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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名流的情人们-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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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婚姻是由双方家长包办的,并不是郁达夫的意愿。郁达夫曾经说过,他与孙荃的结合,是为了成全年事已高的母亲的心愿,他与孙荃的婚礼是其母亲一手包办的。尽管郁达夫追求新思想,但是对于这场婚姻却无力抵抗。根据郁达夫本人的记述,孙荃是这样一位女性,自幼生活在偏远的乡村,从没进过城市,小脚,看的书只不过是私塾里读的《列女传》、《女四书》等旧书。就连如何才能把一个女人打扮得娇俏,以及怎样才能裁剪出流行式样的衣服都不知道。只把柔顺二字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
  孙荃虽也识字,也懂写诗,比较有才情,但郁达夫对于孙荃,始终缺少一份激情。郁达夫在婚姻问题上的妥协来自他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他不愿意委屈自己的感情,但也不愿意违抗母亲,他能做到的最大的反抗只是不举行结婚仪式,不请媒人而已。
  就当时来说,这是相当破格的举动,对新娘来说,这也是极大的打击。但较之以后的日子,这只是苦涩的开始。结婚以后,两人维持着平静的生活,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了两男两女。
  婚后不久,郁达夫继续他的日本求学之路,1922年回国后,参加了建于1921年的文学组织创造社,编辑多份报纸,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沉沦》、《南迁》、《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著名作品,是难得的一位敢于直视自己的作家。
  1923年起郁达夫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校任教,奔波于各个城市之间。1926年秋天,创造社名誉日下,社务被一帮闲人弄得乱七八糟。发起人之一的郭沫若随着北伐军去了前线,创造社无人打理,一片混乱。而此时,恰逢爱子龙儿生病,郁达夫却奔波于北平和广州之间。不到半年,龙儿患脑膜炎去逝,这锥心之痛差点打垮了他。而他在广州大学的教职,又被别人抢去了。在家庭、事业的双重重压下,在前途的一片灰暗中,郁达夫毅然前往上海,重振创造社。此时的郁达夫,落寞孤寂之情溢于心间,他已经三十岁了,甚感前途茫茫,漂泊不定。
  到上海后,郁达夫住在出版部里,后迁居到市郊的上海艺术大学。宿舍在江湾路虹口公园的后边,四面环着乡农的田舍。远处看得见一排枯树、几簇荒坟和几间红屋顶的洋房。随着春天的来临,窗外的草地也一天天地有了绿意。
  郁达夫一到上海,就开始忙于整理创造社的部务,他在上海的事情主要是写稿,另外还要四处找人约稿。工作上的忙碌辛苦和生活的孤寂形成了极大的落差。在上海的巷子里,他一个人徜徉于酒家、书局和朋友之间,企图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而他的落寞总是难抑于心,这从他的日记不难看出。
  “八日,星期五,雨大而风急。
  晨七时刚醒,听窗外雨滴声更觉得凄楚。半生事业。空如轻气,至今垂老无家,先在友人处,起居饮食,又多感不便……”
  工作之余,郁达夫常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买书或看书,一来二去,和书店的老板内山先生就成了熟人。
  一天上午,郁达夫正在店堂里和内山先生谈话,背后传来一声大叫:“达夫!果真是你!”
  郁达夫转头一看,认出来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孙百刚。孙百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笑着说:“我一进门就听见了你的声音,我们差不多快两年不见了。”
  “百刚,你怎么会来上海?我听说你在温州。”郁达夫遇到旧故,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我来了好多天了。你不是在广州吗?几时到上海的?”
  “我才来不久。”
  “住在哪里?”
  “住在创造社。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马浪路尚贤坊。”
  两人坐下,细谈别后种种。由郁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事情,一直谈到最近险恶的时局,以及若干朋友的沉浮。后来郁达夫问清楚了孙百刚的地址,约定去看他。
  郁达夫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将邂逅他用一生去负担的、痛苦与甜蜜纠缠的浪漫。
  1月份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暖洋洋地从街道上的梧桐树的树枝间参差地射下来。这一天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心中十分感激,还盘算着要写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中。出去办完事后,就去法租界来看孙百刚。



…
当代著名作家郁达夫(2)
…


  孙百刚住在尚贤坊。他住的是一大间前楼,窗口南向,阳光充足,空气通畅,是一间集卧室、膳厅、书房、会客室于一体的前楼。
  刚上扶梯,郁达夫就喊着孙百刚的名字走上来,进屋之后,孙百刚先指着孙太太给他介绍。
  “这位就是孙太太。我和百刚是老朋友,以后要常常走动,请孙太太不要客气。”郁达夫一边对孙太太说着应酬话,一边却看到屋内还坐着另一位年轻女子,心中一惊,居然还有这样漂亮的女子,黑发白肤,明眸皓齿,既有着江南女子的秀丽又兼有新女性的时尚。这位让郁达夫惊为天人的女子就是王映霞。
  “这位是王小姐,我们一起从温州逃难到上海来的。”孙百刚随即指着已经站起来在打招呼的王映霞说。
  “王小姐,请坐请坐。”郁达夫自己也坐下来了。
  “不要客气,她们都读过你的小说,一向景仰你的。”孙百刚对郁达夫说。
  “郁先生,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大作了,大约有杰作在创造中吧。”孙太太忙着招呼王映霞,这样敷衍着达夫。
  “我的小说都是青年时期胡乱写成,说起来是难为情的。近来也没有心思多写了。”郁达夫神经质的脸上,薄薄地泛起一层红晕。
  “郁先生,郁太太是不是在上海?”孙太太坐下来这样问。
  “她是乡下人,没有出来。”郁达夫很自然地回答。
  不知怎的,话题转到王映霞的外祖父王二南身上。
  “二南先生的诗,我从前在杭州报上常读到,一向佩服他老人家的。”郁达夫似乎对王映霞表示好意地说。
  “他近来年纪大了,也不常做诗。”王映霞淡然地回答。
  “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似的,一时想不起来了。”郁达夫突然这样说,额角上的青筋有点鼓起来了。
  “……”王映霞不说什么。
  “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的。”孙太太只好这样敷衍着。
  随便谈了一阵,孙百刚看已快到吃中饭的时候,关照孙太太去预备酒菜。不料郁达夫站起来拦住道:“孙太太,你不必客气,我今天特地来邀你们出去吃饭的。在上海,我比百刚熟些,应该让我来做个东道主。”郁达夫一只手拿着呢帽,做着手势,要他们一起同去吃饭。
  “既来之,则安之,今天就在此地吃点便饭吧。附近有家宁波馆子,烧的菜还不错,去喊几样很便当的。”孙百刚要郁达夫重新坐下。
  “不行不行,今天我是诚心诚意来请你们两位及王小姐的,我现在去打电话,喊汽车去。”郁达夫边说边向门外走去。
  “达夫,等一等。即使要去也要让她们换换衣裳。”孙百刚看没有方法拒绝了,只好这样说。
  “好的好的,反正时间还早,请孙太太王小姐慢慢地收拾起来。”
  孙太太和王映霞同时对孙百刚说:“我们不去,还是请郁先生在此地吃便饭算了。”
  “我们要是一定不去,他要不开心的。大家是老朋友。没有关系的。你们赶快打扮起来吧。”
  “有什么打扮呢,就这样去好了。”孙太太随便地说。
  “孙先生,我想不去了。你和孙太太两人去吧,我觉得不好意思的。”王映霞从来没有这种局促的样子。
  “有什么不好意思呢?莫非还怕难为情吗?不要耽搁时间了,快些换衣裳吧!”王映霞被孙百刚一催,预备化妆。
  不久,她们衣裳换好了。王映霞看起来特别出色,一件鲜艳的大花纹旗袍,衬托出发育丰满的匀称身材,像是夏天阳光中一朵绽开的荷花,在娇艳之中,具有清新之气。
  “你们等一等,让我去喊车!”郁达夫的神情特别兴奋。
  “何必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喊汽车?孙百刚追出去,在扶梯口朝下对郁达夫边笑边说。同时,招呼王映霞、孙太太一同下楼。四个人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然后又去吃夜饭。那天,四人至夜才尽欢而散。
  郁达夫回到寓所,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已过而立之年的他,被爱搅乱了心绪。
  当天晚上,郁达夫无心睡眠,漫步在马路上,心中满是欢喜和亢奋。王映霞的出现给郁达夫孤寂寥落的一生注入了希望和新鲜。郁达夫不停地回味王映霞的一笑一颦,品着举手投足间的韵味,情不自禁地边走边笑起来。他一面猜测王映霞对自己的情义,一面又因自己设下的种种假设而苦恼。他的爱情一开始就在这种矛盾中度过。
  自从那一天起,郁达夫就两天三天地往尚贤坊跑,不管有事还是没事。郁达夫在日记里忠实而细腻地记下了自己的感情历程:
  1月15日
  晚上至杭州同乡孙君处,还以《出家及其弟子》译本一册,复得见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韵楼游,人多不得畅玩,遂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二十二……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后只有十天了,我希望二十二这一天,早一点到来……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
  1月27日
  昨晚上醉了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那我半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拿出勇气来干下去吧。……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一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



…
当代著名作家郁达夫(3)
…


  ——摘自《达夫日记》  
  3月25日
  午后五点多钟和蒋去看电影。晚饭后又去王女士那里,请她们坐了汽车,再往北京大戏院去看影片。十一时前后看完影片出来到一家小酒馆内请她们喝酒。回家来已经是午前一点多钟了。写了一封给王女士的短信,打算明天去交给她。
  ……今晚上月亮很大,我一个人在客楼上,终究睡不着。看看千里的月华,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琐事,又想到王女士离去的那几眼回盼,……啊,这一回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
  ……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
  ——摘自《达夫日记》  
  他终日徘徊在王映霞楼下,一向生活拮据的他突然变得挥金如土,他与王映霞的恋爱方式不是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是上高级饭馆,看好莱坞电影,尽情地追赶着摩登都市的时尚。但是年轻美丽而又受过新式教育的王映霞面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几岁家有妻儿的著名作家始终处于矛盾彷徨之中。
  郁达夫第二天找借口又来到尚贤坊时,她已经猜到郁达夫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出于少女的矜持,在和郁达夫交往中,她刻意地保持着若远若近的距离。
  对于郁达夫有妻有儿这个事实,始终是王映霞心中难以逾越的鸿沟。并且王映霞自己已订婚,一方罗敷有夫,一方使君有妇,两人交往困难重重。
  郁达夫为了赢得王映霞的欢心,写了无数的情书给她,这些情书也和其日记一样,对其情感有直接的流露,虽面临挫折与困境,他仍然毫不间断地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给王映霞。
  1927年1月28日,郁达夫为了阻止王映霞嫁为人妇,给王映霞写了一封情书,信中说:“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或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为了说服王映霞,郁达夫还极尽劝服的能事:“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尽管王映霞心中为他打动,却看不到两人感情的出路,毕竟郁达夫割舍不了他的妻儿,给不了她名分;对王映霞来说,名誉是第一位,婚姻是第二位,然后才是爱情。为了躲避郁达夫如火如荼的追求,她决定回杭州,给郁达夫一个清净,也让自己静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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