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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契约-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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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个孩子是生产一个新的男人或女人，而公民社会的创立则生产了一个社会身体，它只是对两种不同的人类身体中的一种的模仿，更精确地说，它模仿的是通过原始契约而形成的公民个体。
我曾经说过原始契约是一个兄弟和约；皮特金说：“所谓的男权统治……是公民社会里公民……通过把有利于维护文明的男性特征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兄弟联盟。
”皮特金：《命运是一个女人》，第236页。
进入契约的个体都是兄弟（一个父亲的儿子），他们通过缔约而把自己转化为公民兄弟。
他们由于维护能够保障自己的自由的公民法这个公共利益而结合在一起（这是家庭社会契约故事讲述给我们的）。
但是，他们还具有另一种由原始契约的那个被遗忘的方面所构成的兄弟关系。
他们在维护性契约的条款、保证男性性权规律能够得以运行方面还具有自己作为男人的共同利益。
弗洛伊德的契约故事与古典著作家的故事相比，更为清晰地表明父亲的政治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他的父权和他的婚姻权。
即使是这样，弗洛伊德的描述也容易使人步入歧途，因为性契约被他描述成亲戚关系的起源，而他还把社会契约说成是文明的起源史。
然而，弗洛伊德与古典契约论者不同，他明确地宣告父亲对妇女的统治而不仅仅是他对儿子的统治，是她们反抗的原因和他被谋杀的理由。
在弗洛伊德的故事里，杀父是真实的而不是象征性的，儿子为了获得能够获取女人的政治自由而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在讨论社会契约论时，很少有人涉及弗洛伊德的著作。
例如，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把弗洛伊德的杀父故事解释为契约论的翻版，应该与古典的主张放在一起。
P里夫：《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灵》（Freud：The Mind of the Moralist），第7章。
同样，诺尔曼·奥·布朗也把弗洛伊德与古典契约论者联系在一起，他在讲述家庭的故事时说：“书籍的战争重建了弗洛伊德的原罪。
”布朗：《爱的身体》（Loves Body），第4页。
我很感谢布莱勒（Peter Breiner），是他让我注意布朗在《爱的身体》里的解释。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14）
胡利瓮（MHulliung）在《男权制及其早期敌人》（Patriarchalism and its Early Enemies）（载于《政治理论》，1974年，第2期，第410～419页）中也做出了相似的解释，不过，他并没有追究其男权制的含义。
胡利瓮认为杀父没有理由“不转变为一出维护民主观的道德剧”，“谋杀是在‘兄弟’之间进行的，兄弟之间是平等的。
”并且，这种解释可以从弗洛伊德那里找到根据；他在《摩西和一神论》中把兄弟在谋杀父亲之后所达成的和约称为“一种社会契约”。
弗洛伊德，琼斯（KJones）译：《摩西和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第104页。
在弗洛伊德那里，与自然状态相当的是由原始父亲所掌管的原始群落——这是他从达尔文那里借来的概念——原始父亲具有父权，群落里的所有女人都归他所有。
一天，儿子们起来杀了父亲（根据弗洛伊德，他们还吃了他，但我在这里还不想就这个故事的这一意义做进一步的探讨）。
在弗洛伊德的故事里，杀父之后并没有马上出现原始契约和“文明”。
弗洛伊德把巴霍芬的母权阶段放在谋杀与原始契约之间。
然而，母权仅仅是“太古史”上的一段插曲，之后出现了“伟大的进步”，父系制以兄弟部落的新形式重新确立。
弗洛伊德，琼斯译：《摩西和一神教》，第107～109页。
母权之所以被推翻（弗洛伊德仅提到它的消失而没有讲述一个关于它的故事）是因为儿子对父亲的仇恨伴随着对他的权力的崇拜；“他们恨父亲如此有力地阻碍自己的性需要和自己对权力的欲望，但是他们又爱戴他，崇拜他。
”弗洛伊德，布里尔（AABrill）译：《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第184页。
他们所犯的可怕的罪行使他们最终采取措施以保证这种罪行再也不可能发生。
他们认识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原始父亲，或者说具有绝对权力的父亲君主。
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够强大，不能征服其余的人，他们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战争就像阳痿一样危险。
”弗洛伊德，琼斯译：《摩西与一神教》，第103页。
这样，原始契约就签订了。
朱丽叶·米切尔在《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中认为“父亲法”是在杀父之后确立的，这一法律是现代男权制的基础。
恰恰相反，父亲法代表着一个男人不可践踏的意志，它在父亲被杀之前就已经动摇了。
洛克说“显而易见，绝对君主制……实际上与公民社会是不相容的，因此，公民统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洛克：《政府论》，第2册，第90节。
兄弟公民法具有一个与原始父亲的统治完全不同的基础。
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法律，它以兄弟的权力为基础。
弗洛伊德说“他们敢于完成他们单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任何事情。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83页。
儿子在杀父之后“发现，联合起来比单一的个体更有力量。
”弗洛伊德：《文明及郁闷》，第53页。
如果想要维护兄弟地位，就必须对兄弟关系进行规范。
“为了使这种新事物存在下去，”兄弟们必须制订法律，法律对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反过来又“给予兄弟群落的每一个成员平等的权力”。
弗洛伊德，琼斯译：《摩西与一神教》，第153页。
社会契约用公平的公共法取代父亲法，所有成员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公民个体。
父权统治让位于公民社会。
弗洛伊德的故事一半也是这么说的。
弗洛伊德对社会契约的说明也沿用了相同的模式，不过，他毫无疑问地坚信，兄弟契约并不仅仅只创立了自由和公民行政权。
他们之所以恨父亲是因为“他如此有力地阻碍了自己的性要求”。
“虽然古典的故事并没有对有关问题一一详述，但所有有关原始契约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
”弗洛伊德的故事就像菲尔默和契约论者的故事一样，都是从一个已经是父亲的父亲开始的。
有关“原始”政治权力的观点都是在肉体产生之后、在儿子出生使一个男人成为父亲之后开始的。
但是，除非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否则父亲就不可能成为父亲，而她不可能不性交就成为母亲。
政治权力真正从哪里起源？在政治起源故事里，性权被合并为父权，这就相当巧妙地掩盖了这一事实：政治权力的必然开端正在消失。
所有的故事都缺少一册从政治角度讲述起源的书籍。
用弗洛伊德的另一部著作的话说，所有的故事都缺乏有关原始状态（primal scene）的故事。
人们通常所讲述的故事模糊了政治权力的起源。
这并不是为了面子，因为杀父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际中，都不是一个体面的故事。
产生模糊的一个原因是，肉体的出生被改变为男权政治的诞生。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宣称现代社会是在父系制被击败的基础上建立的，如果男性性权要不为人所注意并宣称性关系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相互同意的，那么有关政治起源的一部分故事就必须加以压制。
起源、父亲以及儿子的政治自由（15）
弗洛伊德并不认为杀父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只是一个从来没有实现的权力冲动，这种冲动引起了儿子对父亲死亡的想像。
他坚持认为“我们如此为之骄傲的文明的必然开端，可以追溯至一个使我们所有人的感情都受到伤害的可怕的犯罪”，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206页。
我们无法逃避这个事实。
他在《图腾与禁忌》的结尾说，“处于开端的就是这一创举。
”但是，他指的是哪一创举？在父亲被儿子谋杀之前女人必须成为母亲：这一创举与“可怕的犯罪”有联系吗？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没有原始状态的故事可以供我进行发挥——就像我根据原始契约的故事进行发挥一样。
不过在第三章，为了解释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一个与男性个体同样强壮和聪明的女性个体是如何被征服的，我不得不引申出一个有关原始状态的故事来。
性权必须先于父权，但是，政治权力起源于强奸这种“可怕的犯罪”吗？杀父至少引起了一次伟大的革命。
兄弟们出色地运用了他们从父亲那里夺取的政治权力；他们在犯罪的同时还签订了原始契约。
那么另一个原始创举产生了什么结果？弗洛伊德否认原始状态里发生了“强奸”这种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设想文明的起源时并没有讨论原始状态，原始状态是他在对伍尔夫·曼进行治疗时提出来的。
“原始状态”这个术语是他在分析伍尔夫·曼孩提时代对父母性交的观察和解释的回忆时所使用的。
在孩子看来，父亲似乎是在侵犯自己的母亲。
弗洛伊德注意到，对孩子来说，“性交的通常姿势……不能不造成一种性虐待的印象。
”弗洛伊德：《从婴儿精神病史的角度》（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载于《病例史》（Case Histories）第2部分，第9卷，第277页，注释2。
我之所以能够注意到原始状态是因为拉玛（MRamas）的《弗洛伊德的朵拉，朵拉的癔病；对一个妇女的反抗的否认》（Freuds Dora，Doras Hysteria； the Negation of a Womans Rebellion），该文载于《女性主义研究》，第6辑（1980年第3期），第482～485页。
弗洛伊德认为孩子的解释是一种错误的解释；被孩子理解为父亲的侵略行为的实际上是正常的相互同意的性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中的性关系的一个实例在此无关紧要。
弗洛伊德也说过伍尔夫·曼童年所看到的并不是父母的性交，而是一种以人类的发展继承为基础的童年幻想的一部分。
在弗洛伊德看来，原始状态呈现在孩子的面前。
弗洛伊德对伍尔夫·曼病例的分析可以有三种选择：这个孩子确实看到了父母的性交；他把对动物交配行为的观察放在了父母身上；这个场景是一种种族发生上的遗传。
考沃德（RCoward）在《男权制的先例》第7章对弗洛伊德使用种族发生学的观点进行了讨论。
对这个病例可以用两个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第一，假定童年时代的伍尔夫·曼观察他的父母；弗洛伊德的解释取决于这一假设：在性关系中“同意”具有真正的意义，相互同意的性交明显地不同于被迫的性交。
然而，在大多数法律里，无论妻子同意与否，婚姻契约仍然给予丈夫对于妻子的性接触权。
幼年的伍尔夫·曼对于他所看到的东西的解释可能是准确的，我们无法判断。
并且，在广义的性关系中，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当女人要说“是”时她们说“不”，强奸以及强奸案在法庭的处理方式表明，人们普遍地不能理解相互同意的性交意味着什么，这真是可悲！被迫或不情愿的顺从常常被当成同意。
参看拙作《妇女与同意》（Women and Content），载于《政治理论》，第8辑（1980年第2期），第149～168页；还可参看埃斯特里希（SEstrich）：《真正的强奸》（Real Rape）。
这里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那就是1986年在美国校园里发生的一宗强奸谋杀案。
根据媒体的报导，“两个学校的保安目睹了案件的部分经过，但这两个保安显然没有明白他们所目睹的事实。
保安说他们之所以未加制止是因为他们以为这对人是在进行相互同意的性交”参看1986年9月5日的《纽约时报》。
。
第二，如果伍尔夫·曼是在描述一个童年的幻想，那么弗洛伊德对政治起源的描述使得他对原始状态的解释看似不太可信。
原始父亲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无所约束的；在开始时他的意志就是行动，就是法律，除了他的意志之外，别人的意志都无足轻重。
因此，这一点与在原始状态下女人的意志也具有一定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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