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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语录新编-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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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全集3》P418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全集3》P418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革命文学》，《而已集》，《全集3》P543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革命文学》，《而已集》，《全集3》P544
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怎么写》，《三闲集》，《全集4》P19
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
《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全集4》P83
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全集4》P84
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致蔡斐君/1935年9月20日》，《全集13》P220
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两地书·三二》，《全集11》P97
看看水果店之对付水果，何等随便，使果树看见，它一定要悲哀，我觉得作品也是如此，这真是无法可想。
《致章廷谦/1928年11月7日》，《全集11》P642
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
《重三感旧》，《准风月谈》，《全集5》P325
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文学艺术（2）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全集4》P133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全集4》P134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
《后记》，《朝花夕拾》，《全集2》P328
……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
《“滑稽”例解》，《准风月谈》，《全集5》P342
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论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278
然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真是无可奈何。
《致陶亢德/1934年4月1日》，《全集12》P369
中国究竟有无“幽默”作品？似乎没有。多是一些拙劣鄙野之类的东西。
《致增田涉/1932年5月13日》，《全集13》P485
所谓中国的“幽默”是个难题，因“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
《致增田涉/1932年10月2日》，《全集13》P499
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木刻纪程〉小引》，《且介亭杂文》，《全集6》P48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诗歌之敌》，《集外集拾遗》，《全集7》P236
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文艺的大众化》，《集外集拾遗》，《全集7》P349
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三闲集》，《全集4》P147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全集4》P204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致萧军/1934年10月9日》，《全集12》P532
如果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致李桦/1935年2月4日》，《全集13》P45
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2＇，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
《致李桦/1935年2月4日》，《全集13》P45
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全集4》P367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全集4》P369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文学艺术（3）
《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全集4》P440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3＇。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集外集拾遗》，《全集7》P383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集外集拾遗》，《全集7》P383
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译文序跋集》，《全集10》P292
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
《致江绍原/1927年11月20日》，《全集11》P597
刚才看了一下目录，英德文学里实无相宜的东西：德作品都短，英作品多无聊（我和英国人是不对的）。我看波兰的《火与剑》或《农民》，倒可以译的，……
《致胡风/1935年5月17日》，《全集13》P128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致李桦/1935年2月4日》，《全集13》P45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4＇，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那倒不过是模仿。“达达派”＇5＇是装鬼脸，未来派＇6＇也只是想以“奇”惊人，虽然新，但我们只要看Mayakovsky的失败（他也画过许多画），便是前车之鉴。既是采用，当然要有条件，例如为流行计，特别取了低级趣味之点，那不消说是不对的，这就是采取了坏处。必须令人能懂，而又有益，也还是艺术，才对。
《致魏猛克/1934年4月9日》，《全集12》P381
所说的《现代版画》的内容小资产阶级的气分太重，固然不错，但这是意识如此，所以有此气分，并非因此而有“意识堕落之危险”，不过非革命的而已。但要消除此气分，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
《致李桦/1935年6月16日》，《全集13》P150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
《致李桦/1935年6月16日》，《全集13》P151
看画也要训练。十九世纪末的那些画派，不必说了。就是极平常的动植物图，我曾经给向来没有见过图画的村人看，他们也不懂。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他们就万想不到会有这等事。
《致赖少麒/1935年6月29日》，《全集13》P162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随感录四十三》，《热风》，《全集1》P330
……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厌恶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7＇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
《致姚克/1934年4月12日》，《全集12》P385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论照相之类》，《坟》，《全集1》P187
办小刊物，我的意见是不要帖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编辑要独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是中国人的老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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