局部性战争爆发，打破以往思考军事问题的狭隘范围。“保守”和“制胜”的军事思想，“总体战”和“闪击战”的战法，这些“不结果的花”，给战争哲学带来了片面性和随意性，但也注入了战争哲学潮流应有的创新意识。赛勒斯在《哲学的方向与和平》一书中，探讨了核时代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的矛盾关系。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反对军事上的主观主义，承认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战争形式的互相转化和发展，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实现的可能性才行，主观又能动反作用于客观，但是，他在战争问题上是一杂拌哲学。
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对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也产生过影响。蒋百里说；“政者，战之原。”（《蒋百里文选》第１７７页）这可说是蒋氏语言、克氏观点，蒋百里还强调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军事是国防各种力量结晶体顶点，经济是国防各种力量结晶体基础，但他避开战争总根源。孙中山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然革命需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孙中山选集》第５５２页）
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在总体上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已进入腐朽没落的时期。如果就其哲学思想而论，主观、偏颇和反动的确在一定范围内阻碍对战争哲学的深入探讨，但是，许多事实证明，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也有其求实创新的思想和科学认识的精神，还不断出现一些令人瞩目、很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发展不能说无裨益。
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以《战争论》为代表，具有军事科学之科学的性质。它是战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亦已分化的认识，为战争认识论哲学。它不仅拓宽和加深了战争哲学的研究范围和层次，而且探索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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