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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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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的病人,从此对天花有了免疫力。于是马瑟挥笔给伦敦的一位医生写信说: 


为何这种方法在英国竟然有如石沉大海,无人试验,也无人传杨?成千上万的人愿拿出成千上 

万镑金钱,一劳永逸地驱除这可怕的疾病的危险和恐怖。我恳求您,先生,开始行动,拯救比 

西德纳姆医生所拯救的还要多的生命。就我自己来说,要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天花再度侵入我 

们的城市,我将立即与医生们磋商,实施这个可望产生喜悦结果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有幸 

得知您率先行动,那将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 


1721 年 4 月,马瑟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一艘来自西印度群岛的 
船只将天花时疫带进了波士顿。此后数十年中发生的事件,更加鲜明地对照 
出医学发展机会在大西洋两岸是何等不同。也是在那一年,伦敦发生了不同 
寻常的天花流行。从土耳其学得了接种方法的爱赶时髦的玛丽·沃特利·蒙 
塔古夫人费尽口舌,总算说服国王乔治一世让他的两个孙女接种。尽管有王 
室作榜样但响应者寥寥,整个伦敦只有二十余人零零星星分散地做了接种; 
但在发生了两例死亡后,公众的反对趋于强烈,医学界则从中推波助澜,接 
种试验在英国 便暂告中止。不久,接种又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恢复,接 
种的人数也不少;然而,在任何一个社区,接种的人数都不足以得出结论, 
肯定或否认接种技术作为一项公共保健措施的价值。伦敦是一个无计划扩展 
中的城市,天花在这里始终存在,这儿不是进行试验的理想场所。直到 1752 
年,当严重的天花时疫席卷伦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时,接种 
才有了较大的进展。而这个时候,美洲取得的成就(在英国已广为宣传)早 
已成了旧闻。 
美洲在防治天花方面的进展始于 1721 年 6 月初。当时,马瑟公开呼吁 
波士顿的医生试行接种预防,以保护当地人民。他的呼吁激起了激烈的争论。 
总的来说,博学的医生们——以该城唯一有医学学位的医生、脾气暴躁的威 
廉·道格拉斯博士为首——反对进行试验。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对医 
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竟然对他们指手划脚,而要求他们采用的技术又是从“穆 
罕默德的徒子徒孙们”那里搬来的。他们也确有实际的理由反对这样做,因 
为当时的接种方法还很粗糙,实际上很可能扩散天花。但是,他们的反对主 
要是以神学观点为依据的。他们说,接种“过于信赖人们所外加的、毫无根 
据的图谋,而忽视了我们的护卫者所确定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因而违背了 
“上帝的旨意”。一份刚由詹姆斯·富兰克林在其弟本杰明·富兰克林帮助 
下办起的报纸《新英格兰报》,遵循殖民地时期报纸的保守主义传统,也攻 

击马瑟的耸人听闻的新花招。但是,许多牧师声援马瑟,要求给接种以正当 
的试验机会。双方以感情冲动、语辞尖刻的小册子进行论战,马瑟本人就写 
了六、七本这类小册子。公众舆论真正达到了爆炸的程度:十一月间,一枚 
炸弹扔进了马瑟的寓所。 
每个人都同意,天花的防治是一个事关公众的问题。尽管面临强烈的反 
对,尽管面对城镇行政当局的禁令和天意报复的威胁,扎布迪尔·博伊斯顿 
在马瑟及其教界追随者的支持下,设法在天花流行时期的波土顿做了一些接 
种。接受接种的人数已足以提供有统计意义的证据,它表明接种可能引起的 
死亡危险小于自然感染造成的危险。1722 年 3 月,在天花流行高峰过去后, 
马瑟向在伦敦的皇家学会秘书长指出,在波士顿接受接种的近三百人中,仅 
有五、六人死亡(而且这几个人有可能在接种前已自然感染天花),而在自 
然地感染上天花的五千余人中,死亡者将近九百人。这就是说,人们因为在 
普通的感染中得到天花而死亡的可能性,大约是经过接种后丧生者的九倍。 
鉴于在时疫流行时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波士顿人口得过天花,因而从整个社区 
的角度看,还是很值得冒接种的风险的。 
波士顿这些统计数字的汇集是公共保健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对这么一 
种医学问题进行计量分析的最早尝试之一。它们后来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因 
为不仅接种由此被确立为一种防病措施,而且为数学家(当然是欧洲的数学 
家!)发展出“概率演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马瑟在接种方面的实际成就,比任何一个事实都更清楚他说明,天花最 
后是能被征服的。同时,这打开了人们对其他疾病可治愈性的思路。道格拉 
斯博士本人也来为美洲经验主义气氛的强大力量作证:到 1729 年至 1730 年 
间波士顿发生了由爱尔兰传入的另一次天花流行时,他和他的大多数同行已 
经相信,只要适当地控制,接种大有好处。他们也确实还为自己的病人施行 
了接种,1755 年,道格拉斯宣布接种的危险只有百分之二至三,而且还可 
进一步降低。他说:“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为何在我们的母国大不列颠至今 
仍很少施行接种,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的殖民地或种植园,特别是在波士顿、 
纽约、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已经相当成功地施行了接种。” 
波士顿试验的影响遍及各个殖民地。1738 年初,当一艘来自非洲的船 
只将天花时疫带进地广人稀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时,这里已有近三十年没有 
受到天花袭击。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博士和他的同行们立即大规模地施行 
接种。在当时大约有五千居民的查尔斯顿,一位医生估计,他一个人就亲手 
为四百五十个人做了接种。在时疫逐渐乎息之前,约有一千人接受了接种。 
根据基尔帕特里克博士的叙述,受接种者的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一,这与受 
自然感染者的死亡率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在接种法被确立为美洲医学的一 
种惯例的过程中,强烈的即使有些粗糙的经验主义倾向、对理论的漠视和对 
效果的强调起了决定作用。人们经常运用基尔帕特里克的宣传小册子中这么 
一种令人将信将疑的逻辑:“除了这个方法真正成功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东 
西能使它沿用至今。”但是,他要医生们谨防“先天存在的浅薄和后天获致 
的糊涂”,以免因此而闭眼不看明显的成效,这个告诫是很有道理的。美洲 
的医学实践具有一种自觉的连续性;例如,基尔帕特里克仔细地提供了关于 
1721 年波士顿天花流行期间早期的接种成功率的统计图表。但与此同时, 
接种法似乎与人的常识抵触。基尔帕特里克说:“用投入疾病怀抱来防止疾 
病这一新奇办法,一开始自然很少有受欢迎的可能。”而且,当公众和医主 

们的恐惧又有英国那边的“权威观点”作依据时,它们就更不容易被克服。 
几乎每一个殖民地都曾在某一段时间里禁止施行接种法,但这样的法律并未 
坚持下去。到 1760 年,各殖民地已开始对施行接种作出具体的规定,而不 
再是明令禁止:到 1775 年,至少在中部和南方的殖民地,法律只是旨在规 
定合理的安全措施,防止由接种而引起的疾病蔓延。甚至在法律全面禁止接 
种的新英格兰,禁令在天花流行时也哲停实施,以便接种得以进行。1774 
年 9 月,当大陆会议在费城开会时,该城的医生同意在会议期间停止接种, 
“因为参加会议的几位北方和南方代表据信尚未得过该病。” 
 独立战争初期,军队的流动使天花传遍了各个殖民地。按照美军总医务 
官约翰·摩根博士的建议,乔治·华盛顿将军命令全军实施接种。接种在专 
门为此目的设立的医院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接种,大概是到那时为止的范 
围最广泛的一次接种试验。当 1792 年天花再度侵袭波士顿时,它的二万居 
民中已有近半数受过接种。 
 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前,天花的威胁——直到将近 1800 年之前,还在 
英国逐渐增长——在美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天花流行已不那么频 
繁,也不再激起那样强烈的恐怖。美洲取得的实际成功还有着更大的意义: 
它为大洋两岸对这种疾病开战的下一步行动作了思想准备。当爱德华·詹纳 
在十八世纪末期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种牛痘时,对于理论上的自 
相矛盾之点感到害怕的人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在詹纳作出发现和本杰明·沃 
特豪斯向美国报刊读者报道这一发现(1799 年 3 月 12 日《哥伦比亚卫士报》) 
后的十来年里,种痘在美国十分普遍。州政府开始对此提供补贴,国会则授 
权联邦疫茵署以免忖邮资的方式向美国任何地方运送疫苗。 


36.通科医主 


 在美洲仍处于殖民地时期的英国,”职业”一词可以确切地定义为“适 
合于绅士”从事的行业。通常所说的“职业”是指”神职、法律和医学这三 
种职业”(约瑟夫·艾迪生语)。如果说这三种职业都不一定能使人发财致 
富,那未其中每一种都确能使人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医生被视为“职业”, 
但却不包括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不管他们技术多么高明,学识如何渊博,因 
为这些行业并不彼认为是适合于上层阶级人士从事的。在英国,各种行业之 
间的界限,各门知识之间的界限,反映了地位稳固的贵族阶级的势利眼光。 
门户之见、自私自利和懒散怠情,形成了刻板的社团组织和凝固忆化的学术 
机构;对于新知识和新方法,它们一概拒之门外。 
 在英国只有学者才能从事的各行业中,医学是仅次于神职(也可能稍次 
于法律)的出现最早、分类最琐细的一个。它的各行会的差异,比其他任何 
行业都更加微妙、更加错综复杂和根深蒂固。到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巨 
大力量正使古老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垄断逐步解体,政府调节越来越不起作 
用。但是,在高等和专门的学术领域里,尤其是在医学方面,传统的垄断并 
没有打破,在某些情况下还变得更加壁垒分明。这种行业的分隔延续了思想 
的分隔。 
 中世纪早期的医生,一般是由寺院所办的学校训练的。到了十五世纪, 
医生须从医科毕业,并从大学得到行医执照。然而,当时医生的领域比现代 
医生的领域要狭窄得多。他必须通晓使过去的医学知识得以保存下来的拉丁 

文,还要有各方面的学问。因此,当亨利八世在 1518 年特许成立皇家医生 
学会时,他是打算既将它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又将它作为一个排外的行医者 
行会。 
外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的社会地位低得多。在中世纪的大学里,根 
本不设这一学科。禁止教士千流血的事是原因之一,而需要动手操作也使它 
显得不那么高尚。治愈外伤、作各类手术以及拔牙,成了理发师的职能,他 
们从十四世纪早期起就有了自己的行会。1540 年之后,从事这类技能的开 
业者们组成了理发师一外科医师行会,但行会内部还有区别:理发师不得兼 
行外科医师的职责(拔牙除外),而外科医师则不得为任何人剃发。这样, 
一条社会鸿沟分隔着两个现在看来是如此紧密相连的医学分支——年科和外 
科。 
制药又是另一个专业。药剂商原是杂货商的一个类别,是杂货商行会的 
成员。1617 年,药剂商们得到特许的药品专卖权,杂货商被禁止出售药品。 
接生又是一个行业。至少在十七世纪末期以前,接生几乎全由妇女包揽。她 
们的执照由其主教签发,后来也间或由理发师一外科医师行会发给。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构英国,众多医学行业的组织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它们多半变得更加糟糕。刻板和复杂的程度有增无减,而在医疗训练的质 
量和职业标准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到了十八世纪,皇家医生学会 
挑选入会者主要依据候选者的社会声望,而且它已拿不出与其名称相符的带 
指导意义的东西。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都不再有生气勃勃的医学院。不知 
因何缘故(也许是由于出现了一系列出类拔革的人物),理发师一外科医师 
行会中的外科医师分支似乎避免了僵化。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内科 
医生们依然高踞于他们头上。还有一项令人十分讨厌的古老规定一直延续到 
十八世纪前期,即外科医师在施行手术前,必须从主教那里获得许可证。直 
到 1745 年,外科医师才设法与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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