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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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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原版，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以研究和翻译相结合的严谨态度进行，并采取两人合作、反复校译的方式完成，每部批判前面都有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简介，后面都有详细的德汉词汇索引。它标志着我国翻译界对一个重大难关的攻克，不仅在翻译上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而且有利于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深化。黑格尔曾说过一段大有深意的箴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我们在翻译康德著作时同样深切地感到，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在努力“教会哲学说汉语”。这样说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汉语在今天已经有条件来“习知”世界顶尖级的哲学思想即德国古典哲学，这与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充分发展和成熟是分不开的。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王小波说我们这几代人是靠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来形成我们的文学修养和汉语语感的，其实在哲学修养方面何尝不是如此。贺麟、关文运、陈修斋、王太庆、杨一之、熊伟等一大批卓越的西方哲学翻译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者们一起，打造了现代中国人的哲学语言。在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中，我们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已经通行并渗透了中国人的日常语感的翻译语言并力求使之纯粹化，发现即使在翻译康德那些最冗长、最晦涩的句子时也最终能够做到逻辑严谨、意义明晰，而这是用文言文翻译所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我们感到现代汉语在当今各种国际化的语言中仍具有它从古代汉语中带来的某些重要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有可能成为它的优点。中国汉字本身不像西方拼音文字那么有一定规范，从词法上来说，一个汉字大都是一词、一声、一形、一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如同“意义原子”一样颠来倒去、任意组合，变化无穷，但一旦组合却又具有“会意性”、“粘合性”，即每个字同时又以自身本来的含义加入到组合之中，融汇为一个新的、但又与原来的单个词义有联系的词。所以现代汉语根据需要创造新词、并且把新词创造得就像是一个固有的旧词这种本事，应当比任何一门其他语言都强。从句法上来说，汉语既不能被纳入分析性的语法规则（如英语），也不能被纳入综合性的语法规则（如德语），而是“混沌”的（模糊的）、具有组合的无限可能性的。这对于精确地翻译哲学文本来说，本来是汉语的缺点，但在被改造为现代汉语后，这一天生的缺点竟然变成了优点，即它既可以表达分析性的语法形式，也有办法表达综合性的语法形式。例如，我们在与英译康德著作进行比较时发现，有许多德语所特有的句法形式（如从句的“框形结构”）是英文无法表达的，但现代汉语却能够轻松地表达出来，不失原意和原味。这就是现代汉语语言的“杂交优势”。所以，“教给哲学说汉语”这一理想将不仅意味着汉语的进展，同时更将意味着哲学的进展。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
青春的迷惘
人一辈子，最难忘的其实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童年，一个是青春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他的时光简直就像嚼过了的甘蔗渣，淡而无味，而且一年一年的越过越觉得过得快。所以历来就有人认为，青年时代以后的日子都不必过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于33岁时死于征战途中，被黑格尔称为“一幅最美丽的景象”，因为“要使他永远以一个青年出现于后世人眼前，他就不得不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早死”。我国“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则有人提出，人过40都改杀。这都是当一个社会处于青年时代所流行的议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是最幸运的，因为只有他们最有作为。
但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青春期，而是要么走向成熟，要么迅速老化。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青年人的常态就是处于动摇与迷惘之中，他们常常羡慕前人年纪轻轻就干出了丰功伟绩，震撼了世界，而自己身处一个普通平庸的时代，不要说没有建功立业的条件和机遇，就连一个站得住脚的理想都失去了。不过，尽管今天青年看起来比老年人更老于世故，但青年人之所以是青年，正在于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和自己时代的现状，在内心中有一番挣扎和探索，想要渗透人生的意义。青春的迷惘其实正是对人生意义的迷惘，对自己“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迷惘。以前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叫《你到底要什么》，讲的是苏联“解冻”后的60年代青年寻欢作乐之余的怅然若失心态。记得当时我还在农村当知青，几乎所有同龄人考虑的都是“我将会成为什么”，却极少有人考虑“我到底要什么”。是啊，我将会成为什么自然会成为什么，可是我到底要什么呢？这个问题不搞清，我将成为的那个“什么”很可能是我根本不想“要”的，到那时如果我再明白自己真正要什么，那就晚了。
当时眼前的确是一片漆黑。这不仅是指对我这种“出身不好”的青年来说，招工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绝无希望，只能打算一辈子务农；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给我指一条精神上的出路。现行的一切理论、宣传、口号和指示都成了明显的骗局，我渴望找到一位老师、兄长或父辈，能够再做人和思想方面给我立一个榜样，或提出一些有意的忠告。但我最终是绝望了。我终于明白了，除了靠自己，谁也不能帮我。那时，未来在我心中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整个国家的命运同样如此。我在迷惘中奋起，在迷惘中读书学习，在迷惘中探寻人生的意义和国家的前途。经常会有一种空虚感和底气不足的迷惘向我袭来，其中交织着朦胧的战栗、神秘的预感、暗暗的焦虑和莫明其妙的恐慌。但它并没有将我击倒，而是迫使我带着深深的忧郁和伤感，游向知识的海洋。今天想来，我要感谢青春的迷惘，虽然当时感到自己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我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主要就是怀念这种迷惘的心情。
的确，正是在40岁上（“不惑”之年或“该杀”之年），我开始不再迷惘了，而代之以一种紧迫感。经历了考研、读研、留校任教的一连串“时来运转”之后，那一年我突然发现，人生若短，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恐怕是永远也做不完了，所以要赶紧做，现在就做。我放下了一切爱好，一切交游的机会，除了讲课之外就是埋头于书斋，抓紧一切时间，拼命追赶着某颗遥远的命运之星，经常梦见自己误了火车。我终于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了，我要搞清一切真相，历史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人类的真相，人性的真相，最终是自己的真相。人生中充满了欺骗、自欺和虚伪，我不愿意度过一个虚假的人生。当然，完全搞清真相是不可能的，否则人就成上帝了。但我认定人的生命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有这一点灵明，或者说神性，他类似于上帝。最近十多年来，我的生活过得平静而无纷忧，与我青年时代的动荡不安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从自己的时间感觉上来说，这十几年过得简直就像只有三个月，但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没有虚度光阴，我把我的一生都凝聚在我青年时代所选定的一点上了，为此我要再次感谢当年的青春的迷惘。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同的，他的选择自然也和别人不同，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但很可能世世代代的奋发有为的年轻人对自己的青春会有共同的或类似的感受，他们所体验到的青春的迷惘并不是特殊的风景，而是人性结构中的一个必要的层次，他带给人生以痛苦，但同时也为人生极聚着力量。
世纪末文学的灵魂
自从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中以来，第二个一千年即将过去了。当二十世纪天空最后一道晚霞就要消失之际，整个世界似乎都蔓延着一种“世纪末”的恐慌，好像那支撑了人类世世代代生活意志的坚强信念，类似于〃太阳每天照样升起”的信念，在这个垂危的时代突
然间垮掉了。理想坍塌了，禁忌废除了，信仰被嘲弄，教条被搁置，上帝已死，神变成了凡人。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但正因此，每个人都再难有所作为。人类在几十个世纪中造就的那些巨人、伟人，像冰川期之前的恐龙化石一般在那里孤独地屹立着，而现在就到来了一
个普通平庸的时代，以前某个历史人物所发出的照彻多少代人的巨大光辉，当今需要耗尽一个庞大集团数十年心血，以某个政治联盟、学术思潮、艺术流派等等的名义，才能勉强与之相陪衬。人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明、更聪慧、更懂得生活、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然而，人类日益堕落了，或者说，人类在当代如日中天的发达是以每个人的沉沦和迷惘为代价的。
这是一种愉快的沉沦。人们忽然发现，先辈们多少个世纪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不就是今天的“幸福生活”吗？有福不享，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吗？个人的生活在今天只是沿着“吃饱穿暖——顿顿白米饭——餐餐有肉——天天像过年”直到追求现代文明给予的一切舒适享受这一“幸福”阶梯不断攀升。当然，他也随时有可能在中途停下来，不论是回想这个阶梯的出发点还是前瞻到这个阶梯的顶点，都将陷入一种自讨苦吃的沉思，不知道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种动物般的现世享乐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标。我们今天看到的恰好是一幅道德滑坡或人文精神失落的无可奈何的景象。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人心不古”的悲叹和“拯救人性”的呼吁，在当代扮演一种无人理睬的预言家的可悲角色。更多的人则遵循着现实生活的惯性，扛着一个浅薄的头脑及时行乐，游戏人生。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素来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度里，人们通常忧心忡忡的并不是自己无形的灵魂的拯救，而是此生此世有什么该享受的没有享受到。时代给了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机会。一个平民，只要他有毅力、有机心和耐心，他就有可能一朝暴发，享尽帝王的荣华富贵，揽尽天下美色佳丽，吃尽世上山珍海味，这时他的自我感觉绝对地好。
然而，人和人是不同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人类中总是会有些不满足于现状的怪人，起来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发出强烈的抗议，对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加以深刻的审视。这是人类的幸运，而这些个人却是不幸的。他们既然代表了一个世纪的人类灵魂，也就必然肩负着这个世纪的精神苦闷、内心矛盾、生存困惑和绝望挣扎。同样是柔弱的人心，他们的心却注定经受命运的折磨，为了打击出一星半点火花去照亮黑暗的世界，而受到重创。在这些人中，最为不幸的要算那些单以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生存的营养的艺术家了（如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因为他们不仅放弃了外部世界的一切生存手段，如功名、利益、权力、地位，甚至也放弃了内心世界的铠甲，即用来应付内心冲突的理性、逻辑和常识，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卓绝地朝自己的心灵深处努力探寻。这种非人的、决不可能有最终结果的努力，几乎只有用“上帝的召唤”才能解释。“人心真是一个无底深渊！”（奥古斯丁）凡是有勇气跃入这个深渊的，都将经受无穷坠落的恐惧和永无着落的痛苦。
中国九十年代文学，可以说最深刻、最生动地展示出了这一永远坠落的痛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最近二十年的文学这样风云变幻、高潮迭起，也没有任何时代像这一时期这样以一种不断深入的历程逐步揭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如果说，这一历程的前一阶段，即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基本上还是一个摆脱“文革”意识形态话语、重新认同传统人文精神的阶段，那么，到了九十年代这一阶段，则明显地体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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