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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3-03-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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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荩钡酵夥⒈砦埂�10〕）。”〔11〕而马克思临死的时间即下午两点半时候，正是恩格斯去“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刻”（恩格斯自1871年移居伦敦后一般都在这时候去和马克思见面）〔12〕，“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已在安乐椅上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因而也正是马克思不可能写作《资本论》的时候。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这句话。下文即将说到，这“《资本论》第三卷”有这样两种指谓：或者指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三卷（第四册）”，即现在所见的《剩余价值理论》，正如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所说，它只有一个1861年8月至1863年6月写的手稿〔13〕；或者指恩格斯整理出版的第三卷，即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二卷（第三册）”，恩格斯在其序言中对此作的最后说明，是“可以利用的只有一个初稿，并且这个初稿也是极不完全的”〔14〕（原先在1884年1月28日致拉甫罗夫和12月31日致左尔格的信中说“有二稿，此外，还有一本带方程式的笔记”〔15〕），——无论如何，这两者均可证明一个事实：不可能有《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放在写字台上，因为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手稿！
二、《资本论》第四卷为什么变成了《剩余价值理论》？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正式问世，马克思在其序言中说：“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16〕但是，马克思尚未完成这部著作就逝世了。1885年，恩格斯将马克思计划内中的“第二册”编辑成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894年，又将“第三册”编辑成为《资本论》第三卷出版，——这样，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资本论》第四卷。然而，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却只有一部以《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是“《资本论》第四卷”直接为题的著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这二十五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7〕卡尔·考茨基说起。早在1889年年初，考茨基就在恩格斯的主动建议和具体指导下开始从事一部分《资本论》第四卷手稿的辨认、抄写和整理工作，领略马克思创作这部著作的思想过程；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又正式受托于马克思遗稿继承人爱琳娜·马克思，着手全面整理《资本论》第四卷手稿。1905—1910年，由考茨基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分三册陆续出版，——为什么《资本论》第四卷要以这样的书名发表呢？
原来，《资本论》第一至三卷都是由汉堡的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马克思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创立了狄茨出版社。为了党的利益，爱琳娜·马克思在恩格斯逝世后和考茨基、狄茨共同商定，《资本论》第四卷不能像前三卷那样交由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而应交由狄茨出版社出版。但是，根据原先同马克思签订的出版《资本论》所有各卷的合同，加以在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和宣传方面都已做了巨大的努力，迈斯纳当然不会同意放弃出版《资本论》的任何权益。于是，考茨基和狄茨就不得不寻找一个使迈斯纳不能诉诸法律的解决方法。所以，在1896年3月5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爱琳娜·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四卷的出版问题”这样写道：“我还没有明确地给迈斯纳写信，一来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当时与他达成协议的条件是什么，而且我又不想让他怀疑我不知道；二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狄茨打算见迈斯纳，想同他谈谈出版第四卷的事，而且，由于分开出版对我们都有害处，所以想把前三卷的版权全部买下来。”〔18〕1902年7月，狄茨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不准确了解马克思签订的合同，也许不能在‘《资本论》第四卷’的标题下出版这本书。不过，要为这一卷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也许并不太难。”〔19〕1904年3月，狄茨再次致考茨基信说：“迈斯纳和马克思之间的合同内容如何？还看能否选择‘《资本论》第四卷’的标题……或者从一开始就放弃这种打算，把这一著作不作为《资本论》的续篇出版，而是单独出版。”〔20〕显然，考茨基最后和狄茨商定采取后一种做法；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的序言中，考茨基一开始就宣称：他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不能算是《资本论》第四卷，不能算是前三卷的续篇”，而是“与前三卷并行的著作”〔21〕。遗憾的是，这在后来却成了一些人批判考茨基“篡改”马克思著作的重要“罪证”，而忘了它原本不过是争取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种策略。
由此可见：通常说《资本论》一共三卷，这既对又不对。对，因为它合乎马克思本人原定的写作计划；不对，因为它背离《资本论》后来被分成四卷编辑出版的事实。而我们在介绍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时，则必须破除这样两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一）、《资本论》共分三卷，第一卷由马克思本人最后定稿，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的；（二）、恩格斯是《资本论》的完工者（如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的《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两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有的甚至还出现在章节的标题上），——因为这两种说法恰好背离了《资本论》在马克思逝世后被分成四卷出版的事实。至于考茨基将《资本论》第四卷更名为《剩余价值理论》出版，那当然更是“功”而不是“过”。
注释：
〔1〕旧版《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第2册第95页。
〔2〕〔3〕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马克思传》中文版第260页；《恩格斯传》中文版第443页。
〔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4页。
〔5〕〔6〕爱琳娜·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第76—7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页。
〔8〕〔9〕〔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60、463、459页。
〔10〕〔1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57、9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1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9页。
〔18〕《马克思女儿家书》，马澜、越位译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
〔19〕〔20〕桑德尔：《〈剩余价值理论〉第一版（考茨基编辑）出版史》，《经济科学》1975年第7期。
〔21〕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理论史》，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第4页。
徐志摩情爱不能这般剖析
——时下学风一例
？ 陈学勇
在徐志摩故里海宁参加了纪念诗人逝世七十周年研讨会回来即读到苗雪原先生的文章《伤感的旅途》（刊《书屋》2001年11期），苗文内容如其副题“徐志摩情爱剖析”所示，洋洋万言，淋漓尽致。苗先生认定徐、林有过热恋，只是由于徐志摩身上“仍旧背负了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负累”，“并没有能够真正汲取西方独立自省的哲学批判精神，从而真正意义上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于是造成了有情人未成眷属的悲剧。这是颇具新意的看法。学界一直视徐志摩为西味甚浓的典型的自由主义作家，就像他刚去世时茅盾就下过的结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苗文还涉及关于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等历史人物的理解、评论，亦均新意迭出。如说“梁（启超）的手腕可谓‘稳、准、狠’，置徐于绝望境地而不留痕迹。就心性而言，以维新改良运动成名的梁在涉及到家族利益的问题上，暴露出在仁义道德外衣包裹下极度自私的阴暗心理。”乃致“徐对梁似乎有着天生的恐惧。”又如怀疑“梁（思成）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疑过之后断言：“梁思成与林徽因看起来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实际上梁与林的婚姻本质上极为不幸。”称林徽因悬飞机残片于卧室之举，是“女诗人对不幸婚姻的无言控诉和对忆中人无限的深情”。诸如此类的见解新则新矣，但与史实查核起来时见谬误，因此很可商榷。
苗文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姻状态，苗先生怀疑梁、林婚姻中的爱情基础，这在林徽因研究中可谓是一个石破天惊或无事生非的命题，苗先生之外尚无人对此置疑。林徽因婚前追求她的才俊除徐志摩外不乏其人，而且他们无不拥有某一优势（否则哪有追求资本）。如果梁思成真没有浓烈爱意，难以设想他能紧追不懈，力排群贤占了鳌头。梁、林婚后，尽管由于两人性格的差异，不免龃龉口角，然而彼此感情甚笃为世人所知。梁思成曾诙谐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见梁思成后妻林洙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一生爱恋着林徽因的金岳霖，先欲取梁而代之，后来了解到梁爱林之深，很理智地对林徽因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此金岳霖终生未娶（也见《困惑的大匠梁思成》）。苗先生推断梁思成“不爱”林徽因的结论，依据之一是，梁替林拣回那片徐志摩罹难的飞机残片，天天悬挂在林的卧室。他说：“几十年如一日悬挂于卧室墙壁中央的焦木片所包蕴的涵义远远超出梁最初的定义，在它面前，梁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尊严，及其对妻子的感情直至整个婚姻，在每一天每一晚都将受到挑战、考验和折磨。”通常的中国人都惯用这样的心态和思维看待此事，卧室里的飞机残片确实被许多人视作林徽因爱恋徐志摩的铁证。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林徽因、梁思成是颇具西方绅士风度的知识分子，林、梁处世的态度、方法非他们所能理解，惟有梁、林夫妇自己是彼此相知的。我们未可把卧室悬挂飞机残片的事看得过于特别，以己之心度梁、林之腹，不然如何理解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角”感情过后仍长期为邻（仅一门之隔）、亲密无猜的关系呢？还可补充一点，抗战时林徽因三弟林恒驾战机牺牲于成都上空，林徽因也搜到一块飞机残片悬挂于卧室的，可见此举在林徽因并不专含男女之情的意思。苗先生又以林徽因病故后梁思成再婚证明梁于林的薄情：“林徽因于1955年辞世后仅一年梁就有了新夫人林洙的事实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人之常情而言，即便是缘分平常的夫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也会产生相濡以沫的感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追思亡灵之痛尚未平复，遑论再议迎娶新妇？二人貌合神离的婚姻其裂痕一至于此！”这段话说得义正辞严，似乎十分有力。但苗先生没有想到，他这里吃了失察史料的亏。林徽因病逝后数年中梁思成并无再婚的意思，虽然不断有人（其中就有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关心他续弦问题，又曾有一位全国人大女代表自荐欲与梁思成结为伴侣，并且寄来了求婚信和照片，梁思成毫未动心，时在1959年，距林徽因病逝已四年多。梁思成续弦林洙前，林洙也在1957年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即与打成“右派”的前夫离异。在1958年林洙有过两次与他人重组家庭的努力，前一位对象是画家，后—位是音乐教师。在此之前，梁思成与林洙一直处于同事或上下级关系，而拳拳思念着亡妻林徽因。至少在1959年之后梁思成与林洙才开始产生工作以外的感情交流，结婚之日已到了1962年，距林徽因病逝时整整七年。对于梁思成这样的人物，无论于私还是于公，丧妻七年后再娶，还苛求其时间过短吗？只要翻翻梁思成、林徽因的传记，能说明两人感情甚笃的材料举不胜举。林徽因是著名诗人，生前却没有出版过单本诗集。林徽因亡故后，梁思成于繁忙工作之余整理了林徽因的全部诗作，包括不少尚未发表的作品，并以工整小楷抄录在一本精致的黑皮封面的厚本子上，这可以说明他追思亡灵之痛的情感久未平复吧。
苗文用更多的篇幅认定“梁启超是阻隔徐林爱情的现实障碍”，“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暴露出在仁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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