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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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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解释不了为什么失业和通胀会相继上升。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滞胀”，搞得决策者们不知所措。经济工具在十年前令御用经济学家看似颇有先见之明，事实上，并没有好到能令政府微调经济的地步。（几年后的一项调查显示，大众把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和占星家混为一谈。这让我怀疑占星家做了什么错事，以至于被人和经济学家相提并论。）
（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涨的动力就越小；反过来，失业人数下降，劳力市场趋紧，工资和价格便倾向于上升）
现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就处于失业高通胀低时期，看来正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
大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讨论一下看？下一步，经济会如何变化？
要求政府当局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阿瑟·奥肯曾是约翰逊任内的经济顾问团主席，以诙谐的幽默感名噪当时，他发明了“不安指数”来描述当时的窘境。不安指数只是失业率和通胀率简单相加。当时，不安指数达到了10。6％，而且自1965以来，一路上升从未下降过*。
*不安指数后来改名为痛苦指数并且至少在两次总统竞选中被继续使用。杰米·卡特于1976年用它批评福特总统。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用它批评卡特总统。
我看着那些华盛顿的朋友们从一个拯救方案倒向另一个拯救方案。为了遏制经济衰退和所得税骤降，美联储降低利率并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GNP因此重新上升，但通胀也进一步加剧了。与此同时，尼克松的一些幕僚，不顾我们这些曾帮助尼克松获选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反对，掀起工资和价格管制运动。我的老朋友兼导师阿瑟·伯恩斯在1970年被尼克松委任为美联储主席，连他也开始谈论起类似的东西来：收入政策。我对阿瑟的改弦更张非常吃惊——我认为是迫切的政治需要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使他不得不从新位置上看问题。美联储显然忧虑不安。（事后看来，我猜测伯恩斯想用收入政策取代正式的工资和价格管制。）终于，1971年8月15日，星期天，我家里的电话响了——那是尼克松经济顾问团的一位成员赫伯·斯大恩打来的。“我是从戴维营打电话给您，”他说，“总统要我转告您，他要发表全国演说宣布工资和价格管制。”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晚上，有两个原因：第一，尼克松为了发表他的政策，挤掉了我爱看的《发财》节目，那是当时美国热播的西部电视剧；第二，为了拿地板上的一件东西，我把后腰给闪了。我不得不为此在床上躺了6天。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工资和价格管制惹的祸。
什么意思？
我很高兴没有身陷华府。伯恩斯和他的夫人住在水门公寓综合大楼，有时我去他们家吃饭。阿瑟会绞尽脑汁猜想白宫的最新动向，说：“他们现在琢磨着做什么呢？”尼克松强行实施工资和价格管制之后，我飞去会见经济稳定计划的负责人唐·拉姆斯菲尔德，经济稳定计划是管理工资和价格的官方手段。唐·拉姆斯菲尔德兼管生活费用委员会，迪克·切尼在那儿当他的副手。他们征询我的意见，是因为我对特定行业的运营所知甚多。但是我能为他们所做的，只是指出什么样的价格管制就会有什么样问题。他们陷入了在市场经济里搞中央计划的问题——市场总是破坏任何管制企图。某周，问题出在纺织业上。迫于农场主的政治压力，政府当局无法限定原棉价格，于是，棉花价格开始上扬。但是，政府的确把坯布类货品——即纺织品最开始阶段未漂白未染色的无纺布（坯布的发音是披布）——的价格给定死了。因此，坯布厂商两头受压——成本上升，但却不能提价——于是，很多公司便不做这部分业务了。突然之间，很多织造厂和布厂抱怨没有足够的坯布货品。拉姆斯菲尔德问道：“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简单呀——提价。”这种情形一周接一周不断发生，两年后，整个管制系统土崩瓦解。过了很久以后，尼克松说工资和价格管制是他最糟糕的政策。叫人伤心是，他从一直都知道这些管制是坏主意，纯粹是政治上的讨好之举：很多商人说过希望固定工资的话，而很多消费则喜欢固定物价的念头，于是，他决定这么干。
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最终令通胀和失业情况更加恶化——不用说伤害了美国的信心和自尊。消费品价格指数如气球般膨胀：1974年价格指数上升到令人吃惊的11％，“双位数通胀”的说法由此滥觞。失业率还是5。6％，股票市场急剧下跌，经济眼看着就要滑向自1930年代以来最坏的境地，水门丑闻更是给所有这一切蒙上了一层阴影。
正当坏消息接踵而来的时候，财政部长比尔·西蒙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出任经济顾问团主席。时任经济顾问理会主席的赫伯·斯大因就要离职了。经济顾问团主席是华盛顿经济学家的三大顶级职位之一，另两个是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本该按捺不住心跳说我愿意。但我不赞同总统的很多政策，因而担心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我告诉西蒙深感荣幸，并且乐于推荐其他人选，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不”。一周后或更迟些时间，他再次向我致电，我说“比尔，我对此深为感激，但我确实无意于此。”“好吧，但您至少得去和艾尔·黑格谈谈吧。”黑格是尼克松的幕僚长。我答应了，过了一天，黑格问我是否愿意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和他会面，总统喜欢在那儿消磨时光。黑格确实表现了白宫诚意，他派了一架军用公务机连同一组乘务员，接我直飞比斯坎湾。我一到，黑格就和我展开了长谈。我和他说：“您正在犯一个错误。如果我来做主席，而政府却开始实施我不赞同的政策，那我肯定要辞职的。您不想这样吧。”那时候，大多数工资和价格管制已经取消，但是由于通胀居高不下，面临国会要求重新管制的压力。我跟他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我就得辞职。黑格说：“那不是我们的前进方向，您不必担心被迫辞职”。我准备离开时，他说：“您想见见他吗？”他指的是尼克松。我说：“我看没有理由见”。真实情况是，我仍然对这个人感觉很不爽。对于这一工作机会，我尚在犹豫中，而且，我觉得对美国总统说“不” 要算是世上最难之事了。
我很少回到纽约的办公室，刚一回来电话就响了。这次是阿瑟·伯恩斯打来的。他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去了。那是我的错误。我的老导师对着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利用起我的负疚感来。提到水门丑闻，他说：“这届政府完蛋了，但是经济没完，我们得制定经济政策。你有责任为国服务”。他还指出：我成立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已经长达二十年了，不正是到了检验公司能否独立运营的时候了吗？谈话结束时，我已经被说服了：也许我可以在华盛顿做点有用的事。不过，我暗忖弄间月租房吧，并且，比方说，至少在门边放个行李箱，准备随时走人。
如果尼克松没有丑闻缠身，我想自已已经接手那个工作了。我认为它和管家之位差不多，协助打理所有杂事。我预计会在那儿呆上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如果尼克松设法完成任期，我在那儿呆的时间有可能不足一年。但是形势直转而下。我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于1974年8月8号星期四下午举行。就在当晚，尼克松在电视上宣布辞职。
我只见过福特副总统一次，几个星期前，就经济问题，我和他有过一个小时的谈话。不过，我们很合得来。过渡内阁的幕僚长是唐·拉姆斯菲尔，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福特重申尼克松对我的任命。
经济顾问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小型咨询机构，客户只有一位：美国总统。它在白宫街对面的旧行政大楼里有一些房间，由3名顾问团成员和一小群经济学家担任职员，他们大多是向各自大学请了一、两年假的教授。在尼克松总统任内，赫伯·斯大因频频代表尼克松出面讲话，经济顾问团因此变得颇为政治化。尽管赫伯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主席，但要同时当好顾问和发言人角色也是勉为其难的（正常来说，财政部长才是代表政府当局说话的经济发言人），所以，我想把经济顾问团转回顾问角色。我与另两位顾问团成员威廉·费尔纳和格雷·舍弗斯简单商讨之后，取消每月发布新闻简报的惯例。我决定尽可能少讲话，并且仅当必要时才和国会有少量接触，当然如有要求我必须作证发言。
作为主席，我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人选，因为我还没有博士学位，也因为我对经济的看法不同于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里，我们有计算机以及任何教授都会认可的最先进经济计量模型，但是，我们一直专注于行业级别的分析，而不在于象失业率和联邦赤字这样的宏观变量。
福特和尼克松就象白天与黑夜一样截然不同。福特是一个可靠的人，和我遇到的大多数人相比，心理障碍更少。从他那儿感受不到怪异的气氛，也从没有居心叵测的感觉。如果他生气了，那么他一定是为某个客观原因而生气。不过，那是非常少见的——他的脾气特别温和。1975年，西贡政权刚刚垮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沿其海岸的航线上拦截了悬挂美国国旗的马亚古兹号集装箱船。在一次经济会议上，我正坐在福特身旁，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进来把一张纸条放到他面前。总统打开纸条看起来。这是福特第一次得知这件突发事件。他转向斯考克罗夫特说道：“好吧！只要我们不开第一枪。”然后，他回到会议议题上，继续开会。我没有看过纸条，不过很明显，总统刚刚授权军队在必要的时候反击红色高棉的武装力量。
他一直都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不认为自已比基辛格聪明，也不认为自已更懂外交事务，但他也不是可以被威胁恫吓的人。福特内心平和——大概是那些在心理测试中能取得正常分数的极少数人之一。
虽然他关于经济学议题的表述不是特别清晰，但我发现福特总统在经济政策方面老谋深算高瞻远瞩。经过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多年历练，他熟知联邦预算的每一样东西，因此他的总统预算确实是他自已的预算。更为重要的是，他信奉节制联邦开支、预算平衡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福特的第一要务是拿出解决通胀的办法来，他在对国会的首次演讲中把通胀当作公众的头号敌人。那一年，美元失去10％以上的购买力，通胀象幽灵一样吓坏了每一个人。人们担心入不敷出，只好削减开支。在商业上，通胀滋生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而加大计划困难，经营者不敢雇员工不敢建工厂不敢扩大任何形式的投资。这就是1974年的情形——资本投资基本停滞，衰退因此更为严重。
我赞同总统的第一要务，但是，当得知他的白宫幕僚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不禁毛骨悚然。在白宫的“罗斯福房间”里首次亲历制定政策过程之后，我差点儿赶着重返纽约。那是一次高级幕僚会议，在会上，白宫发言起草部门抛出了一个名叫《立即行动起来彻底击败通胀》的行动方案。他们想让《击败通胀》家喻户晓（有人问：“明白吗？”），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涉及全国性自愿保持物价不变，10月份举行华盛顿高峰会议，并与全国范围内的基层工作组及少数顶尖人物讨论通胀问题，以及很多其它繁文缛节。发言起草人在《击败通胀》中组织了数百万个条目，这些条目的一些样本在会议室里分发给我们。这太不现实了。我是惟一在场的经济学家，我心想：这可真是蠢得出奇的做法！我呆在这里干嘛？
我是新人，不太清楚这里的办事规矩。我想我不应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专门从经济角度来发言。我说：“您不能要求小商小贩自愿放弃提价行为。这些人以薄利为生，他们无法阻止供应商提价。”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成功地使他们简化了一些条款，不过，《立即行动起来彻底击败通胀》还是在那年秋天隆重出台了。那是经济政策制定史上的低谷。我庆幸自已事先取消了经济顾问团的新闻简报，因为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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