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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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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47页。他的笔触转向关怀城市“小人物”生活的同时，也开始迅速将焦点集中于批判、嘲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工商经济和买办意识。黄春明这一时期作品的主题，涉及的几乎全是反对外来经济掠夺和精神奴役的内容，揭示了外来经济和精神侵袭之下民族宝贵传统的失落，批判了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表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不但让人们感受到黄春明创作上新的改变与发展，也让人们重新了解了他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就如黄春明自己所说的那样：“自从我看清自己的过去，认识了自己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我的心灵才有一点成长，也始会多思想。无形中，作品也慢慢地有了转变，写的东西不再考虑文学通的趣味。于是从《鱼》一变《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这类作品了。”同①，第59页。这一时期的黄春明，先后创作了《甘庚伯的黄昏》、《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小琪的那一顶帽子》、《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和《我爱玛莉》等小说。在这些作品里，《甘庚伯的黄昏》通过甘庚伯独子阿兴的发疯，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遗祸直到战后二十五年仍然在延续，发出了“谁之罪？”的强烈控诉；《小琪的那一顶帽子》通过美丽少女小琪的帽子被摘掉之后，所显露出的真相与“优质”日本快锅的突然爆炸，揭露了新殖民主义经济援助表象之下的丑陋本质与恐怖真相；至于《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则写因患隐疾而成为村人笑柄，却也重新回归平淡的庄稼人黄顶乐。除了上述的作品之外，其余四篇小说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色彩，批判的对象都直指外国人的趾高气昂，和某些国人的奴颜婢膝与挟洋自重。同小说内容变化相适应的是，黄春明在艺术表现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讽刺手法写成的。这种讽刺不仅是一种手法，而且是一种实质。它的基本内涵是对社会腐败与不公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以高度夸张与近乎漫画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痛快淋漓、犀利鲜明的小说风格。《苹果的滋味》就是一篇带有讽喻意味的小说。故事的肇因乃是—起美军上校撞伤台湾城市贫民的车祸，小说由此勾勒出台湾与美国之间极度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台湾竟还以“感恩”的心情，满足于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可笑又可悲的事实。通过那“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的“苹果的滋味”，来象征并“没有想象那么甜美”的美援，揭露殖民经济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反映城市贫民所处的生存困境。《莎哟娜拉？再见》是一篇民族意识非常强烈的小说，通过揭露来台买春的日本新殖民者的丑恶嘴脸，检讨了“台日关系”。《小寡妇》是“越战”之际美军来台休闲娱乐的一段历史记录，叙述了一个发生在高度企业化管理的专门接待越战来台度假的美国大兵在色情酒吧中的故事。通过一群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来自乡土的酒吧女和莫名其妙被送到越南杀戮战场上看不到明天的美国大兵的遭遇，揭露了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与肮脏，批判了台湾新兴资本家与买办知识分子出卖民族良知的丑陋灵魂。《我爱玛莉》则通过对洋行买办大卫？陈的“爱狗”胜于爱妻子的冷嘲热讽，批判了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这些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反映当时台湾社会特殊“面貌”的人物形象，充分显示了70年代的黄春明对台湾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思考。很显然，“这是由于‘保钓运动’等激起普遍的民族情绪的高涨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对黄春明激荡的结果；也是文学中反对西化思潮感染了黄春明的灵魂所致”参阅了徐秀慧《说故事的黄春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这些作品发表后，在台湾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把台湾同胞胸中的那股闷气像火山爆发般地“喷”了出来，激起了台湾同胞高昂的民族意识。这恰如齐益寿所言：“我以为黄春明是在进入社会讽刺阶段后，他的作品才开始波澜壮阔、地动山摇起来，思路越来越清晰，视野愈来愈开阔，看法愈来愈深刻精到，其作品涵盖之广，气魄之大，是罕见的。”齐益寿：《一把辛酸泪——“我爱玛莉”序》，见小说集《我爱玛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这里，我们不得不稍微论及一下那场发生在1977年至1978年间的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可以说是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论争。这场论战不仅将国民党主政台湾后，知识分子积蓄了近二十年的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郁闷完全爆发出来了，彻底终止了50年代以来充斥于台湾文坛的“反共文学”，而且在“乡愁文学”和“现代派文学”之外，为台湾文学界，乃至于整个艺术界、文化界，以及思想界都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现实主义路线，使台湾文学重新回归到了五四以来“为人生”的轨道上来。这一时期，黄春明虽然没有直接著文参与这场论战，但他此前创作的那些作品，却扎扎实实、明明白白地显示了“乡土文学”的实绩，对于这一场“乡土文学论战”来说，确实起到了启蒙性的历史作用。
随着“乡土文学论战”的尘埃落定，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台湾内部的变革，都促使台湾社会的文化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而且，从经济层面来看，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变化亦非常显著，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台湾几乎已成了“都市岛”；与此相应的是，大众消费潮流的汹涌和都市文化意识的高涨，更由于大众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台湾进入了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阶段。这也使文学创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社会富裕之后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具体来看，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表面情绪化的对立逐渐淡去，台湾文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繁复结构；“乡土文学”的概念在拓展为关怀本土的现实主义文学之后，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现实关注的视野和社会参与意识，并把批判的锋芒由文化、经济延伸向环境、老人、资讯等新领域。而黄春明在这一时期，则将精力主要放在从事电影剧本的改编，以及散文和儿童文学的创作方面，他先后把《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两个油漆匠》、《我爱玛莉》和《莎哟娜拉？再见》等中短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
80年代末期，黄春明还出版了一部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所收录的作品的时间跨度非常大。这是黄春明出版的惟一一部散文集，也是他在“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另一项收获。如果说黄春明的文学世界是一轴色彩缤纷的画卷，那么他的散文也以其率性见真、爱憎分明、明快坦荡的个性占据了这轴画卷的绚丽一隅。换言之，散文创作对于黄春明而言，既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工具，也不是单纯获取“稻粱谋”的手段，而是要借助它在时代大潮中发现和解释、怀疑和确定、反省和认清人生价值的本质追求。我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曾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黄春明所处的时代是台湾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直至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代，因此他的创作自然地会“染”上台湾社会的“世情”，“系”上“变迁”的“时序”。黄春明一生的经历相当丰富、坎坷，故而他的散文创作视野亦相应地比较开阔，作品题材所涉及的面可谓相当宽泛：既有对童年生活的亲切回顾，对社会变迁的客观摹写，对丑陋时弊的无情针砭，对人文景观的刻意描画，对民族历史的深入挖掘，对个人际遇的诚挚诉说，对亲朋好友的深沉缅怀，以及对乡土愁绪的缱绻抒发；等等。这些散文篇章，不论是叙事、议论，还是抒情、论辩，都凝聚了他对土地与人民深厚的感情，鲜明呈现出了作者的“真性情”。
黄春明散文中的一个首要内容，就是反映时代的变迁。这类散文有：《往事只能回味》、《屋顶上的番茄树》和《啊！火车》等。黄春明以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方式，真实叙述了自己对50年来台湾社会变迁、发展的独特感受，既追怀了逐渐消逝的古老乡土，又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崛起。写的大多是平淡生活中一些不会被人注意的细微琐屑的小事，不过这些小事一到他的手中；由于开掘得很深，因此带给人们的启示与感触也就特别复杂与丰富。《往事只能回味》一文就是在如诉家常的语调中，娓娓道出人世的变迁和自己追思往日的情怀。通过对于“牵猪哥”职业变迁的叙述，以及插叙了过去和现在两个社会婚姻缔结的不同方式，在怀想中肯定了过去岁月中的人情美，倾诉了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这是见识了人生沧桑之后的惆怅心情。换言之，由于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面对城市中的喧嚣，黄春明情不自禁地怀乡思旧，怀念故乡的山水亲人，使作品流露出浓浓的人情味。作者也由此对台湾城乡的变迁提出了深刻的省思，既反映出台湾乡村面貌的历史变迁，又反映出昔日乡土社会的朴素醇厚，特别是那永恒的美好的人间真情，其深刻与感人更是作家记忆深处难以忘怀的。于是他形诸笔墨，不仅表现了对台湾乡土和亲人的恋情，而且也透过城乡不同生活状况的对比描写，展示了台湾社会的芸芸众生相，写出了乡土社会的变迁和现代社会中人情的隔膜。至于《屋顶上的番茄树》一文，则带有很明显的“自传”色彩，将个人的成长史、家庭史，以及城乡变迁史交融在一起，写出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社会中人们的悲欢离合，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而折射出台湾城乡的发展历史。而《啊！火车》仅仅数百字，却让人们看到了火车满载的“历史变迁”，以及作者所产生的情感涟漪。黄春明的散文中还有不少感慨人生，反映岁月沧桑之作：《相像》、《愕然的瞬间》、《等待一朵花的名字》，以及《母亲的手》就属于这类性质的散文。黄春明十分重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他的散文题材都是从生活中观察、提炼出来的。从他的散文琐屑平凡的描写中，人们可以了解到黄春明那丰富的生活阅历，看到他接触过的多姿多彩、纷繁复杂的人、事、物，感受到他那浓厚的生活情趣和对生活的乐观、严肃态度。黄春明很擅长以素描或速写的方式给人物画肖像，抓住对象的重要特征，三两笔就勾勒出了人物的精神风貌。《相像》一文就以“特写”手法勾勒了妻舅和马的相像、妹妹和她养的母狮子狗“Honey”的相像、阿蕊和她养的杂种哈巴狗“来旺”的相像、补鞋匠和他的拳师狗的相像，以及一对企业家夫妻的相像。在此过程中，作者不停地探究“相像”的根本原因，最后告诉了人们“相像”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感情使然”，并以此类推到台湾社会出现的各种“相像”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更为复杂了，值得人们深究。至于《愕然的瞬间》这篇散文，则采用叙事与抒情相交织的手法，表达了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感慨。小说通过回忆自己当教师时出于善意而造成的一件遗憾的往事，对于自己在无形中对一个学生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深深的忏悔之意，指出某些自以为是的行为，即使是出于善意，也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去改变一些已经形成的人文关系和文化生态，否则，一旦改变了，就会如文中所说的那样——“要让它恢复原来的面目是不可能的事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和《母亲的手》这两篇散文，在艺术手法上有一些共同之处，都采用了以意象结情的手法，从记忆之河中精选个性特征突出而又鲜明的意象，给予集中而又具体生动的描写，形成凝结往事、情感，以及记忆的磁力场，从中编织与之有关的人事变迁，从而产生具体感人的艺术魅力。《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写得声情并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以“垃圾花”为意象结穴，联结自己关于乡村的温馨回忆。文章通过作者探寻偶然在乡间见到的一朵野花名字的过程，将台湾社会今昔变迁融会其中，以当今乡土社会的年轻人不识野花的情形，感慨了乡土社会的无情消逝，当作者最后从一位老阿婆处得知了此花名为“垃圾花”的时候，在惊诧与愕然中，回首反思自身的经历，点明自己就像是那朵“垃圾花”，虽然绽放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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