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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游戏-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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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请记住，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着别人的劳动，人们必须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所领受了的和正在领受的东西。
猎人博弈的帕累托优势
设想在古代的一个村庄有两个猎人。为了简化问题，假设主要的猎物只有两种：鹿和兔子。在古代，人类的狩猎手段比较落后，弓箭的威力也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假设，两个猎人一起去猎鹿，才能猎获1只鹿。如果一个猎人单兵作战，他只能打到4只兔子。从填饱肚子的角度来说，4只兔子算管4天吧，1只鹿却差不多能够解决一个月的问题。这样，两个人的行为决策就可以写成以下的博弈形式：要么分别打兔子，每人得4；要么合作，每人得10（平分鹿之后的所得）。
两个纳什均衡，就是两个可能的结局。那么，究竟哪一个会发生呢？是一起去猎鹿还是各自去打兔子呢？这就和情侣博弈一样，不能完全由纳什均衡本身来确定。
比较（10，10）和（4，4）两个纳什均衡，明显的事实是，两人一起去猎鹿的赢利比各自去打兔子的赢利要大得多。按照长期合作研究的两位博弈论大师美国的哈萨尼教授和德国的泽尔腾教授的说法，甲乙一起去猎鹿得（10，10）的纳什均衡，比两人各自去打兔子得（4，4）的纳什均衡，具有帕累托优势。猎人博弈的结局，最大可能是具有帕累托优势的那个纳什均衡：甲乙一起去猎鹿得（10，10）。
比起（4，4）来，（10，10）不仅是总额的改善，而且每个人都得到很大改善。这就是（10，10）对于（4，4）具有帕累托优势的意思。关键是每个人都得到改善。
这里要解释一下何谓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优势。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效率准则是：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我就必须损害你或别的什么人，要想再改善你就必须损害另外某个人，一句话，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的人了，这时候就说一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相反，如果还可以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改善任何人，就认为经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就不能说已经达到帕累托效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猎人博弈”中，两人合作猎鹿的收益（10，l0）对于分别猎兔（4，4）具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如果比较原来的境况（4，4），现在的（10，10）我们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作为定义，帕累托改善是各方的境况都不受损害的改善。
可是上面的情况是假设双方平均分配猎物，也就是说，两个猎人的能力和贡献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
如果一个猎人能力强、贡献大，他就会要求得到较大的一份，这样分配的结果就可能是（14，6）或（15，5），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能力较差的猎人的所得，至少要多于他独自打猎的收益，否则他就没有合作的动机。如果合作的结果是（17，3），相对于分别猎兔（4，4）就没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3比4小，乙受到损害。这样，我们就不能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虽然17比4多，改善了很多，17＋3也比4＋4大很多，改善了很多，但是3比4小，乙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所以站在乙的立场，（17，3）没有原来的（4，4）那么好（第一个数代表甲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第二个数代表乙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如果合作的结果如此，那么，乙一定不愿合作。可见，帕累托改善是一种各方都认同的改善，不是要求任何一方作出牺牲的改善。
“帕累托效率”很有现实意义，也是目前经济学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几年前曾出过一本书，名为《改革正在过大关》，他指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乎成败的紧要关头。改革开放的成就世人共睹，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关于中国的成功有很多分析，有人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前苏联、东欧那样一步到位的“振荡疗法”或“休克疗法”，社会损失较小。深刻一点的分析，则说中国的改革是从体制外的改革开始，向体制内的改革发展等等。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直到前几年为止，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上是一种帕累托改善的过程。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发了大财，社会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是广大人民的收人也多多少少在增加，生活基本上都在改善。可是这种改善总要被帕累托效率代替：有些人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的发展付出代价。
例如目前的国企改革问题。国企效益不好，既有责权不分、经营不善的原因，也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国有经济一直承担着“企业办社会”的重任。企业办社会，就一定会损失效率。兼办社会的国有经济，担负着为改革开放提供安全网的作用。国有经济不仅承担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且是亿万职工生计的保证。当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等“体制外”经济轻装上阵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有经济承担了国家和政府的许多社会责任。
现在，改革已经向纵深发展，突出的问题是国有经济如何适应市场竞争。当年，因为国有经济分担了国家和政府的重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才得以进行下去。现在，很多“国企”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办社会”更是难以为继。一方面是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又刚刚起步，无法承担大任。这就造成了尽管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同时有些人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的“帕累托效率”。显然，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改革的深化是十分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审时度势进行改革，多种渠道化解社会困难，把非帕累托进程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是今后几年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也正是吴先生所说的“过大关”。
启示：一个在金钱上富足的人，还有心关怀受困于窘境的穷人，才叫真正的富人。丰富的内心是惟一能够使我们获得供给的源泉，幸福存在于满足者的心中。
再分配的局限性
人们公认，平等是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目标之一。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再分配税制，即富人多缴税，国家用税金提高社会福利，这是符合“边际效用”原则的。
“笼中猪”博弈中，大猪所以宁愿让小猪多得益，正是因为它的得益大于成本，而小猪不愿这样做，也是因为成本大于其所得。既然富人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那么让他们多承担一些促进社会福利的事，也很公平。
这表现在制度上，就是税率的差异，收入越高的人，税率也越高。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超过70％，而瑞典等北欧“福利国家”就更高。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税率的弊端逐渐显现，因此，许多国家将最高税率大幅度下调。
降低税率的主要动机，源于高税收对工作的激励的损害作用，即努力工作的人并不比游手好闲的人幸福多少。
现在，一方面存在更大的积累财富的激励，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当然，不平等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所得税只是消除这种症状的一个生硬的工具，而不是原因。考虑一下，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而这些原因对设计一个理想的税制又有什么影响？实施这一理想体系会有什么问题？这一体系与现有体系相比有什么区别？
我们从研究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一些原因着手。首先是运气。有两种运气。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多了某种天才或优势。即便在这些方面起步平等的人，运气也会青睐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许多人以为，运气产生了某种不平等，这是不公平的，用于平衡这类优势的税制得到了广泛支持。
其次是努力。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当人们对税制损害工作的激励的说法表示同意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提供努力的激励。假如政府决心抽取相当大一部分的劳动成果，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呢？许多人还认为，人们应该有能力保留自己的劳动果实的说法在道义上也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假设政府希望做到既能从每一名公民的劳动果实中至少抽取一部分，又不会损害工作的激励。如果收税者分辨得出每一个人付出了多大努力，做到这一点当然毫无问题。每个人应该上缴的税款数目可以直接与他付出的努力挂钩，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性的税制，目标针对那些努力程度未能达到理想水平的人。
不过，实际上我们很难对成千上万工人的努力进行监控。他们可能每天按时上下班，但他们可能漫不经心，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作质量，哪怕是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
人们还发现，要在毫无物质激励的前提下提高工作质量，简直难于登天。它使人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在前苏联，工人中有这样一句话描述自己和政府：“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支付我们的工资。”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哈耶克指出：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但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无论是科技进步、商品生产和生活提高，都不可能是齐头并进，而是由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不断扩展。如果不允许少数人提前享受进步成果，多数人的共同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启示：一位富人曾经这样说过：即使现在把我全部的财产散尽，我相信过几年它们还会重新回来。黄金总是闪闪发光——即使在泥土中也是这样。
为什么“重农抑商”
经济学思想史上，人们对于一个经济如何才算是有效率的，一直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孔子的“不患寡，患不均”，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讲求平均，很难作为效率的标准。可以说，效率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一个概念。
古代中国人不知“帕累托效率”为何物，但却似乎早就将这一法则烂熟于心。一般认为，“重农抑商”思想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这一思想中居然也有“帕累托效率”的影子。古人认为：商业只是“五马换六羊”的交换，商业活动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一些人因商业致富，必然有一些人因商业“致穷”，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人在中国总是和“为富不仁”、“巧取豪夺”之类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如此普遍的原因。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商业活动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生产和消费（如一个猎人在没有商业活动的情况下，他每天打猎的成果只要够果腹就行了，打得多了也只能白白烂掉，如果有一个市场，他就可以把多余的猎物卖掉，换成钱再买别的东西）、有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但是这些只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发展空间，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所以说，古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担忧得早了一点。
启示：“杞人忧天”为人所笑，但是我们或许笑得也太早了一点。现代社会建立在不断发展上，是不是必需？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该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谁也不知道。
哈丁公用地悲剧
既然“公平”难免损害效率，为了避免帕累托效率的影响，似乎惟一的出路就是“开源”：通过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善，可是一方面，这只是缓解了、而不是解决了帕累托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公用地悲剧。
美国学者哈丁在一篇重要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里提到，不加限制的个人选择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哈丁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可能多增加几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悲剧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仰平民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从而毁灭将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他按照这一思路讨论了人口爆炸、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问题。他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须意识到有必要限制个人作出这些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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