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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现象学之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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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矛盾而带来的片面化、抽象化的趋势，因而体现为一种自我对象化、异化并在实践中扬弃异化的历史，但这个历史本身仍然是感性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既不是立足于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之上，也不是立足于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Materie）之上，而是立足于感性活动这种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第96—97页。
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56、67、77、78—80页。
“质料”（Materie）之上。而思想、观念、意识只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物质行动”等等的产物，所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正是在物质这种作为与意识“形式”相对的感性“质料”的意义上，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或者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强调说，这种考察方式的前提是“有血有肉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②可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近代机械的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同之处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在能动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中创造着历史的人，而不是与人和人的活动抽象对立着的那种僵死的“物质”对象。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它并不排除自然科学及对自然界的哲学思考，但它把这些思考纳入对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思考中，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因而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哲学视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二、原理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把已经准备好的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领域中的结果，而是马克思的整个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属性。换言之，实践的唯物主义既然是实践的，所以它必定是历史的，即它所考察的，是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一个感性的发展过程、通过对象化而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更高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与自然界的物理过程不同，它立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因而是创造性的，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单纯的物理过程不存在“高级”与“低级”之分，虽然包含有变化，但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发展”，因为它没有目的。但人类历史却是不断追求更高级的自由状态的发展过程，它永远不会由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而满足。所以历史虽然也可能有暂时“倒退”，但最终是不会退回到原处的，而总是在为更高的上升运动准备着前提，积蓄着能量。波普尔后来把这种历史观称为“历史决定论”，并将之等同于一种宿命论，其实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真正意思，把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看作一条类似于物理学自然规律的原则了。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恰好是人的自由的规律。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历史发展的内部动力的观点，如果离开了作为自由自觉的感性存在者的人来抽象地理解，都会变成束缚人的自由的僵死教条。所谓社会存在或经济基础，无非是亿万人追求自己自由生活的现实活动（劳动和生产方式）。从宏观来看，正是由于人类对自由的生命活动的不懈追求，力图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类才从原始的动物状态走进了奴隶社会的高度文明，并由于同一个动力而上升到封建社会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跨入真正自由的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他们不是要把这一理想强加给社会，而正是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中看出了人们不断追求范围更大、内涵更具感性的丰富性和真实性的自由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向，从而对历史的前景作出了有科学根据的预言。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受到了黑格尔有关历史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深刻观点的影响。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所考察的是自由意识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力，即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就克服了黑格尔的封闭性而成为了一个开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73、294页。
放的系统，它呼唤着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能动的首创精神并指向未来的实践。黑格尔的历史观则没有未来，他不谈未来，而是把自己已达到的思维高度当作历史的终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却不再只是一种哲学家的哲学，而是一种实践哲学，即一种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解放的“武器”。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范围，不再只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理论” （如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且同时是一种“实践的”价值论和伦理学，甚至也是一种美学。不过马克思也看出，要建立这样一门新型的哲学，实证的、 “科学”的维度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否则共产主义就还只能是乌托邦。因为当一种新型哲学涉及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并打算成为他们的“武器”从而不是一种头脑里的空想时，这种哲学就必须尽可能精确地规定它的对象，这才有可能对感性的客观世界有现实的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后半生绝大部分精力投入《资本论》的撰写、投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入研究的缘故。
人们往往把《资本论》看作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把马克思看作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实证科学包括国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把一切对象定量化、精密化、数理化，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也是有关人的科学被异化的典型表现。但这种问题不可能通过道德义愤来解决，而必须深入到这种异化的内在机制，从根源处挖掘出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秘密，并揭示其自身矛盾及自我扬弃的契机。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比国民经济学家更为精密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的形态尽管如此压抑人、摧残人，但其根子还是来自于人对自由的追求。人力图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即实现为对象），而这种对象化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就成为了异化，人自由地使自己成为了不自由。正因为如此，这种异化的扬弃之路也必须从这种异化本身中开辟出来。资本主义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它通过高效率的工业生产而为自己的被否定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研究，本身不能不采取实证科学的形式，这是由研究的对象性质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说明马克思无条件地赞同这种方式，去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完全归结为这种量化的模式。相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的研究，阐明人的感性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由内涵丰富的具体的劳动蜕变为单一的抽象劳动即“社会一般劳动”，由此形成商品的价值尺度，并反过来以这种一般尺度来规定劳动本身，形成劳动力的价值与剩余劳动价值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本质中的社会普遍性得到片面发展的表现，它压抑和剥夺了其他方面的发展。随着这种普遍的人的自由权利的获得，它的抽象性和虚假性也就越来越暴露无遗，劳动者从各种旧的封建人身束缚下解放出来，却发现自己自由地落入了资本的魔掌，他逃不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规律。然而，普遍的公民自由权利毕竟使无产阶级具有了使这种自由权利不是停留于抽象形式、而是进一步在感性生活中实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引发了他们对这种现实自由的强烈要求，并给他们提供了追求真正自由的感性手段——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联合。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该书的副标题），本身具有一个批判的维度，它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包括定量化、精密化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应当被扬弃的，必将随着人的本质力量不可定量的感性丰富性之全面恢复，而下降为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而且不再是占主导的方面。从这个立场看，《资本论》所研究的其实并不是物，而是人，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物化”和这种物化的扬弃之途，因而它实际上是经济学一哲学。虽然这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种研究只能运用“抽象力”①，但它时刻考虑的是客观过程的感性后果和人性后果。《资本论》论述的本质上是感性的人学。
既然马克思心目中的人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人，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异化形态的研究，也就不仅仅是对某一特定时代的人性的研究，而是对这种人性是如何历史地形成起来的研究。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本性中的自相矛盾性暴露得特别明显深刻，因而站在这个高度去回顾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会对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和一种逻辑的理解。这就是由黑格尔最先提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加以改造和发挥了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这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最重要的特点。
三、方法部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即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同时又表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和颠倒，克服了它的神秘主义的形式，使之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地上，发挥了它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革命作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形式上有“三大规律”的说法，即量变和质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但所有这些规律从内容上说都是为了表述历史进程的，而不只是单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的方法（当然也不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冲突，而是层次上更高）。所以，要防止把这种方法理解为一种与人和人的社会历史相脱离的客观世界的抽象运动法则，或对这种法则的熟练掌握。辩证法当然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但这个客观世界并不是与人无关的物理世界，而是作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的感性世界。这个规律只是对于研究者和描述者而言是“客观的”，而对于在人之外现存的客观世界来说，它反倒像是“主观的”和“先验的”方法，似乎是研究者运用抽象力“加在”客观事物身上的。但正因为如此，它并不是肤浅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历史进程，而是深入于这个历史进程的本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自己的方法作了一番描述。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具体到抽象，一种是从抽象到具体。前者是历史的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和概括出一般概念；后者是逻辑的方法，立足于最抽象的概念，按逻辑层次一步步整合历史事实，使抽象概念越来越上升到具体。前者是以往经济学家们的实证方法，它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一些经验归纳的事实描述；后者则“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②；只有按照这种方法才不至于停留于表面现象，而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规律。马克思形象地把这种方法比喻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事物的概念本质只有在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结束时才最清晰地显露出来，因此这一清晰的本质就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以往进程的实质的一把钥匙。借此我们可以对整个历史重新作出合乎逻辑的描述，展示出历史的内在规律性；而在此之前我们只不过是在盲目地搜集经验的事实而已。所以，从本质上说，逻辑的方法才真正是历史的方法，因为它不是描述表面的历史事实，而是展示历史规律。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相一致的方法。这种方法最初来自黑格尔，但黑格尔陷入了错觉，以为历史本身就是先有概念而后才有具体事实。马克思则认为，这种方法只不过是我们（研究者）用来叙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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