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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作品选-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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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在序文中说明自己的作品的主旨的。但我是因为自从这里的几篇小说以前在杂志上发表之后曾经得到过许多不能使我满意的批评，有人在我这几篇小说中检讨普罗意识，又有人说我是目的在提倡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连我自己也要怀疑起他们的方法和目的来了。因此，我以为索性趁此机会说明一下，好让人家不再在这些没干系的小说上架起扩大镜来。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施蛰存记
《梅雨之夕》自跋
当改编我的第一短篇集《上元灯》的时候，《在巴黎大戏院》及《魔道》这两篇已经先后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当时我想，《梅雨之夕》这一篇，在《上元灯》中是与其他诸篇的气氛完全不同的，但它与《在巴黎大戏院》及《魔道》这两篇却很接近，因为它们都是描写一种心理过程的，于是我把《梅雨之夕》抽出来了。
以后，老同学赵家璧兄为良友公司编《一角丛书》，要我为他写一本小说，我就把计划中的《李师师》答应他。原意是想把它写成一万五千字左右，编在我的第二短篇集《将军的头》中去的，但结果却只写了五千字，其结构，甚至写法，都与原计划不同了。
《宵行》和《旅店》二篇，就是为了要凑足这一万五千字的篇幅而产生的。
在写这几篇小说的期间，我没有写别的短篇。我曾决定沿着这一方向做几个短篇，写各种心理，而脱去《将军的头》这一集中的浪漫主义。可是，到去年五月间，我因为给“现代书局”编《现代杂志》而想发表几篇自己的创作的时候，我很困苦地感觉到在题材，形式，描写方法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了。于是，《薄暮的舞女》这一篇就在徒然的努力下形成了。
一天，在从松江到上海的火车上，偶然探首出车窗外，看见后面一节列车中，有一个女人的头伸出着。她迎着风，张着嘴，俨然像一个正在被扼死的女人。这使我忽然在种种的连想中构成了一个plot，这就是《夜叉》。
《夜叉》在《东方杂志》复刊号中发表之后，自己重读一遍，勇气顿生，我还以为我能够从绝路中挣扎出生路来的。于是我写《四喜子的生意》。费了很大的力，其结果却坏到不可言说。
其实，写到《四喜子的生意》，我实在已可以休矣。但我没有肯承认，我还想利用一段老旧的新闻写出一点新的刺激的东西来。这就是《凶宅》。读者或许也会看得出我从《魔道》写到《凶宅》，实在是已经写到魔道里去了。
现在我把这几篇东西编成我的第三短篇集。我向读者说明我写成这一集中各篇时的心境，目的是要读者知道我对于这里几个短篇的自己的意见，并且要告诉读者，我已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硬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可不是？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施蛰存
《善女人行品》序
这还是去年年尾的事，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赵家璧兄正在计划着一种文艺丛书，希望我也能供给他一个短篇集。我因为自己正在想写几篇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除了已经有的几篇之外，倘若再写五六篇，就有编成一个集子的可能，因此就把“善女人行品”这书名交给他刊在广告中了。我是预备至多两个月的时间写这几篇预计中的小说的，所以编者就安排将我的这本书放在本年三四月间出版。但是，不幸为了种种旁务的纠累，我一直没有写小说的勇气与心绪。在断断续续的勉强的努力中，在编者的催索之下，才得在今天将预计着的那几篇东西写毕，并且使本书能够形成。
本书一共包含十一个短篇，写作的时间，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三○年一月，最近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差不多占了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曾经写了些别的短篇，他们都已分别编在我的前三个短篇集中了。在这四年中，我写短篇的方法，似乎也有一些变化，就是在本书的各篇中，读者也许会看出它们是有着不同调的地方来，但是因为本书各篇中所被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虽然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笔调之下，但是把它们作为我的一组女体习作绘，在这个意义中，它们仍然可以有编在一集中的和谐性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施蛰存自记
《域外文人日记抄》引言
自从文学革命运动以来，我国新文学的第一个成绩是新诗，其次是戏剧，又次是小说。在这十六七年的时期中，这三者都有了很好的发展。而美文之被重视，则是最近一二年间的事。这个现象，据我的愚见看起来，是自然的，并且是好的。
这里所谓美文（BelleLettres），即我们普通所谓散文，随笔，小品之属的文学作品。在文学的范域内，美文常常与诗同处于凌驾一切的地位。这并不是由于一种传统的观念，以为诗是戏剧的前身，而美文是小说的前身，所以尊重它们的。这实在是因为第一，在创作的技巧上，诗与美文比戏剧与小说更需要精致（Delicacy），第二，在本质上，诗与美文又比戏剧及小说更是个人的（Individual）；所以从文学的艺术价值这方面看起来，美文与诗是应得有它们的崇高的地位了。
日记是美文中的一支，并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是预备写给别人看的，而惟有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其他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写别人的事情，而日记则完全记的自己的言行思想。其他的文学作品是宜于早日印出来的，日记则最好是永远没有印行的机会，否则，宜于在作者死后尽可能延缓的时期中印行出来的：从这几点上看起来，日记岂不是一种最最个人的文学作品吗？
因为是最最个人的，所以它的写作技巧也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不同得多。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所要注意的是阐释（Exposition），而日记是不需要阐释的；我们在作小说的时候所要注意的是刻划（Description），而日记是不需要刻划的；我们在写其他一切散文的时候所要注意的是文体之明白畅达，辞藻之风华典雅，而这些又不是作日记时所必要的。
可是虽然不要阐释，不要刻划，但是我们在中外名家的日记中，往往看到寥寥的数语，实在已尽了阐释与刻划的能事，对于文体及辞藻也一样，虽然作者无意于求工，然而在那些简约质朴的断片中，往往能感觉到卓越的隽味。所以，从这几点上看起来，可知日记的写作技巧是与戏剧及小说之类完全不同而更需要一些精致的。
写日记的动机也与写戏剧及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的动机不同。倘若必须要断言一种写日记的动机，那么最适当的还得归之于“习惯”。是的，写日记完全是一种习惯，除了“习惯”这个理由之外，我们对于写日记还有怎样好解释呢？
凭着这种习惯，人们每天写着他的日记。在晚上临睡之前，随意地写几句，把一日来的行事思想大略地作一个记录。因为并不是预备给别人看的，所以文字不必修饰，辞句不必连贯，而思想也毋容虚伪了。所以日记这种东西，当作者正在继续写记的时候，是只对于作者个人有价值的；必须要作者死后，为人发现，被视为作者的文学遗产而印行之，它才成立了文艺的价值。
因此，我们可知，日记是不能由作者当作文艺作品似地随时发表的。可以发表的日记，大多不是真实的日记。但是，因为人往往有一种好名之心，所以不发表的日记也未必一定是最好的记录。如我们读曾国藩《求阙斋日记》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之类，总感觉到他们在写记的时候，早已注意到将来的读者了。所以，在这些日记中，我们非但在技巧上找不出日记的特点，并且在所表现的思想里，也很可怀疑这是作者的虚饰。
这种日记，无论它在别方面的价值如何之大，但在文学上的价值是很低微的。
本编选择了欧美日本七个近代文人的日记，就是注意于上述的标准而选定的。在这七个人的日记中，读者显然可以看得出，托尔斯泰是完全将他的日记册当作备忘簿用的，他每天将他预备要写的论文材料及小说结构都顺次分段地记录下来，以为应用时的参考的。曼殊斐儿则纯然以一个女性的艺术家态度，来忠实地记录她的文学上的感想及她的肺病时期的心理。乔治·桑的这份日记，则完全是热情而忠诚的恋爱苦之自白了。所以这七个作者对于写日记的目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为自己而记的。
因为日记是纯粹的个人的作品，不需要连贯的字句，所以日记之特点往往就存在于它的许多断片之连续处。自来选录日记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选录一个断片之后，常常因为下文所记录的事情不在选录对象之内，或不免枯燥无味等这些理由而删节了。
这就不能表达出原作的特点。我们往往需要在这种不相关的两个断片的连续中，看出作者在写记时的思想转移的痕迹。所以，本编所选译的七个人的日记，完全照原本选译，一点也未有删削，以存其真。
日记的体裁，约有两种：一是排日记事的，一是随笔式的。但是排日记事的当然是日记的正体。所以本编中除选录《果庚日记》一种以代表随笔式的日记之外，其余都选录了排日记事的日记。（《乔治·桑日记》一种其实也是例外，不过因为它既系有年月时日，姑属于此。）域外诸国近代文人之有日记遗世者，非常之多，可惜译者一则见闻有限，二则藏书未富，所以只在这里选录了七种。
其他如法国茹尔·核那尔的日记三大卷的原文迄今尚未买到，不能选译一部分编入本书，殊为遗憾，因为这乃是近年来出版的最好的一部日记文学也。译者很希望他日能有将它余译问世的机会。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
《晚明二十家小品》序
这一本集子的编选，我并不想曲撰出一些理由来，说是有一点意义的事。在我，只是应书坊之请，就自己的一些明末人的文集中选一本现今流行着的小品文出来应应市面而已。至于我为什么肯来做这个容易挨人讥讽的“选家”，这理由得简单，“著书都为稻粱谋”，著的书既没那么多，而“稻粱谋”却是每日的功课，便只好借助于编书了。
但是编一本书，也得使它稍微像个样子。所以我之所以尚能告无愧于本书的读者者，是在于我对于编选及标点此书时，自问并没有太草率了事。
本集中所选录的二十个晚明文人，从徐文长开始，以至于公安竟陵两大派，以及其他一些虽非属于公安竟陵，而思想文章都有点相近的作家，对于正统的明代文学说起来，差不多都是叛徒。
在政治上，这二十个人中间，大半都不曾做过显赫一时的官，在文学上，他们也没有一个曾经执过什么文坛的牛耳。但是，因为对于显宦之反感，而有山林隐逸思想，因为对于桎梏性灵的正统文体的反感，而自创出一种适性任情的文章风格来，使晚明的文章风气为之一变，这二十个人却不妨可以说是一支主军。
正因为是一群正统文学的叛徒，而且又不居显要，有政治的势力来为之后盾，所以这一群作家是随时在受指斥或攻击的。你主张山林隐逸，就骂你是标高要名，企图以隐士为做官的终南捷径；你主张文章要纯任性灵，就说你滥调浮辞，卑不足道，这种文人相轻，不估量一下对方的真价值，而一味以冷嘲热讽为攻击之资的情形，正与三百年后的今日一般无二。
所以本集的编选，除了尽量以风趣为标准，把隽永有味的各家的小品文选录外，同时还注意到各家对于文学的意见，以及一些足以表见各家的人格的文字。这最后一点，虽然有点“载道”气味，但我以为在目下却是重要的。因为近来有人提倡了明人小品，自然而然也有人来反对明人小品，提倡明人小品的说这些“明人”的文章好，反对的便说这些“明人”的人格要不得。提倡者原未必要天下人皆来读明人小品，而反对者也不免厚诬了古人。因此我在编选此集的时候，随时也把一些足以看到这些明人的风骨的文字收缀进去。譬如汤若士这个人，一般人大概只晓得他填词拍曲，是个侧艳的词章家，但看到他给朋友弟子的一些书信，对于当时朝野的一种卑鄙龌龊的愤懑，却不由的也见到此老在风流跌宕之外，原有一副刚正不阿的面孔。若徒以摹情说爱的词人目之，未足知汤若士也。
至于本集二十人的选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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