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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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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指责。他们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据说是因为，尽管他们出身
于贫农家庭，但其思想觉悟受到了旧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思想意
识形态的腐蚀。①
对许多村民来说，“四清运动”看起来像土改运动。它是从村
社这个关键之处开始向外扩展，由外地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村子，
他们住在村里并“扎根”好几个月；找出对现状不满的贫农并从中
吸收积极分子；准备告发当地生产小组和生产队的领导干部，最后
发动本地农民在愤怒的“斗争会”和“批判会”上谴责那些发现有
罪行的干部。②
如果严格按照反腐败的规章来办事的话，那么，大多数本地干
部确实有一些胡作非为的罪行。像别人一样，本地干部也从集体获
得一份利润，他们的工分比其他任何好劳力都高一些。他们——和
其他许多同乡村民——通常认为：对他们的辛劳给予非正式补偿，
或是因为参加工作会议而有好吃好喝，或接收一些请求给予特殊照
顾的村民的“礼品”，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还觉得非得要给
亲朋好友以特别的关照不可。只要这种行为不过分，许多村民就不
会谴责它。但是，现在外地来的工作组要求严格按照法律条款制裁
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因这些坏事受到谴责的干部（工作队通常有一
个要抨击的本地干部的定额，而且要在持续一昼夜的审问中强迫他
们坦白）被剥夺了职务并被迫将他们据说是不正当获得的东西交还
给群众。正如土改摧毁了乡村的旧精英，“四清”到它结束时，也
摧毁了新的本地精英。
“四清运动”一个令人思绪不安的方面是阶级斗争思想的复活。
据说，腐化干部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旧阶级的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实是旧阶级的成员，因此，应受到激烈的斗
争。但事实上，大多数干部是贫农出身。如果一个人的个人行为（或
者，就这一点而言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意识）现在成了判定一个人
是好阶级还是坏阶级成员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根据一个人客观的
社会出身来判定，那么，这就为武断地判定谁是阶级朋友和谁是阶
级敌人的极端专横的做法敞开了大门。武断的阶级斗争逻辑在“四
清运动”中得到了实践，还成了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特征。①
其实，阶级分析的整体含义与农村生活发展中的现实是脱节的，
二者没有联系。在土改中，中国共产党使用了阶级分析这一词汇，
在60年代中期，它又成了政治术语中的一个主要论题。贴有“地主”
或“富农”标签的人现在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富裕，而且由于他们经
常遭到有意的歧视，所以，事实上他们比较贫穷。而另一方面，许
多贫农变得相对富裕了。一个人的兴旺富裕取决于一大堆复杂的因
素，这些因素没有涉及官方对阶级剥削的解释。一旦农业集体化了，
经济成功就取决于下列这些因素：一个人有多么强壮，一个家庭成
员的体力能否胜任（当然，反过来，这与一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所
在的阶段有关）；一个人与亲属和邻居的关系是不是好（这取决于
一个人能否适应贯穿全村生活的血缘关系网）；政府考察一个人过
去的政治关系是否有利；或一个人有多守纪律、多勤奋和有多少雄
心壮志。①上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产生了新的利益集团，而且有时在
村民中导致了新的敌对，如果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这种敌对就
不可理解了。
村一级通常提到的社会阶级更像是一种新的种姓等级制度。每
个人都贴了一个阶级标签，不是土改时授予的，就是从父系继承的
（如果在50年代初他还太小而不能得到自己的成分）。尽管这种分
类与一个人现实的经济状况仅有间接的联系，但它是一个人政治和
社会地位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人是“贫农”或“下中农”，
他就有资格被考虑提升为干部并享受政府的一切优惠待遇。如果一
个人是“中农”，极能干又极可靠，他就可能有资格当小干部，但
他通常多少要受点政治责难。如果一个人是“四类坏分子”——地
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之一，这个人就会永远洗刷不
掉这个污名。这个人就没有权利出席生产小组或生产队的会议（尽
管在会议结束后，这个人会被派去打扫会议室），他在生产小组或
生产队选举时不能投票，他对自己命运的一些怨恨会被解释为反革
命行动并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没有贫农或下中农与其结
婚，除非是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到了60年代，这些阶级标签已固定下来。大家都被彻底归了类，
谁都甭想从中有所变动。尽管对约占人口总数6％属于四类坏分子的
人来说肯定是悲惨的，但对大多数被划分贫农和下中农的人来说还
是有些安全感的。良好的阶级成分为后者提供了政治资本的基础，
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会丧失的，除非这个人犯有重大的反革命罪
行。但在“四清运动”的理论中，贫农、下中农以及出身于这种背
景的干部由于犯了一些较小的错误，现在就可能会失去好的阶级成
分。在当地的政治斗争中，阶级成分成了致命的武器。①
“四清运动”引起的政治战争不像土改对旧的乡村精英斗争时
那样你死我活。尽管一些本地干部的仕途生涯被打断，还有报道说
至少有一些人自杀，但新精英的毁灭并不像地主的毁灭那样是决定
性的。本地干部中的大部分，除了那些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都能
使对他们的指控得到修改，并被恢复原职。不过，他们受到的惩戒
通常足以（至少暂时可以）制止搞特殊关系和私吞公款。而且他们
必须与新的、年轻的干部分享一些本地权力，这些新干部是工作组
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吸收来的。
紧接着社教运动之后四清的下一个阶段更为积极，在此阶段，
村民应学会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并把这些价值观念较全面地
付诸实践。就在1965年和1966年前后，对毛的狂热崇拜传入乡村。
农民们参加学习小组，背诵从毛的著作中选出来的一些段落（例如
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学唱革命歌曲，听老农民富有感情
地忆苦思甜，并讨论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这些（忆苦思甜
大会）经常与诸如推行大寨的工分制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
起。②
由于60年代中期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大公无私、毫
不利己”的新强调或许暂时为大家所乐于接受。总的说来，恰恰是
从大跃进后的几年自然灾害以来，经济增长了。一些资金被用来改
良种子和购买化肥。60年代中期，农村的许多地方通了电。由当地
医务人员行医的农村卫生所广泛地成立起来。物质生活的质量逐步
提高。或许许多农民认为这些改善和提高都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由
于庞大的宣传机构的努力，毛几乎以神化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
不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信念受到严重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震憾
全中国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
主要由学生和城市工人组成。但是，城市的不稳定不可避免地扩散
到了农村。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与城市联系最密切的农村。红卫兵
和革命造反派来到郊区农村，而且有时甚至到较为偏僻的地区传播
造反信息。在60年代初“被下放”的城市青年受到革命热情的感染，
并在所在农村组织了红卫兵派别。企图逃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
的城里人逃了出来，去拜访他们在农村的亲戚。①
通常在外来鼓动者的推动下，一些年轻的村民组成了他们自己
的红卫兵组织，但一般说来，这些似乎是对其城里的榜样相当淡漠
和无力的反应。一些红卫兵组织开始在生产队“夺权”，他们接管
了官员们使用的办公室公章，并宣布现在由他们来负责本地事务。
尽管对许多本地农民来说这是暂时的破坏且令人讨厌，但这些事件
并没有深刻改变当地的政治形势。村民们没有理由尊敬干这种事的
年轻人或与之为伍。许多公认的本地干部经常仍在处理当地事务，
至少也是非正式的。不过，乡村还是感受到了1967年发生在较高层
的省、县一级而且有时是公社总部的夺权的影响。当这些单位被红
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的联盟（主要是城市）接管后，乡村和外部世界
稳定的政治联系就被切断，对本地村社来讲，这是一种混乱的且有
潜在破坏性的经历。不过，国家权力崩溃造成地方上不稳定的潜在
危险通常并没有变为现实，因为此事发生时农民正忙于收获和播种，
还因为军队采取行动及时重建法律和秩序以防止发生重大分裂。带
来混乱的这种冲击的最重要影响不是政治的，而是心理的，最终是
文化的。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的话，文化大革命强化了农民的传统思
想，即外部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常常害怕、躲避而不是信
任那些陌生人，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因此，文化大革命将社教
运动所取得的进步化为乌有，社教运动曾在农村造就了一批热心公
益、具有新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村民又转回来求助于根植于传统
的宗教和礼仪之中的较为古老的道德和价值源泉。
宗教和仪式
从传统来看，农民对生活意义的想法、感觉，以及对道德规范
的根本要求，都由一种构思完整的宗教系统来解释和证实究竟是否
正当。这种神圣看法的核心是一个有神、鬼和祖先的圣殿。在农民
的想象中，神比生活中的政府官员形象要大，是天国之君主管辖下
的有自己官阶的官员。鬼是附着阴魂的平民，是死去的陌生人的危
险的灵魂，而好的灵魂则是那些死去的、自己祖先的灵魂。一年之
中，以及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农民都要以表现世界观的各方面的仪
式来定期庆祝生活的意义。①
重要的节日如阴历的新年、清明节、中秋节和冬至都集中于为
一个家族死去的祖先上供并庆祝这个家族现在的团结。生丧嫁娶的
宗教仪式的规模大小象征着这个家族的完整和向心力，表明了它与
过去的联系和对未来的希望。象饿鬼节这样的节日，其目的在于安
慰那些所有在农村游荡的、危险的鬼。另外，迷信的农民还经常搞
一些日常仪式，以保护自己免受陌生人的充满敌意的灵魂之侵害。
最后，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在天国官员的级别中，它是自
己本地的守护神，其生日必须庆祝。在宗教方面精于世故的村民还
要抚慰其本地神的上司——附近的城隍——和较高级别的神，它们
都定期巡视本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执政的共产党信奉无神论思想，
但古老的宗教习俗并没有消失。官方对宗教的政策还算宽容。虽然
宗教是虚伪错误的，但只有政治上最危险的、对社会最有害的方面
应受到直接压制，其余的宗教习俗就像经济剥削的苦难随着社会主
义的改造消失了一样自然衰亡。①在农村，实际上这意味着，属于大
家族祠堂的地产和其他财产应该没收。大家族祠堂建立了崇拜共同
的祖先的制度，它为大的家族集团和家族祠堂的联合提供了基础，
随其而来的是大笔的捐款；还为政治上抵制中央权威提供了一个道
德和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是不能容忍的。但本地的土地爷没有寺庙，
它不可能为村社团结反对外部世界提供一个中心；也没有专职的宗
教执事，如萨满教巫师、算命占卜者和巫医，因为在政府控制下，
他们不能独立经营政治经济实体。但对本家族的祖先在家内崇拜是
允许的，对不时打断生活周期的事情举行传统仪式也是允许的，只
要这些仪式不兴师动众、大操大办，且不破坏农业生产。以驱除恶
鬼和带来好运为目的的一点儿私人宗教仪式仍受到官方的嘲笑，但
在实际上并不怎么管，只要它们本质上仍是私人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有一部分对大多数农民产生了直接影响，那
就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运动。实际
上，这是一次对传统宗教习俗的冲击。红卫兵（主要来自城市）要
求毁灭所有的传统仪式目标。他们强迫农家搬出并毁掉他们最崇拜
的圣物，捣毁刻着历代祖先名字的牌位，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
坛上。他们没收并烧毁了含有宗教内容的旧书籍，摧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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