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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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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与被教育
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本质上相当于艺术与欣赏的关系。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来打动和影响欣赏者，并由此提高欣赏者的鉴赏能力和审美素质：同样，一个好的教育家也通过自己的人格力量来打动和影响受教育者，并由此完善后者的人格和精神素质。例如，当他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时候，他主要传授的不是那些死的知识，而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和学识训练的人对待一般知识的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和兴趣盎然的态度，这种兴趣来自于对人类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机灵、准确和远见的惊叹、欣赏和自我欣赏。又如，当他让学生建立道德准则的时候，他不是简单地宣布一些道德戒律和相应的惩罚手段，而是首先以自己的道德行为（包括公正、无私、守约、敢于承担等等）在学生中建立起威信和崇敬，然后以自己对卑劣行为的憎恶和对崇高人格的景仰来影响学生。正如一个欣赏者在一件艺术品中可以看出艺术家的个性和全部人格一样（所以我们常说“画如其人”、“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教育者也应当（并且也不能不）以自己的全部身心来影响受教育者。教育绝不是一种片面的技巧，而是两个灵魂之间的吸引或碰撞，是两者发自内心的需要。没有这种需要，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不可能参与和完成一个成功的、相互默契的教育过程。
当然，教育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对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还是有不同的意义的。一个好的教育者，当他决心献身于教育时，他的理想自然是要“塑造”出一批又一批在他心目中是“优秀”的灵魂，但他所视为“优秀”的标准，难道不正好就是他自己做人的理想的标准？他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难道不是为了在他人的灵魂中打上自己灵魂的印记，难道不是在塑造出自己的镜子或“外在的”他自己，难道不是归根结底使自己的灵魂成形并得到外部的确证？所以，正如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样，一个教育家的作品首先就是他自己的灵魂，他在教育过程中，不仅在努力实现着自己预先对理想人格的构思，而且总是能够发现一个崭新的自己（这时甚至也需要艺术式的灵感），从而对自己的这一构思进行精雕细刻，使之生动具体、活灵活现，具有亲切感人的力量。所以一个好的教育家的魅力，绝不亚于一个好的艺术家的魅力。另一方面，一个受教育者最初自然也是有一种受教育的渴望的，所以人们说“模仿是儿童的天性”，“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受教育给人带来的最大的愉快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各种能力由于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提高和完善，它能给人以做人的自尊。然而，受教育者的这种自身发展离不开一种外在的楷模和规范，他的人格自我完善的程度取决于他是否受过良好的教养和能力的训练。因此，在教育者面前，受教育者毕竟是处于低位，他对教育者有一种依赖性，正如欣赏艺术的大众对艺术家的天才有种依赖性一样。不过，从更深层次上来说，这种低位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受教育者的灵魂与其说是“被塑造”而成的，不如说是在一定条件下自我塑造而成的。因为严格说来，只要是人，没有谁是不曾受过教育的，至少受过家庭或社会的教育，这类教育有时并不逊色于学校教育，并且往往与学校教育形成互补关系；但不论哪种教育，都需要受教育者自己具有最起码的兴趣或自觉性，否则常常会适得其反。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学习都是“自学”，自学是人区别于动物和学习机（电脑）的最根本的特点之一。在这一点上，受教育者与欣赏者也有类似之处：没有人能强迫别人欣赏，一切欣赏都基于一种自发的创造力（人们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汉姆莱特”），甚至基于某种天才式的感受力和领悟能力（对于现代艺术这一点更为明显）。欣赏者也是一个潜在的创造者，他在艺术家的作品上发现了一个自己，作品对他来说是对他的自由的一种呼唤和揭示。事实上，不少欣赏者也正因此而被引导着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即使不当艺术家，欣赏能力也是一个普通人必不可少的素质，正如受教育的能力（学习或接受能力）是一般人性的素质一样。
因此，一个好的教育家正如一个好的艺术家一样，首先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当作自己个人的事，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如一门“职业”，我可以选择这个职业，也可以选择另外的职业），而是涉及到自己的做人方式的非常严肃的事。一个好的教育家也正如一个好的艺术家一样，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工作是否受到别人的欣赏和夸奖（更不必说是否对一些更加外在的目的“有用”了），而是这种工作是否有助于使自己的灵魂塑造成自己所满意的理想人格。当然，任何艺术家骨子里都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人、被更多的人所欣赏的（如果这是“内行的”欣赏的话），但一个好的艺术家绝不是为取媚于他人而创作的，他只为自己而创作。他期待他人的欣赏只是因为，这种欣赏是他的创作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因而真正具有自由人性的普遍力量的现实的确证而已，因为人性的自由本性使一切欣赏者都只欣赏那体现自由的独创性的作品，而对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和模仿的作品嗤之以鼻。同样，一个好的教育家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学生仅仅成为自己的一个刻板的模仿者和翻版，而总是希望在他的引领之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以自己的自由个性唤起学生的自由个性，从而开拓出新的自由天地来。当一个好的教育家在面对一个儿童、一个少年或一个青年时，他会从自己的层次丰富的人性中去体会一个儿童、少年或青年的自由冲动，再一次地使之得到完美的实现，或发明一种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他在引导儿童、少年或青年与自己一道游戏、一同激动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一个好的教育家当然应该关爱和理解儿童、少年或青年，懂得他们内心的秘密；但这种理解同时也应该是对自己的理解，是对自己内心潜藏着的人性的可能性的理解，因而是对自身隐秘的灵魂之谜的一种探索和“发现”。
三、教育的技巧
以上所说的只是教育或教育家应当如何的“理念”即理想的情况。然而，正如一切艺术都包含有技巧的成分（“大巧若拙”也是一种技巧，甚至是一种更高的技巧）一样，教育的理念也需要有自己的技巧，否则理念再好，也无法得到实现。但这种技巧不是外在附加的技巧，而是由理念本身中生出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同一种方式，如果脱离了它的理念之根，立即就会变质，成为一种僵死的套套。例如，一个不是以全身心投入、而只是极其功利地采用“寓教于乐”这一方法的教育者，他的行为就类同于欺骗。只有一个视教育为自己灵魂的存在方式的教育家，才能如此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生动自如地运用“寓教于乐”的方法。这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方法”或“技巧”，而就是他的生活，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就是这样生活的。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又译马丁·布贝尔）说：“只看到品格教育不能纳入课堂教学里，这还不够；也不能把品格教育隐藏在巧妙安排的课间休息时间内。教育不能容许这种玩弄手段的行动。即使学生们并未觉察到这种隐藏的动机，这种隐藏的动机由于使教师失去他所具有的那种坦然直率的力量，也会对教师本身的行动起着消极的影响。教师只能以他的整个人、以他的全部自发性才足以对学生的整个人起着真实的影响。”“当他无意影响他们时，他的蓬勃的生气向他们倾注着，极其有力而彻底地影响着他们。”＇3＇（P301）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唯一纽带应该是坦诚，而不是诡计和手腕。
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一切技术性的安排，也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任何事情都应当和盘托出。因为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具有无限的深度，两个灵魂之间的相遇和交流不可能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个互相试探和寻找的过程。坦诚本身是一个过程，那种以为只要自己诚心诚意就能得到学生的完全理解的想法是幼稚的。坦诚只是一种意愿，一个人是否真正做到了坦诚并不是当下能够断定的，他必须一方面与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为自己留下反省和重新考察自己的余地；另一方面必须在与其他人的心灵的碰撞中使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浮出水面。所以，教育者的坦诚不可能体现为一劳永逸地“返身而诚”，而是体现为带领学生一起来共同探讨人性的秘密。为此目的，就必须动脑筋设计一些有可能暴露和揭示人性秘密的程序，当这些程序被经验证明为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时，它们就成为了一些“技巧”和方法。但有两点是必须切记的。一是这些方法是不能脱离它们的目的而单独有效的，一旦它们被用于其他目的而遗忘了本来的目的，它们就会沦落为一种欺骗手段，它们的假相会随着学生的年龄和见识的增长而被揭穿，那时就会遭到双倍的报复。二是任何方法都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这不仅是指在一定的对象（不同年龄、性别、性格、已有教育基础等等的学生）范围内，而且是指在所触及到的一定的人性层次上。绝没有一种不需要继续探讨和改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如果说，时代的不同也意味着人性发展的程度的不同的话，那么古代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就不一定适合于今天。例如，对于现代强调个性发展的学生来说，过去那种一出现顶撞和冲突就进行压服（不论是用棍棒还是用“师道尊严”的大道理）的方法就失效了。还是马丁·布伯说得好：“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对教育者的考验”，“这种冲突不再单纯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几千年来深信有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真理的那种世界的人与不再相信——不再愿意相信和不再可能相信——有这种真理的那一时代的人之间的冲突”＇3＇（P305）。他还认为：“信任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协调一致。教师决不可忘记，对于种种冲突只要能在一种健康气氛中加以解决，那么冲突也会具有教育价值。”＇3＇（P303）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今天，教师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培养学生应付和解决各种冲突的能力，而这一点只有在学生被置身于实际的冲突中时，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能做到。
由此可见，教育的技巧和方法是为教育的理念或目的服务的。当教育者在“启发式教学”中，预先不告知学生正确的答案，甚至有意诱使学生得出错误的答案，然后再指出其错误所在而加以纠正（或更好地是让学生自己来纠正）时，这绝不是欺骗和陷阱，而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屡试不爽的“精神接生术”，它告诉学生，人性的弱点是容易陷入表面化和简单化，但人性自己有力量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就是理性的自我反思的力量。其他各种有效的方法也是如此，它们不是为了显示教师在学生面前高人一等，也不是用种种诡计愚弄和操纵学生，而是和学生一起在对话和互动中联手探讨和发现他们共同的人性真相，从而使技巧上升为一种教育的艺术。在今天，有没有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是区分好的教育方法和坏的教育方法的根本尺度。
四、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弊病之诊断
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教育。《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教育的内容就是上古文献、行为规范、忠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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