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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中国民营企业考察报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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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60分，非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80分，似乎应该把这个岗位交给非家族成员。然而，一项正确的决策，不仅仅需要知识和信息资源作支撑，还需要人们对企业资产以及企业的整个发展发自内心的关心。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关心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企业的资产当作自己的生命，甚至看成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把企业看成自己的孩子，看到企业发展壮大，就像看到自己孩子茁壮成长一样高兴；看到企业有任何的损失，有任何的挫折和失败，就吃不好，睡不香，格外伤心。这种关心，也是企业的一种资源，笔者将这种资源称为关心资源。正确的决策，是信息资源和关心资源两种资源的产物。仅仅有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是不能保证科学决策的。
某企业设备更新，既可以买A设备，也可以买B设备，两种设备质量和性能相当，A设备售价100万元，无回扣；B设备售价150万元，有10万元回扣，设备工程师凭借他的知识和信息，完全可以作出正确判断，即买A设备，但他实际的决策并不是买A设备，而是买B设备，因为价格便宜是企业的目标，是老板的目标，10万元回扣才是他的目标。
如果在工程师这个岗位上不是外人，而是家族成员，他的目标与老板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决不会作出选择B设备的决策，他肯定会选择A设备。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因为前者只有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而没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后者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可能不如前者，但后者拥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为保证企业的正确决策，关心资源有时比知识资源更重要。
上述实例还可以细化：有A、B、C三种设备。A、B两种设备价格都是100万元，两种设备性能相近，只是B 设备的使用寿命比A设备低10％，A设备可使用10年，B设备只能使用9年，两种设备都没有回扣；C设备的性能与A设备相当，但价格比A、B两种设备高出50万元。在A、B、C三种设备之间，最值选择的是A设备，要能作出这种选择，既要有关心资源，又要有较好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一个做工程师的家族成员，虽然有高的关心程度，但因知识局限和信息资源的不够，结果他选择的是B设备，没有选择A设备，即他没有作出最佳决策，他作出了次佳决策；一个非家族成员的工程师，他有渊博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但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漠不关心，结果他选择的是C设备。
这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家族管理虽然不能实现最佳决策，但能做到次佳决策，一般不会作出最差决策；外部人员只有能力，而没有对企业的归属感，有可能作出的是最差决策。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企业规模扩大之后最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首先就是管理，而在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的问题相当严重。这种“近亲繁殖”的后果，就是使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的选择面越来越窄，可用的人越来越少；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及创业初期的成功则使许多老板昏了头，自以为是，而这恰恰又排斥了社会上更优秀人才的加盟；其次，家族企业通过血缘关系建立起的信任，也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对其他员工产生不信任感。一方面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又缺少留住人才的环境，家族企业便会止步不前，甚至走向没落。典型的例子国外有王安电脑，国内有三株和爱多。有资料证明这一点，浙江私营企业共有１８．５３万户，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但户均注册资金仅７６．０５万元，始终处于“长不大”或扩张缓慢的状态。
第二章 “草根”与“贵族”—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障碍
第一节 举步维艰
1、 国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2、 国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3、 地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3、 地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4、 国地税案件复查来了——罚款或招待
5、 国地税执法检查来了——罚款或招待。
6、 工商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7、 工商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8、 质量技术监督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9、 审计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10、 劳动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11、 环保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12、 计生委来了——罚款和招待。
13、 公安局来了——招待。
14、 银行来了——招待。
15、 市委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6、 市政府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7、 市人大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8、 市政协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9、 市委领导来视察——招待
20、 市政府领导来视察——招待。
21、 市人大领导来视察——招待。
22、 市政协领导来视察——招待。
23、 省里来人视察——招待。
24、 学校来了——赞助。
25、 孤儿院来了——赞助。
26、 敬老院来了——赞助。
27、 老干局来了——赞助。
28、 文联来了——赞助。
29、 洪水来了——赞助。
30、 旱灾来了——赞助。
31、 援藏干部来了——赞助。
32、 八一来了——慰问。
33、 国地税税务师事务所来了——咨询费。
34、 老板二奶来了——放血。
35、 黑社会来了——放血。
36、 报社来了——放血。
37、 电视台来了——放血。
在相对不稳定的大环境催长下的民营企业发展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一方面要应付政策和市场的不规则变化，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内部的不断革新。孰轻孰重，从发展和运营的角度来看，都无法放的下，而柳传志“找死和等死”之说则非常形象的概括了此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比如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也使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遭遇危机，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参与不正当竞争，更是把企业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愿意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桥。双方约定，多少年内在旁边不再批新桥，保证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资。桥建好了，有关部门一看不错，又批准别人在他的旁边修了另一座桥，条件更优惠，这条路更方便。政府部门的毁约，毁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毁了这家民营企业。
来看这样一个现象：某饼店，小本生意，坐落在某公园门口，一度兴旺。引起了“有关部门”（即市环卫处）的注意。市环卫处要求他们交纳80元/月的门前清洁费。饼店拒交，结果，不久之后，这家饼店前面四、五米处立了两个大公用垃圾桶。再一个月后，饼店关门。不合理的费用你也得交，不交？想看脸色。如狼似虎的“有关部门”。
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都有弃商从政的严重倾向与这个比喻不无关系，比如要数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他现在是重庆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如，安徽某地的民营的轮船运输公司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从几条破船发展为拥有8000多万元的企业了，董事长也突然摇身一变，干起当地交通局副局长。
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非常不够，有些地方出现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产权和人生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看到我们在没有与官员勾结的情况下容易被侵扰，那么自然地，一旦我们同官员勾结，我们就会和官员一样，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接此机会，侵占国有资源，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例如海南曾经为民间“反腐”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何海生先生的亲生经历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间被篡改到别人门下，如此大胆且如此简单的侵犯产权行为居然和法院还纠缠不清。
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民营高科技实体的陈春先先生，因为公司间的纠纷就被人绑架过两次。而相比与其他被绑架的民营企业家，陈春先又算是幸运的。2000年12月15日，江西省德兴市待业青年朱胜利、潘德生将民营企业家张某年仅10岁的儿子绑架，勒索人民币150万元，最后以撕票了结。1998年4月4日晚10时20分，家住深圳市笔架山庄一位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明某，开着奔驰车从外面回来，走近他的住所时，被早有预谋的两个人绑架杀害，该案被列为广东省的大要案。
一些民营企业家，在遇到这样的敲诈与绑架时，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让这些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的威胁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束手无策。
几年前的雷献强被绑架案在许多民营企业家心里都留下了阴影。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大排档”的海口市狮子楼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业，而且成为海口的一大饮食景观。他们组建的狮子楼京剧团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剧团。
然而，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雷献强不幸与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创办的汇通贸易公司，就狮子楼夜食城的有关合作问题发生了纠纷。雷献强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诉讼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却在庭审后不到一小时出动十多名特警，将雷献强先生从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轰动海南的“狮子楼事件”。
该市公安局为了达到彻底制服、控制雷献强的目的，在双方正在法律诉讼期间下，在举报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违法将雷抓捕。其后该市公安局派人强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赶走公司管理人员；
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强行扣押、没收雷私人及公司财产100多万元；对雷的父亲和女儿及亲属断绝经济来源，致使雷的女儿辍学，雷的父亲无钱医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们还强行解散由雷创办并经海南省文体厅批准成立的狮子楼京剧团。同时，他们为了给其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还对雷关押了八九个月之久，并对其多次刑讯*供，*其撤销对公安局的民事起诉，并承认自己犯有“流氓罪”、“赌博罪”等。人民日报内参指出：“这是一起无视法律尊严的违法事件”。
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保障，这也是民营企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这几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些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一段以后，掌握了公司里面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秘密，然后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跳槽时他们就会把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甚至把一些客户关系也带走。2000年11月2日，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的销售业绩从7亿元做到43亿元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强华，发表《致创维销售体系全体员工公开信》，将其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一个原本简单的高层员工流动变成对原企业的致命打击而收场。
这在外企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它们的聘用协议里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离职后多少年内不能到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离职多少年内应该为公司保密。但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条款，看到的却是一些企业的高管投奔到竞争对手的怀抱，而原企业对此束手无策。
同时，知识产权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着民营企业。2002年春天，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连续遭遇“知识产权”的伏击，先是DVD厂家在欧盟被扣货，跨国公司飞利浦拦路收取专利费。其理由是中国企业使用了飞利浦的专利而未付专利费。虽然人家早在1999年6月就已经发出过通知，要求生产厂家购买专利使用权，但国内企业未在意。中国入世后，对方就采取了扣货行动，使国内企业措手不及。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1月1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诉天津港田集团公司、天津港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商标侵权案，诉讼标的3000万元。这是我国入世以来最大的一起知识产权案。然后，日本摩托车企业联合代表团来华“打假”。“打假团”包括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重工等，他们在北京拜会国家经贸委、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等与打假有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并向中方递交了大量指控中国同行侵权的材料。日方提交中国的材料称：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生产的大约1100万辆摩托车中的近900万辆是盗版日方产品，其中200万辆出口到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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