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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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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句式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备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十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雏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有人甚至称富豪榜为“囚徒榜”或“杀猪榜”。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颇有点得意,在一次访谈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从2003年起,胡润与《福布斯》分道扬镳,他先是与《欧洲货币》杂志合作制作富豪榜,2005年,又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润百富榜”。他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财富游戏中,并且显得那么如鱼得水。他相继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单,诸如房地产富豪榜、慈善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钢铁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专门为温州做了一个温州富豪榜。他还出版一本叫《胡润百富》的直投杂志。

  三

  我与胡润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底,是秦朔搭的桥。跟他约定八点三十分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见面,结果他迟到了。在十来分钟里,他接连打来两个电话,为上海的交通向我们致歉。访谈在波特曼边上的星巴克进行,这也是胡润建议的,他说,波特曼一杯咖啡要五十多元,而星巴克只要十来元。

  这天,胡润穿得很休闲,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让我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用英国式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人意外,他反问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我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

  就在那次访谈中,我已经注意到胡润开始拥有了一种时空跨度背景下的观察。譬如,他观察到,中国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产商,2003年则多了很多与农业——也就是说与土地有关的新富。与IT行业有关的只有四五个人,而在美国,前十名富豪中有三名是出身IT。零售业方面,沃尔玛家族占去富豪榜前十名中的四席,而中国只有国美和家世界两个。在全美400强中,美国人数最多的是做娱乐媒体的,而中国只有一个人。

  胡润“富豪俱乐部”的门槛,在1999年是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这些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而这些富豪的孩子们能说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在全球10亿美金以上的富豪排行榜中,香港人有13个,而他们的平均年龄你猜猜是多少?72岁,台湾有5个人,平均年龄近80岁。这说明,我们的富豪还是第一代,在成长期中。2002年,广东地区有17名上榜,前三名都是外省移民,这一特征举国唯一……

  这些有趣的数据,如果没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较是无法得出的。胡润为他的发现兴致盎然,喜欢历史和拼图游戏的“英国习性”此刻如此生动地浮现出来。胡润坚信,排行榜会成为一把“钥匙”,用它你可以打开很多不同的隐秘之门。

  当时我就已经预感到,这个英国青年正在从事一项迷人的探秘工作,随着时间和数据的积累,他所形成的学术力量几乎是难以竞争和无法忽视的。

  四

  这样的排行榜,一持续就是十年,胡润已经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

  随着资料和数据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和计量体系的日趋完善,在今天的中国商业界,“胡润百富榜”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娱乐的气息开始消散,人们日益察觉出了严肃的学术意义和时代价值。胡润所积累的榜单变动及每年数以千人计的抽样调查,终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可以量化分析的数据库。

  过去十年里,胡润和英国女友在中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两个乖巧的女儿,现在,他称自己是“新上海人”。如果把他归到“外国籍的中国观察家”行列,他在这个东方国家的居住时间已经超过了费正清、李约瑟的总和,他未来唯一需要超越的可能是百年前一个叫罗伯特R26;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的英国人,他当了48年的大清?关总税务司——海关总署署长,在中国前后生活了54年。 

  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胡润工作的重要性了。

  早在1999年就结识了胡润的《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对他的评价是:“在中国,胡润第一个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力求精确地概括中国富人的财富状况,并将之作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缩影;他第一个用排行榜的结构和方式,描述富人;是他的排行榜在中国掀动起迄今为止对富人最大最广泛的关注,自然,也有很大的争议。”

  《新周刊》早在2002年就把胡润评选为当年度的“新锐人物”,执行总编封新城则在5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说,下一个首富永远值得期待,但更值得期待的,或许是胡润70岁时才会出版的他“真正想写的”那本书。

  秦朔、封新城是我与胡润共同的朋友,我非常同意他们的判断。唯一与新城不同的是,我相信,胡润的“那本书”不需要等到他70岁的时候。 


  文/胡润

  我和中国结缘

  2008年是我在中国生活的第13个年头,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第一个年头,那是1990年作为交换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一年后,我又回到了英国继续在杜伦大学的学习。1993年大学毕业的我加入了伦敦的安达信做会计师,经过努力,1997年9月,我来到了上海的安达信工作,这正式拉开了我的第二个阶段连续十多年在中国生活的序幕。

  上海的合同为期两年,这就意味着1999年9月我必须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去卢森堡”;我都拒绝了。最后,他们为我保留了伦敦的职位。1999年5月,有一次参加公司的培训课程,那样的课总是有些无聊,很自然,我开始天马行空。我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近四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在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这一点让我非常自豪。可一旦回到英国,有人问起:“Rupert,中国怎么样?”该做何回答呢?什么样的答案能够展现我专业的见解?难道是写一份会计税务政策方面的东西?也许全英国的读者只有五个,其中两个还是爸爸妈妈。当然,我也可以说今年中国的GDP增加了8%或者更高一些,但这么笼统的数字无法让普通的商业人士或者老百姓理解。百无聊赖之际,突然想到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具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视的欲望,如果具体到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的话,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那么,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成功这个词语该怎么定义呢?于是,我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少、员工多少、个人资产……接下来,我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嘛,1999年是IT业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剩下“个人资产”四个大字。培训课一结束,我已经给自己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向我在安达信的中国同事们时,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当时距离回英国仅有两个月,就是说我必须在两个月里把这份东西给捣鼓出来。我先找了我的一位中文老师——孙中山的外孙女,已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的渣打银行英籍经理,让她先给我一些建议。接着,她介绍了东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于是我有了第一位调研员。

  自序

  我和助手查遍了各种资料,历时两个月后,中国首个富豪榜诞生了。由于时间和力量有限,它肯定不是最全面的,但把它拿给外国人看绝对绰绰有余了。1999年,正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所以我产生了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一个正在变化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11月,它作为封面故事刊登在美国的一本杂志上。

  第一份榜单发布前,我已经又回到了伦敦的安达信工作,主要是帮几个网络公司进行上市前的准备。榜单发布后,它所引起的轰动超出我的想象!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撑破了,我的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于是,我索性请了两个月无薪假,再次回到中国,为新的一年打造一份全新的榜单。2000年8月,美国那本杂志的总编第一次来了中国,我和他沟通得非常愉快,这也促成了我和刘永行的第一次会面。两年的榜单做下来,我感悟到中国的趋势是往民营经济方向发展。于是2000年9月,也就是第二份榜单问世前,我毅然从安达信辞职,希望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度挖掘。从那以后,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就在中国,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从榜单看中国

  200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而“胡润百富榜”系列及慈善榜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30年当中最精彩的10年!

  50人的富豪榜(1999~2000年)1999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成了当仁不让的首富,而牟其中则是第一位落马富豪。2000年,荣毅仁家族蝉联了首富。这一年开始我与企业家有了交流:被请去听课,也收到过律师函。

  100人的百富榜(2001~2004年)2001年,从事饲料行业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当上了首富。杨斌、仰融依次位列第2、第3,之后这两位的落马,导致这份榜单被说成“杀猪榜”。但我不认为这是榜单的问题,没有这个榜单,该出事的富豪还是会出事,只是早点晚点罢了。2002年,荣智健家族再次当上首富。这一年排榜时明显感到企业家的压力比往年大,因为是年杨斌、仰融出事;年中还曾炒过一段富豪不交税的新闻。2003年,在32岁的IT精英丁磊当上首富的同一天,“神五”凯旋,杨利伟当上了中国的航天英雄。榜单也开始多元化,首创了IT富豪榜、强势榜、“2003资本控制50强”和“2003房地产影响力50强”。7月份,我们邀请到英国首相布莱尔,举办了“中国企业家峰会”。2004年,黄光裕当上首富。这一年,国美、物美、苏宁先后上市,永乐也在上市途中,零售富豪榜对这个行业重新进行了评估。 
 

  400人的百富榜(2005年)2005年,黄光裕蝉联首富;上榜富豪400位,门槛为5亿元。他们的总财富相当于2004年中国GDP的4%,10月12日,榜单发布,同一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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