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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冲突-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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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贰！ �
想从这类发展中得出广泛的结论，为时尚过早。而且首先这也不是一篇论述国际关系的随感。只要世界秩序决定着各国内部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世界秩序就在其间发挥影响。于是，作出两点结论是可能的，根据人们的口味不同，它们听起来或者会令人欢欣鼓舞，或者会令人忧心忡忡。
结论之一是从康德到霍布斯的道路，走得比在80年代早期可预见到的要更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里，因此在这里，权力关系起着主宰的作用。而且，因为仿佛美国和俄国两个强权的霸权统治首先反映了热核战争的临界状况，因此，形形色色的较小的强国能够决定着人的生存机会。在欧洲，分崩离析的中央集权国家制造着显然的动荡不安。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进行着巨大的积极行动，旨在回复到一些原教旨的和往往是现代之前的价值中去，这给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前苏联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三大经济力量中心，即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进行市场竞争，同时却很少关心规则。
这是足以令人深感不安的，尤其是这仅仅是一段要长远得多和复杂得多的历史的开始。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令人心情沉重。像今天这样需要有世界范围的规则，这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上，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它们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带给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唤要求与新的经济市场活动范围相适应的游戏规则。贸易巨人的战争是对旧秩序的瓦解的最坏的回答。在军事上，集团的不稳定化意味着一种控制核武器和核知识的扩散的手段变得不灵了。人们不得不担心，“有限的”原子战争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而且，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新的紧迫性。有可能我们正在把我们所赖以生活的星球，变得无法居住。于是，只有世界范围的行动能有所帮助。最后，我们必须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各国正在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贫困、疾病、战争和独裁暴政的泥潭之中。
因此，对于世界范围的协作，不乏明显可见的任务。不过，这里是抢了后文中的话题。当本书结尾再次谈到世界公民社会之时，我们将会回到这个题目。在这里，首先是为理解70年代的内在发展准备场景。70年代中叶，雷蒙·阿隆的世界已经烟消云散了。持续增长比较可靠的、国际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由它的缔造者宣告废除了。于是，一个进程启动了，它导致了在80年代末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范。这样一个没有多边规则的世界，对于生存机会具有种种后果。它首先是一个只能很少去促进人的应得权利的世界。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南非的种族隔离，但是却没有国际手段可以改变它；一位果敢的总统必须从内政方面去实现这种改变。还有赫尔辛基协定有关人权的一揽子规定，证明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有些国家的“赫尔辛基小组”还在援引它们。严格地讲，并没有国际法，只有少数的思路和开端，如在欧洲共同体里面，也在欧洲人权公约里面，它们许诺为将来提供国际的应得权利的保障。
然而，战后秩序的支离破碎也冲击了生存机会的供给方面。在国际关系中，总是首先涉及到经济的供给。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哈瓦那回合谈判的结果，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对于战后时代的经济奇迹，作出了它们的贡献。因此，国际经济机构和货币机构的软弱，其结果是损害着增长的机会。美国1971年8月15日开始推行的多元主义，到头来既未能报效于它的发起者，也未能服务于任何其他的人。毋宁说，它引发了10年的危机。
2．关于经济增长的争论
在70年代，各种夸张议题一直排在日程上。大多数是牵涉到一些最黯淡的黑色画面。自从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群众的起义》和《西方的没落》发表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那样出笼了这么多书，其书名诸如：《我们的世界有什么不对劲儿？》，《走出富裕陷阱的途径》，《未来的震荡》，《现代世界的没落》，《各民族的兴衰》，《现代精神里的不适》，《没有增长的社会》，《我们能在未来幸存吗？》在这些著作里，某些单词经常反复出现，所以诱使我们现在稍微进行一些社会心理学分析，因为现在能够把70年代置之一旁并保持某种距离对之加以观察。当时最重要的流行单词是“极限”（“Grenze”）这个词。“极限的理念”，一本书名为《未来的极限》的德国作者说，“已经进入那些决定历史的理念圈子”。另一位作者也是德国人，他把自己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历史的激情看做是在于显示人的克服极限的能力，但是今天，“人类正走向一些它在上两个世纪没有认识、也不想认识的极限。”也许没有任何一本书比丹尼斯·梅多斯等人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更好地切中70年代的气氛，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报告的题目是：《增长的极限》。
当1968年意大利企业家和人道主义者奥雷里欧·贝凯（Au…relic
Peccei）开始在罗马召集一批重要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之时，他的意图是从很多在可见到的事件的表面之下找到可以认识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关联的事实的共同点。贝凯本人（在他1976年即在时间上已经有某种间隔之后提出的报告里）列举了一系列这类事实——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不公正，失业和能源危机的冲击，货币危机和保护主义，文盲和异化，恐怖主义和贪污腐败，等等，等等，随后阐述了他的论点。“这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困难问题。对这些困难问题的解决，或者毋宁说，罗马俱乐部对梅多斯报告的较为沉闷的回答，是简单而富有影响的，即使不令人信服：“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当前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地继续下去，那么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候，我们的行星，将达到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的报告1972年才出版。即使说它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应该忽视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意义。罗马俱乐部自己很快也就发现，它借以运算的总数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情况都并不确切；因此，在米哈伊洛·梅萨罗维奇（Mihailo Mesarovic）和爱德华·被斯特尔（Eduard Pestel）撰写的第二个报告里，对这些数据又重新进行分解计算。不过，这两个研究小组都低估了世界粮食生产的能力。在任何一点上，没有哪怕是暗示一下在富裕之中可能会存在饥饿现象，即存在应得权利的问题。（罗马俱乐部与一些人的定量分析癖好不谋而合，然而它却想持反对他们的态度。）20年后，我们能够更好地估计可供支配的资源。节约、新的方法、替代性资源被推至首要地位。环境问题到处都被提上日程，无疑，这部分是由于罗马俱乐部公布这两份报告、引起传媒舆论重视之缘故。当然，世界人口的增长还继续不减地增长着，虽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新的死亡方式令人不寒而栗，并且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类前途问题。
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弱点在于它的极限观念。对于预见更加遥远的未来，外推法并非十分明白易懂的方法，假设问题会指数式地而不仅仅是直线式地恶化，可能会吓坏一些思想较为简单的人，使他们惊慌失措，但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谁若把极限作为他的分析的中心，他的思维是单向的。人们只能一直向前开车，急刹车和挂上倒车档。很多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思维的。各种习惯限制着幻想。尽管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障碍，建议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和要求彻底掉头返回，这是在既定的情势下，两种最为可能的反应，恰恰在人们面临意想不到问题的时候，会做出这两种反应。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直至80年代，正好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在黑暗中吹着增长的老调；另一些人则要求永远不能再做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两者都很少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实际上，历史以别的方式继续前进，也许像国际象棋中的马，先向边上走，再向前走，或者变换题目，或者采用一些使昨天的极限显得无关紧要的新的进攻方法，犹如在空战时代使得马奇诺防线变得无关紧要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地安静等待，听任事物自己发展就够了（虽然我也同样怀疑人的计划的可能性，并偏好市场，这两方面给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并不意味着，在70年代没有发生后果累累的变化。与此相反，70年代的经验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尚为时太早，不能十分肯定这个转折点有多么重要。有可能它就像100年前自由主义的世纪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一样重要。不过，同时代人总是喜欢赋予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以异乎寻常的意义；想在重要时代生活的刺激，对于知识分子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在17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看到戏剧性地推行了公民权利的原则；1889年即在大不列颠《费边评论》发表和非技术工人工会成立的一年，（这样或者那样地）标志着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开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随后导致了制度化，更往后则导致多数派阶级的形成；19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由于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革命，再次提醒人们记住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他一些尚未给予名称的世界性变化。
经济增长与这种变迁关系密切。当罗马俱乐部预言了经济增长之极限时，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这是不必要的悲观。不过，一年以后石油危机的大冲击产生了一些值得回忆的画面。突如其来的动力原料短缺，使得很多高速公路空空如也；很多房屋电力定量配给；整个工业似乎受到危害。这无疑是过去了，而且毋宁说，部分具有象征性质，然而，这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些象征，有些可能性是意想不到的。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至少一年的“负增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平均增长率大大低于过去的几十年；如何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成为政治的主题。政治家们发现他们的职业艰辛，工作难搞。很多政治家输掉了选举。甚至经济学家们起初也感到困惑，目瞪口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理论来辩论，这些理论值得回味，尤其是因为它们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提供了背景。这些理论应该用以解释新的增长问题，并帮助找到一条途径，走出明显的两难困境。它们当中的最简单的理论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呼唤所谓的“长周期”，仿佛这些周期是一种自然规律。沃尔特·罗斯托明确指出了发明这类周期的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后者列举了过去200年内的一系列“带有经济下行趋势的时段”：1790－1815年，1843－1873年，1896－1920年，1936－1851年。根据人们考虑的国家的不同，毋宁说，这些时段中的这个或那个时段会令人感到惊讶。然而，罗斯托的论点首先是，倘若一个新的这样一种时段于1972年开始，那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它将会继续下去，并在25年后在一次经济高涨中结束。到2000年，“稳定的高增长率将与稳定的物价并存”。
不过，另一些人感到这样一些未作解释的规律性是不够的。阿尔伯特·希斯曼（Albert Hirschman）以典型的幽默和怀疑态度谈到了“失望”的周期，“失望”的周期是人对非个人的矛盾的回答，而且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人们必须设法别让它们使人完全丧失采取理智行动的勇气。曼柯尔·奥尔森走得更远。为了解释70年代明显的经济现象即解释滞涨，他引入了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认为这种逻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国民经济越是能够长久地发展，不受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干扰，就越是可能发生这样情况：它们会僵化凝固，既没有能力适应，也没有能力革新。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压制着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整个体制在沙滩上搁浅。如何才能使它重振旗鼓，扬帆航行？奥尔森的结论招致了许多批评，尽管在他的分析背景下，这些结论可能似乎是可信的。他援引杰斐逊（Jefferson）的话：“进步之树必然会一再要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施肥。”只有战争和革命能够打破经济的停滞和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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