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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文集-第2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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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政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艰难下，依然断断续续地写他谙熟于心的农村题材小说。自一九七九年起有《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说面世。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同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他从现在开始结束了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基层长达二十年的生活。
如果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这二十年不打一点折扣的农村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库存，那么，以后的整整十年（ 至一九九二年） 就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的老家旧屋里，一求耳根清静，二求读书弥补文学专业上的残缺，三求消化他所拥有的生活资源，创作出数量上越来越多、质量上越来越高的文学作品来，直至一九九二年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而一鸣惊人。
下列作品，可视为他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走向成熟这十年的主要创作成果：一九八二年七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一九八六年六月：中篇小说集《初夏》出版一九八八年四月：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出版一九九一年一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后去》出版一九九一年一月：《创作感受集》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篇小说集《夭折》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第六期开始连载《白鹿原》的诞生并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由《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部长篇从一九八六年起作了两年的构思和史料、艺术等方面的准备，至一九八八年四月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定稿，历经四年的写作修改才告完成。
《白鹿原》连载于一九九二年《当代》第六期和一九九三年《当代》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所罕见。迄今人文社的累计印数（ 含修订本、精装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 已达六十六万一千册，此外还收入他的“小说自选集”和“文集”，海外则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台湾新锐出版社版和韩文版、日文版先后面世。
《白鹿原》面世后确实出现了好评如潮，畅销不衰，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却也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牡丹终究是牡丹。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于牡丹的价值、华贵和富丽。它先是荣获陕西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后来，略加修订的《白鹿原》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它的作者终于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他———这个脸上已是沟沟壑壑、满脸沧桑，却有一双炯炯有神大眼睛的五十六岁的汉子就是陈忠实。这个一九四二年诞生于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那个叫作西蒋村的孩子，几十年前曾经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淌着血从这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走向灞桥，走向西安，如今却堂堂正正地走向北京，走向世界，攀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白鹿原》确如海外评论者梁亮所说，“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那么，我们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中的大家之一，也就不算夸张了———他毕竟以自己震惊中外文坛的非同凡响的佳作而达到了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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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长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大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他在西安市18 中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由《延河》杂志每期登上两章，他就每月准时花两毛来钱到邮局去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开销了。
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写农村的文学作品。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谈不上更多文艺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六十年代初出版，到七十年代初忠实先后买过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但到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总是读一本丢一本，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特别喜欢《创业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柳青。如七十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认为是从语言到农村氛围的营造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直到七十年代初（ 七二、七三年间） ，陕西人民出版社开过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忠实作为业余作者与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柳青。那时柳青刚刚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状况不好，一边讲话一边用个喷雾器往嗓子里喷药，然后才顺过气来说得下
去。他讲话容易激动，没有讲话稿，也不讲什么套话，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来开会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农一样朴实。
在柳青生前，忠实就在这种场合见过他一面。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一九九六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主席的名义还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作终身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的意义。
然而，早期的学习和对柳青永远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忠实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譬如孩子学步，一旦自己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甩开大人的手走自己的路。就艺术创作而言更应如此，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陈忠实并不缺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因为他一直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
从一九六二年他高中毕业到一九八二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一直在农村。先当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后当基层干部，公社副书记兼副主任一当就是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新时期开始才从公社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一九七七年夏他还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一九七八年上半年他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八华里的河堤，现在还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因而，对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陈忠实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谙熟于心，对农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经常厮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对自己的身边人乃至家里人那样熟悉。
然而，仅仅熟悉农村的生活和各色人物对创作来说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陈忠实虽然有没上成大学的缺憾，但新时期以来他没有放过可能得到的自学的机会。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他曾经较集中地读了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读了《世界短篇小说选集》（ 上、中、下三册，含上百位作家的佳作） 。阅读不但使他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而且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这种体会是通过阅读作品得到的感悟。比如写十月革命的作品，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同类作品中是进入了生命体验的有深度的作品。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中，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独特的感觉就来自生命的体验。包括阿连德的《妹妹》，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都是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作品。总之，关注人的生存形态，争取人的合理的生存状态，这是忠实在广泛阅读后产生的对生命体验的深刻体会和强烈共鸣。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他认为张贤亮的《绿化树》就是这样的有深度的好作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忠实对自己的创作才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他因而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也有了新的评判，如一九八四年的中篇小说《初夏》等颇得好评的作品，他认为也只是写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而到了一九八五年写《蓝袍先生》，才有了突破，才接近了生命体验的深度。真实的生活故事可以感动读者，但只有写好了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生命意识中深层的东西，才能在读者心灵的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和真正的震撼。忠实认为，他到写《蓝袍先生》时已经有所感悟，但认真地去
努力表现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人物的生存形态，那还是到《白鹿原》才算完成。
总之，有了这种认识和感悟，有了写作《蓝袍先生》时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还有生命本身发出的强大的蕴含欲望的张力，使忠实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到他五十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那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这是在一九八六年，在忠实刚交四十四岁时面对人生的重大课题。然后便有了两年的认真的思考和扎扎实实的准备，以及长达四年之久（ 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一九九二年三月） 坚韧不拔的努力。尔后才有史诗式的长篇巨制《白鹿原》的诞生，而一员功勋卓著、风采超群的大将便屹立在中国当代文坛上。
三
《白鹿原》，撼人心魄的高峰在一九八五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便开始了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几方面的准备：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二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中国《近代史》、《兴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释》、《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三是艺术上的准备，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的《活动变人形》（ 王蒙） 、《古船》（ 张炜） ，外国作家的则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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