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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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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貌合神离”：吕赫若小说与中日文化观念的本质区别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16世纪的欧亚大陆划分为西欧文明、东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远东文明六个文化圈。这种划分不一定准确，而且日本文明能否与其他五个文明圈相提并论，恐怕还会有争议。但笔者认为，汤因比对日本文明独特性的充分重视，是不能不给我们以启示的。大和民族虽然向来以善于吸收异国文化、并借助于异国文化迅速发展自己而著称，但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心理传统，尤其是由岛国相对封闭和狭小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在几千年日积月累中形成的恒常而稳定的文化心理意识，不可能因为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而发生根本改变。一方面，在普通日本人的民间生活当中，应该说始终有一个类似“独立王国”般的领域，是包括中国的儒教与西方现代文明观念等外来文化所无法进入的。而恰恰是这个“独立王国”，才构成了日本文化传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实质性内容，正是这些实质性内容，造就了大和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在接收和引进（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异国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异国文化在逐步被本民族成员所接受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本质性的变异，从而与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有了很大不同。实际上，两个民族的文化特质不会因为相互的交流与融合而实现彻底同化，除非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彻底消灭。
从这个意义上讲，受汉文化孕育而形成的台湾人的文化心理与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着天然的深层次的异质性的。这些深层次的差异与冲突，恰恰是中、日两个民族在那些最为本质的文化心理观念上的根本性冲突。日本殖民主义者一厢情愿地幻想依靠自己的强权统治，就能摧毁台湾民众代代相传的汉民族文化心理意识的“独立王国”，把台湾人“改造”成殖民统治的忠实顺民，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完全“同化”台湾普通民众的心灵，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枉费心机。因此，在吕赫若等现代台湾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心理冲突，恰恰是中、日两个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差异与冲突的具体反映。尽管吕赫若生长在殖民时代，他在学校里接受的主要是日语教育，在殖民高压下甚至被迫用日语写作，但他作品体现出来的汉民族文化特质，恰恰印证了他与日本文化之间“貌合神离”的必然关系。有学者在比较中日现代文学时指出：“在考察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国文学中，日本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日本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处在一个饶有趣味的矛盾统一体当中。一方面，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引人注目、触目显眼的，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又多是外在的、暂时的和局部的，而不是深刻的和本质的。”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这虽然是针对整个中日现代文学而言的，但借用来论述作为个案之一的吕赫若的作品，又是何其准确贴切！
笔者在前几章里已较为详细地列举并分析了吕赫若小说中的汉民族文化特质，在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社会学的某些观点，参考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从几个最明显的角度，来粗浅地谈一下吕赫若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的根本性差异。
首先，中日两国虽然都把家与家庭看得极重，但“家”的具体观念却有着很大差别。“日本人家庭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在这种观念下，血缘的纽带关系可以趋向淡薄，家庭里的外来人如妻子、儿媳、就赘女婿，比亲兄弟、亲姐妹，亲女儿可能更重要。以经营为目的的家庭，在削弱血缘关系的同时，能够吸收非血缘关系的成员，可以让外来人作后嗣或继承人，甚至可以吸收仆役、管家为家庭成员。”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02页。这样的文化心理观念与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普遍看重完全不同。中国人“家族”及“宗族”等群体组织的形成，其实都是基于对血缘承传关系的充分认可与重视的基础之上的。而整个“国家”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放大了的“家”；但是“家”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像是一个应该归属和服从的小集团，如果说他从小在这个小集团里接受到的是服从、忠诚等品质的熏陶与教养，这为他步入社会后融入另一个集团（如公司、单位等），服从与忠诚于另一个“家长”（公司或单位里的领导等）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在一个传统中国人看来，那天然的由生理造就的血缘关系，就如同传统民居的院墙一样分开了亲与疏、远与近的关系。“院墙”以外的人要想进入院墙，那是很费周折的。——了解这一点，你才能充分地理解吕赫若小说中那些不被人注意的文化心理内涵。例如为什么《合家平安》中的范庆星对待自己的养子有福，竟然表现得如此冷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甚至还不如见到自己妹妹家的孩子表现得亲切？《逃跑的男人》中的庆云为什么会对继母及两个“拖油瓶”如此戒备与仇视，以至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山川草木》中的宝莲，在父亲因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后，宁愿放弃自己的学业与前途，回家率领自己的弟妹，投奔到乡下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舅舅身边，也决不愿意把未成年的弟妹交给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抚养。在这里，除了担心弟妹会受到继母的虐待外，还有一种内外之别的情感和观念在起着作用。而继母之所以往往要对前夫所生的孩子冷漠乃至虐待，也同样与这样的情感、观念不无关系。不无巧合的是，吕赫若本人在鹿窟基地案中不幸遇难以后，也多亏了他的妻弟，也即孩子们的舅舅对他们一家无怨无悔的照料。现实生活与小说虚构竟会如此相似，不能不令人生出许多感慨。
其次，中日两个民族对性的态度和观念也有着根本差异。只要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与中国人视性为禁忌，在性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含蓄不同，日本人对性的看法，要比中国开放、直率得多。这是两个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差别之一。日本的创世神话虽然也有兄妹结婚的内容，但在描述的具体内容方面，它着重于对人类祖先尽情享受性快乐的情节的描述，而对兄妹俩在愉悦之中无意间创造出人类一事，并没有太多张扬。而且，这种对性需求的自然属性和独立存在的原始认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在此基础上，男女裸体一般被认为是与性分离的存在。日本民族对裸体的态度，要比中国人更为宽松、自然。悠久的男女同浴传统习惯，作为“国技”的相扑运动员近乎赤裸裸的竞技体态，都没有引起日本人文化心理上的不雅之感。日本人这种两性关系的开放性，对于初到日本的异国人来说，往往是令人感到惊异和不适应的。据说公元1596年，朝鲜访日通信使黄慎等人，在访问日本后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而撰写了《日本往还日记》一书，其中在谈到当时日人的习俗时曾说：“俗尚淋浴，隆冬不废，常在市街设为浴室，以收其值。男女混处，露体相狎而不相羞愧，与客戏狎，无所不至。……转引自［日］梅忠棹夫、多田道太郎编：《日本文化的构造》，日本讲谈社1973年版，第21页。近现代史上的不少中国文人初到日本后，也都对此感到了“文化震惊”和心理不适，这在《留东外史》、《沉沦》等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从这样的文化观念再来看吕赫若对爱情及男女关系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吕赫若小说中的两性关系，毫无例外地打上了汉民族文化的特色。尽管吕赫若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和日本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还在东京生活过不少时光，但在这方面吕赫若似乎一丝一毫都没有被“同化”。尽管婚姻爱情是吕赫若小说的重要主题内容，但他往往通过这一题材表达了对女性和家庭伦理悲剧的深切关注，而对本真意义上的爱情心理，尤其是性爱心理，吕赫若是很少涉及的，他似乎在有意地回避这一话题。相反，在笔者看来，吕赫若擅长描写的既不是刻骨铭心的相知相爱，也不是火热浪漫的一见钟情，更不是性与爱交融的快乐，甚至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他更多地写出了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相互欣赏，写出了近于友谊但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友谊的一种友情关系。这种友情因为发生在男女两个性别之间，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性的吸引与欣赏，因而比一般的同性朋友之间多了一些朦胧、浪漫和诗意；又因为情感双方彼此没有什么奢求而多了一些相互信任和理解；它近似于亲情，却又不像真正的兄妹之情那样浓烈深厚，它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保持着独立的个性与尊严。因此这种情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却又包容了这三种情感的某些特点，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第四种情感”。尽管吕赫若对此着墨并不太多，但他无疑是描写这“第四种情感”的擅长者。无论是《山川草木》中“我”与宝莲之间近于兄妹之间的信任与交往，还是《蓝衣少女》中妙丽对自己的老师万钦的那种同情、关切乃至敬慕，甚至《春的呢喃》中伯烟与珠里短暂交往中形成的微妙轻逸的情感纠葛，都显得那么逼真细腻、惟妙惟肖。笔者甚至以为，正是在对青年男女之间朦胧模糊的感情传达上，显示出吕赫若那独特的敏感与细腻，吕赫若的艺术才华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舒展。而这，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矜持而稳重的处世风格、含蓄而细腻的情感方式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与日本作家执着于性心理的表现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为文化观念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之一的文学观，中日两国也同样有着本质的差异。中国文学从古至今一直与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密切关联。不论是政治促进还是限制了文学的发展，政治都始终是文学不可缺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在日本文学中，个人的遭际、个人的体验、个人心理的刻画、个人的喜怒哀乐虽与社会有关，但作家们并不着意把个人放在社会的大视景中去表现，而是尽可能孤立尽可能纯粹地描写个人，表现个性，以至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最典型、最流行的个性化文体——‘私小说’，又在‘私小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纯文学’，即剔除社会性的文学。在日本文坛看来，文学中加上了社会的政治的东西，就有碍于文学的‘纯粹’，所以，‘纯文学’的价值观一直是日本现代文学最核心的文学价值观”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其实何止是日本现代文学，日本古代作家不也同样奉行一种“纯文学”的价值观吗？这与中国古代、现代作家们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的热烈关切可谓迥异其趣。那么，究竟是什么历史文化原因导致了中日两个民族对待文学的态度会如此不同呢？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先生认为：“日本从事文学的阶层，古时是宫廷女官、法师、隐士、市民，这些人都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的‘游戏精神’，使他们‘超政治’；而中国从事文学的是士大夫，即官僚和知识分子，都是政治的‘局内人’，因而不‘超政治’”。［日］铃木修次著，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这样的分析未必全面，也未必准确，不过我们应看到，正是中日两个民族的文学观有着如此差别，所以“在日本文学史上，当政治对文学干预最严重的时候，文学便面临窒息乃至死亡。十五年侵略战争按：指包括对华侵略在内的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外扩张。时期，是日本政治干预文学最严重的时期，文学也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浩劫。而在中国，政治却是文学的一种外部推动力，正确的、进步的政治影响甚至政治介入，基本上没有妨害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笔者以为这里的“政治”一词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政党政治”，而应是一种广义的占据时代主潮的社会政治概念。对于处在民族危亡之中的近现代中国作家来说，最大最紧迫的“政治”，就是难以自抑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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