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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文学简史(亚非其它国家部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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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追求荷兰印尼混血姑娘柯丽,终于如愿以偿。他本以为从此可以改换门庭,在白人社会里过上美满的生活;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他们夫妇既为白人社会不容,又被土著社会排斥,走投无路,处境尴尬。后来柯丽离家出走,并因染上霍乱身亡。汉纳菲埋葬了柯丽后,感到彻底绝望,于是服毒自尽。这部小说情节曲折,文笔传神,以血和泪的事实控诉了荷兰殖民当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和奴化教育制度的罪恶,颇有感人力量。

  自由主义文学是指那些不大关心祖国和民族命运,专门以反对封建束缚、争取个人自由为己任的作家的创作。他们大多长期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对于封建传统习俗抱有强烈的反感,力图获得个人自由,特别是爱情和婚姻自由。马拉·鲁斯里 (1889——1968)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兽医工作,主要创作业绩是长篇小说《西蒂·努尔巴雅》(1922)。这部作品写的是一对青年恋爱的故事:男主人公萨姆素和女主人公努尔巴雅从小生活在一起,青梅竹马,互相爱慕。长大以后,他们决心生死与共,结为夫妻。不料由于富商默灵吉从中作梗,一对鸳鸯硬被拆散,努尔巴雅为替父亲抵债,不得不嫁给默灵吉。默灵吉百般凌辱努尔巴雅,努尔巴雅不堪忍受,设计与萨姆素私奔。事情败露后,努尔巴雅竟被默灵吉迫害致死。萨姆素闻讯大怒,为报仇决定加入荷兰雇佣军,参与镇压默灵吉等人发动的暴动。在火线上,萨姆素和默灵吉短兵相接,双双毙命。作者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但称赞萨姆索利用殖民者势力报仇的举动却是不能原谅的。后者正是作者思想局限之所在,也是这类小说为殖民当局文化机构——图书编译局提倡的原因之所在。属于自由主义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努尔·苏丹·伊斯坎达尔(1893——1975)。他生于西苏门答腊,长期在图书编译局工作,同时从事小说创作,写有《错误的选择》、《都怪丈母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和《巴厘舞女》等长篇小说,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出版于1928年的《错误的选择》。这部小说描写男主人公阿斯里的爱情波折。阿斯里与母亲的养女阿丝娜一起长大,两人情投意合,希望结为伉俪。可是母亲认为阿丝娜出身微贱,不宜与阿斯里婚配,决定另选一个贵族小姐作为阿斯里的妻室。然而这个小姐性情乖戾,过门之后屡生事端,闹得鸡犬不宁,母亲也后悔了。其后,阿斯里的妻子因车祸而丧生,阿斯里才得以与阿丝娜结为终身伴侣。《错误的选择》以刻画细腻、语言精练见长,具有浓郁的浪漫情调,被誉为印度尼西亚20年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除马拉·鲁斯里和努尔·苏丹·伊斯坎达尔外,卡希姆(1886——?)、阿曼·达图·玛乔因多 (1896——1969)、图里斯·苏丹·萨迪(1898——1942)和苏曼(1940——)等也是自由主义文学的作家。

  新作家派文学是与文化月刊《新作家》密切相关的。该刊于1933年创办,强调文学要体现新精神,力图打破图书编译局的一统天下,为不同倾向和风格的作家提供写作园地,对于繁荣印度尼西亚文坛起了积极作用。所谓新作家派,就是指经常在《新作家》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其代表人物为尔敏·巴奈(1908——1970)、苏丹·达梯尔·阿里夏巴纳(1908——)和阿米尔·哈姆扎 (1911——1946)等。尔敏·巴奈生于苏门答腊,为《新作家》创办者之一,主张文学反映社会,但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其代表作为1940年发表在《新作家》上的长篇小说《枷锁》。它通过主人公的恋爱婚姻纠葛,反映了30年代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家庭观念,具有一定价值。小说的男主人公托诺是当地名医,他的妻子蒂妮也才貌双全。他们两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看颇为融洽,其实不然。由于双方都争强好胜,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所以夫妻关系日益紧张,已经达到破裂边缘。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名叫伊雅的歌妓闯入他们的生活,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矛盾。一场紧张冲突看来即将爆发,然而作者却把笔锋一转,让两个女人都自愿离开了托诺,剩下托诺一人安心从事医疗事业。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第一次将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引入印度尼西亚文学,起到了开一代新风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还写有诗集《生命中之生命》、短篇小说集 《人间故事》和剧作集《外柔内刚》等。苏丹·达梯尔·阿里夏巴纳生于北苏门答腊,也是《新作家》创办者之一,主张文学应当有倾向性,应当西方化,对民族传统持否定态度。他的长篇小说《扬帆》(1937)便是这种主张的艺术体现。小说写的是两姐妹和一个男大学生相爱的故事。姐姐杜蒂是一个西方化的人物,热心投身妇女运动,不大注意个人幸福。妹妹玛丽娅与之相反,一心追求自由爱情,从不关心社会事业。当大学生尤素夫闯入两姐妹的生活圈后,玛丽娅立即怀着满腔热情与尤素夫交往起来,并且决定缔约结婚。然而事出所料,玛丽娅突然染上严重肺病,生命垂危。在告别人世前,她嘱咐姐姐杜蒂和尤素夫结合。故事的结局是,尤素夫和杜蒂这对新婚夫妇来到玛丽娅墓前祭拜亡灵。在作者看来,这个结局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杜蒂是西方化的理想女性,尤素夫只有与她结合才能获得真正幸福。这位作者的其他作品 (如《蓝色的岩洞》、《失败与胜利》等)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性。阿米尔·哈姆扎生于北苏门答腊,是《新作家》另一个创办者,有新作家派诗歌之王的美称。他出身于宫廷贵族家庭,熟谙古代文学,精通古诗格律。前期创作充满浪漫色彩,着重表现对故乡、母亲和情人的思恋,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入诗集《相思果》(1941)。后期创作则是爱情受到挫折、命运突然转变之后的产儿,情调低沉,态度消极,给人以无限寂寞、悲哀之感,诗集《寂寞之歌》(1937)卷首四句诗“寂寞就是悲切/寂寞就是圣洁/寂寞就是忘却/寂寞就是死别”便是其生动写照。

  除以上四个流派外,在日本占领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也值得一提。作家伊德鲁斯(1921——1979)和诗人凯里尔·安哇尔(1922——1949)堪称其中之代表。伊德鲁斯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和教学工作。他最出名的作品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简练的语言和尖锐的笔调如实地描绘了辗转呻吟在日寇铁蹄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大众的悲惨处境,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暴徒嗜杀成性的凶残面目。这些小说取名为《地下随笔》,收入1948年出版的《从(阿芬·玛丽亚)至(通往罗马的另一条道路)》一书中。由于伊德鲁斯开创了与新作家派文学,迥然不同的简练风格,所以被公认为新简练风格的代表作家,对于战后印度尼西亚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凯里尔·安哇尔生于苏门答腊,曾任杂志编辑。他仅仅活了 27岁,创作生涯不过7年,诗作不足百首;但由于他有意打破因袭,出新出奇,率先用表现主义手法,强调抒发个人主观感受,因而为印度尼西亚诗歌开拓了新领域,对战后诗坛的影响超过同时代其他任何诗人。“我是一只桀骜不驯的猛兽/被同类遣弃而远走/即使子弹把我的皮肉穿透/我仍要拼死搏斗/我将带着有毒的创伤奔跑/奔跑呵,奔跑/直到全部疼痛消失掉/而我将更加无所顾忌/我的生命千载不息”(《我》)——这是他的名句,也是他进行个人奋斗的誓言。

  1945年8月 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发动八月革命,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其后又经过许多波折,走过不少弯路。近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当局基本上执行亲西方路线,但同时重视区域性合作;国民经济有所增长,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处于统治地位。

  这个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也受到尖锐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影响,走过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在八月革命初期,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不少作家宣布拥护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争相发表颂扬八月革命的作品。后来,革命浪潮逐渐低落,人民大众感失望,社会日益黑暗,政治更加腐败,进步作家不满情绪增长起来,动手写作暴露文学。      1950年人民文化协会产生,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推动了进步文学的前进。与人民文化协会同时出现在文坛上的,还有民族主义作家的组织——民族文化协会,伊斯兰教作家的组织——伊斯兰艺术文化协会,以及“最新一代”的作家。1965年,由于政局变化,人民文化协会被取缔,随之出现标榜反抗社会和反抗暴政的“示威诗”。进入70年代以后,印度尼西亚文坛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广泛影响,涌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试验性作品,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属于这一时期的流派众多,作家众多,其中阿赫迪亚·卡达·米哈尔查( 1911——)、班达哈罗·哈拉哈普(1921——)、莫赫塔尔·卢比斯(1922——)、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1925——)和伊万·希马杜帮 (1928——1970)等人的创作占有显要地位。

  阿赫迪亚·卡达·米哈尔查生于西爪哇,长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始于30年代,但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则是194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

  《无神论者》。这部小说写一个青年动摇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故事,反映了八月革命时期革命思想冲击传统观念的斗争。男主人公哈山本来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可是后来由于受到无神论者鲁斯里和卡蒂妮等人的影响,宗教观念逐渐动摇,遂与卡蒂妮缔结良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然而,放荡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又闯入他和卡蒂妮的生活,使他们的夫妻关系破裂。于是,哈山再度失去精神依靠,重新陷入危机状态,终于走向死亡的深渊。小说采用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形式,侧重表现心理活动和思想矛盾,文笔生动,风格幽默,被公认为战后第一部优秀作品。阿赫迪亚另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印象与回忆》(1960)和《凶手与黑犬》(1975),长篇小说《爱尘飞扬》(1973)等。

  斑达哈罗·哈拉喻普生于苏门答腊,为人民文化协会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八月革命期间,曾经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领导武装斗争;同时发表一系列富有战斗激情的诗篇,名作如《他倒下去了》和《没有一个人愿意往回走》都是脍炙人口的。前者哀悼为民放而献身的斗士;后者抒发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豪情——“这条道路通往清新的黎明,那时期汤漾着嘹亮的歌声。在生活中亲自尝到的,是共同信念产生的爱情。没有一个人愿意往回走,即使死亡在等候。”他50年代前期的创作大多收入著名诗集《来自饥饿和爱情降临的地方》 (1956),仍然充满斗争和进取精神。此外,《来自红色国土》(1962)也是他的优秀诗集之一。

  莫赫塔尔·卢比斯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经多次周游世界,写有《朝鲜见闻》和《东南业游记》等游记。在小说创作方面,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没有明天》(1951)、 《无尽头的路》(1952)、 《雅加达的黄昏》(1963)和《虎!虎!》(1975),短篇小说集《女人》(1956)等。《虎!虎!》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说,描写一个采集松脂小队在热带森林里的遭遇。领头人卡托克已经年过半百,在村民和队员中都享有很威信,其实却是个罪恶累累的骗子,曾枪杀过自己的同伴,奸淫过别人的妻子,图财害命,无所不为。当他的真面目被揭穿后,他不仅不肯低头认错,反而不择手段地陷害采集队员,妄图继续凌驾于众人之上。最后,卡托克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就连平的崇拜和敬畏他的布勇也彻底地认清了他的真面目,痛斥他是骗子,并与伙伴萨尼普一起把他捆在树上,以引老虎上钩。当老虎凶猛地向卡托克扑去时,布勇开枪打死了老虎。这时,他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因为他非但打死了林中的恶虎,也认识了人们心里的恶虎。这部作品以情节曲折、文笔生动见长,既写了人与虎的斗争,又写了人与人的斗争,颇有引人入胜的力量。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堪称战后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作家。他生于中爪哇。在八月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武装斗争,从事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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