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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归宿-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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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创立于1993年。其创办资金来自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获“笹川国际环境奖”10万美元。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和奖励为环保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属公募性质。
中华慈善总会——1994年由前民政部副部长崔乃夫发起成立，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其成立背景正是在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觉悟迅速提高、各种活动蓬勃发展之时。该组织的工作内容虽然与其他公益组织大同小异，其特点在于其“总会”性质，是联系其他公益组织的纽带，下属有90余家各省市的会员组织，每年向它交纳会费。它也是公募性质，在全国有由专业和志愿人员组成的特殊网络。
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端，以见一斑，绝非全面介绍。在全国以及地方省市还有许多类似的组织，其知名度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些组织尽管都隶属于政府，但总的趋向是更加独立，与主管单位的联系日益松散，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的比例日益减少，而更多依靠向社会募集。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相当长时期内，此类组织在发展现代公益
事业中将起骨干作用。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灰色地带
二、 “灰色地带”
按照正常的逻辑，根据目前的规章制度，似乎很少有私人公益组织能有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空间。但是在现实中有许多事情并非黑白分明，非此即彼。我国现在正经历空前的特殊转型期。令人鼓舞的、推动进步的强大动力与来自传统势力、传统观念以及滞后的规章的阻力并存。不过具体到公益事业领域，还存在另一“中国特色”的因素足以平衡规章的束缚，那就是灵活性。在严格禁止和完全合法之间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正式名称，可暂称之曰“灰色地带”，也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地带。正是在这一区域内，近年来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教育、扶贫、救助妇女儿童、关心老弱病残、环境保护以及学术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现象也说明一方面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对公益事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孕育着丰厚的财源和善心的潜力，二者汇成不可抗拒的潮流。
此类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 有些名义上隶属于某个政府机构或官办组织，但实际上是由私人运作，很少受到政府关注。有些是民营企业家或公司出资，在工商部门注册，根据条例的规定有一个本专业的主管部门，但联系比较松散。它们都被称作“民办非企业单位”。尽管这一称号有些古怪且不合逻辑，但已有不少这类组织在这样的安排下存在多年，并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它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不便是作为事实上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不享受自动免税的待遇，而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可以在有关组织和税务以及其他行政部门之间通过个案协商用变通办法部分地解决。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小规模的草根组织活跃在公益事业的领域内，几乎每一个省都有，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这是最有潜力和值得关注的部类，但对它们又难以认定，难以统计，也难以作概括的描述。甚至以“民间”、“草根”来形容也不确切，因为有许多组织名义上由当地政府与个人合作运营，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很小，只是给予某种准许或默许。不过这一默许也很重要。有一些组织在严格意义上讲可能不算“合法”，因为没有主管单位，也不能正式注册，但也并未被指为“非法”。只要地方当局认为它为当地带来好处，并无冒犯之处，就可以存在下去，并可能受到欢迎。民间的公益活动大体上又可分为个人的和企业的。以下就这两类各举数例以见一斑，当然是挂一漏万的。①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茅于轼的创举
（一） 个人
１ 茅于轼的创举
茅于轼是著名经济学家，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他的著述的特色之一是把经济学与社会伦理、公民教育联系起来。1992年退休后，他就致力于把他的理念诉诸实践，追求一个既繁荣又公正的社会。1993年他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创办天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研究所（非营利组织），后来又成立“天则咨询公司”（营利机构），在国际国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此处着重讲他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活动：
（1） 小额贷款。
1993年，茅于轼与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创办“龙水头村民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龙水头基金会”），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援用孟加拉尤努斯创建的格里曼银行的小额贷款方式。第一笔资金来自茅本人捐出的500元，他证明对一个贫穷农民来讲，有没有这500元，结果可以大不相同。这一做法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逐步吸引了当地政府以及国内外媒体的注意，资金源源而来，一种是捐赠，一种是以存储方式，可以收取利息，但大多数存款人把利息再次投入基金。放贷的主要方面是农业生产、小企业、医疗和教育。尽管用于后两项的数字要小得多，但改善健康和教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1998年这一模式扩大到另外两个村： 湍水头与小寨上。最近，在茅的建议下，基金会又把部分资金外加关心教育的人士的捐款成立专门项目以补助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员。这些教员经过资格考试加以调整，可以每月增加80到120元的收入（原来的工资每月只有80元）。
根据2004年公布的数字，龙水头基金会的资产已经从最初的500元增至53万元，10年来共放出180万元，成绩显著。其意义不仅在于以小额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穷人开始创业，更在于传播一种新的观念，使他们由此懂得了投资、贷款、风险等知识，依赖自己的勤奋和信誉脱贫致富。随着城市居民和富有的村民逐渐投资，基金会也建立起贫富之间的纽带，这种贫富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慈善的基础上。实践证明，在贷款到期时偿还率很高，大多数受惠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增加了收入。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劳和诚实得到他人的帮助，建立了新生活。这一尝试的价值受到许多学者以及世界银行的肯定。有人将它比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
尽管如此，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这一做法原则上还是“非法”的，因为并没有正式注册。由于其从一开始就建立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规范的操作和财政完全透明，它经受了政府部门的各种审查，所以迄今为止，它还在“灰色”区域继续运行，并作为有创意的、见实效的公益事业范例，享有较高声誉。
（2） 富平职业技能学校。
尽管龙水头基金会的实验富有成效，赢得多方赞誉，但其创办者在长期的扶贫实验中仍深深感到，由于城乡之间天然存在的差距，农村的就业机会匮乏，他们转而把目光转向如何帮助农民进城谋职就业上。
茅于轼认为，农民进城能否顺利就业，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有无高效的就业培训，二是有无良好的就业中介机构的引导。因此他与汤敏决定为农民进城务工办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他们选中北京家政服务业作为开端，专门为城市居民培训合格的家政服务员。学校起名为“富平”，既为“扶贫”之谐音，又有使平民百姓尽快富裕起来之意。富平学校提出两大目标： 一是为农村低收入农民创造就业机会；二是推动城市社区服务业发展，创造新生活。学校致力于打造出一条低收入农民进城务工，进而脱贫的新渠道。职业学校定位为非营利机构，实行股份制，股东投资不分红，办学收入用于学校发展。茅、汤二人自己慷慨解囊，并得到一些志同道合者在他们的感召下的赞助，学校筹得了开办资金，2002年在北京通州区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学校起初专门培训家政服务员，故又称“保姆学校”。在招收生员和解决运作经费方面，他们摸索出一条道路，把富平学校变成农村扶贫工作的一个有机环节。具体做法是与一些省的扶贫办签署协议，由当地扶贫办负责招生、体检、办理各类证件并将学员安全护送至北京站，并承担学员一半的食宿培训费；学校则负责学员进京后的培训和推荐就业，并先期垫付其余一半的食宿培训费，学员在毕业就业后分3个月偿还。学校向雇主也收取一定的手续费。食宿培训和手续费都尽量低廉。这一操作方法行之有效，进展顺利，招生量迅速上升。许多贫困地区政府对此十分热心。学校现在已经与国务院以及安徽、湖南、河南、甘肃、陕西五省的扶贫办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到目前为止，已培训并介绍上岗5000名学员。2004年10月又申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把服务送到社区。
除家政服务外，目前富平学校还有两个中心： 一个是“农民工城市发展协作中心”，以纺织服装行业为突破口，开展与制造业工厂的联合培训与就业安置服务，目前已培训农民工500余名进入服装制造行业，并在工厂辅助下成立了工人互助网络，促进工人与管理层的良好对话，关注工人的权益保护与职业发展。另一个中心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进一步推进与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合作，促进以体面就业为核心的扶贫工作，同时为政策创新提供参考。
总的说来，富平学校体现一种理念： 不仅帮助进城农民体面就业，获得基本经济收入，还要帮助他们在城里逐步立足，实现自我发展。目前除中国有关部门外，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国际计划等国际援助机构都给予资助和合作。其创办人打算下一步扩大到培训北京下岗职工，帮助他们做家政服务公司“小老板”，尽快实现培训和就业的“双赢”。
（3） 扶贫基金会。
2004年1月，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后，茅于轼与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又在已有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扶贫基金会。现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正在争取注册中。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张淑琴的“中途站”和“儿童村”
2 张淑琴的“中途站”和“儿童村”
张淑琴原是西安一所监狱的警官。她见证了太多的刑满释放的妇女由于难以为社会所接受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所以就想建立一个名为“中途站”的机构，帮助这些妇女进行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就业，机构成立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后，她注意到许多服刑人员，特别是女犯，她们的孩子处于无人照管而且受歧视的境地，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1996年， 她得到当地一名企业家郭建华的赞助（郭建华本人曾在“文革”中坐过牢，改革开放后经商致富），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所收容罪犯的孩子的“儿童村”。张淑琴为“儿童村”找到了主管单位，并在陕西省司法部注册，接着又在陕西陇县与河南成立了类似的儿童村。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捐助款项源源而来，同时全国各地纷纷申请把类似的儿童送到儿童村来，或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类似儿童村。此后，郭建华留在陕西继续办原来的儿童村，张淑琴于2000年赴北京，建立了“特殊儿童教育中心”，附属于全国慈善总会，这实际上是“儿童村”的全国性组织。到2003年，已有4所“儿童村”，收留培养了400名服刑犯的子女，迄今为止，这些儿童及其刑满释放的父母无一重新犯罪。
与其他自发的民间公益组织一样，张淑琴也遇到了作为非营利组织注册的困难。“儿童村”只能以“罪犯子女教育研究所”（现在称“北京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因此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也不能进行公募，只能依靠个别的热心人捐赠以解决经费问题。例如校舍是一位马来西亚人所租用的，他慨然无偿地借给“儿童村”10年；医务所是一家药厂捐赠的；其余捐赠来自包括雀巢、奇异等企业以及英国“拯救儿童”等组织。“太阳村”的孩子也学习一定的劳动技能，如开垦种植校园内的小块土地、木工、剪裁等。有一批志愿者为张淑琴的事迹所感动，自愿提供帮助，并协助她成立了“中国照顾儿童志愿者协会”，其作用是动员这方面的志愿者不但为这一儿童村服务，而且也为其他儿童福利工作如孤儿院等服务。
张淑琴一直在探索生产自助、自给自足的道路。据2005年8月10日《公益时报》报道，经过十年的艰难摸索，张淑琴已经找到一条企业化管理的独特模式。她的“北京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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