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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CEO康熙回忆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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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CEO李世民曾问山东、关中人哪个更可靠。魏征答曰‘用天下人才,不宜示异同于天下’。可如今大清重满抑汉,大清的经理人中,汉人仅居十之二三。大清应该广收天下英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满汉。今大清偏重满人,汉人岂能尽忠于大清?

  “如今市场竞争激烈,许多汉员工犹有追恋大明者,什么原因您自己反省过吗?”

  郭琇的一番话没有触怒我,却引起了我的深思。

  1。 并购大明后的文化难题

  长久以来,大清在用人上盛行“满汉之分”的做法。大清是一个崛起于森林和草原的家族企业,公司的重要职位大都由家族成员即满族人担任。

  长期以来,汉族牧民和满族牧民经常为抢夺牧场而发生争斗。祖父创立大清时曾并购过不少汉族人的牧场,引发了大规模的牧民罢工活动。1655年,在一场罢工中,大清一位高级管理者曾不负责任地宣称:“汉族人注定了是低等牧民。”这句话后来激发了汉族牧民和满族牧民之间的械斗,死伤数十人,反响十分恶劣。在此事件后,满汉之间的摩擦频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公司对汉族员工的任用极其谨慎。

  并购大明后,满汉员工之间的矛盾再一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大明是一个存在了三百多年的大型企业集团,它曾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在许多汉人眼里,它是一个永不没落的企业帝国,寄托了他们所有的梦想。当时许多汉人固执地认为,大清对这家企业的并购,不仅仅让数以万计的员工无以为生,更粉碎了他们心中残存的希望。他们不接受大清的崛起与大明的没落,更不乐见大明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当大清完成这项惊天并购后,蛰伏在他们心中的不平与愤怒爆发了。

  祖父去世后,当多尔衮率领并购小组进入北京时,数以百计的前大明汉族员工愤怒地截住他的专车,将之隔离在大明的办公大楼外。至少三个月,这个小组始终无法工作,甚至不能踏入办公楼半步。这种顽固的企业保护主义心态对大清的发展一度造成很大的障碍。

  事实上,大清收购大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超高回报”,相反,大清收购的是一个被掏空的、徒具其表的空壳大明,企业早已资不抵债,只剩下空荡的办公大楼和那些早已停产的破旧工厂。现在理性地分析,并购让大清变大,但并没有变强。

  “并购最大的难题是文化。”多年后,祖母语重气长地对我说。这是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留给祖母最深刻的教训。在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满汉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时间而消减,反而越积越深。我一直担心满汉员工之间的矛盾有一天会激发,及至1670年的郭琇事件,我感受到了“满汉之分”造成的深层危机。

  2。 区别对待:傲慢与偏见的源头

  大清的管理者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满族人,汉族人才不到百分之十五。虽然大清已进入中原三十多年,但是这套老的用人体系却依然保留。自从鳌拜“圈地运动”以来,满族员工间出现了几大派别,彼此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进一步削弱了汉员工的地位,影响了他们的晋升和生存空间,不少优秀汉族员工因而另谋发展。大清内部的用人制度,严重影响了汉族优秀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在一次招聘会上,我无意中听见了两个应聘者的对话:“听说只要是满人,一般都会应聘上。如果是汉人,恐怕一百人中才能选上一个。”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招聘还分民族。很奇怪!”

  “大清CEO玄烨经常说什么举贤不避亲,到头来依然是任人唯亲。企业要做大,岂能如此?”

  “这让人有种家天下的感觉。大明也是家族企业,虽然它已破产,但在选拔人才上至少是公正得多。”




二.满汉一家:拆除偏见的樊篱(2)




  “一想到那些庸碌的满人居然是你的顶头上司,就觉得别扭。如果不是大清待遇不错,我恐怕不会来。工作嘛,不就是一份薪水么?”

  “兄弟这话透彻。人才是企业的根本,大清如此不重视根本,恐怕很难发展壮大。”

  这两人的对话让我颇受震撼。为了以示公平,我特别嘱咐人事主管,此次招聘满汉人才各取一半。我满以为这样的结果能对平衡满汉之间的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不久便发生了郭琇事件。为了响应郭琇,不少汉族员工集体辞职,影响十分恶劣。

  再三考虑后,我没有批准郭琇的辞职。郭琇曾任公司高管,因收受客户的贿赂,被降为车间主任,后听说他断指告天,悔过自新。我认为他还是个可用之才,辞职风波之后,我特地约他面谈了一次。

  “人才激励是门大学问。不区别对待,满人员工没有积极性;区别对待吧,你们汉人员工却弄出个满汉之分出来。你说重满抑汉是祸首,你看如何解决是好啊?”我问郭琇。

  “无论汉人、满人都是大清的员工。许多经理人都从大明跳槽而来,他们跳槽的原因有两种:一是为待遇而来;二是为事业而来。为待遇者,在乎激励;为事业者,在乎企业文化。如今,为待遇而来者十之八九!”郭琇侃侃而谈。

  我想起了那两个应聘者的对话,问道:“有如此严重?”

  “任何一次并购,都会有文化后遗症。当年大明虽然濒临破产,但员工尚有一份薪水,大明一旦破产,他们自然将失业归咎于大清。很多跳槽而来的人本就对大清心存反感,更何况重满抑汉的区别对待政策?这些都是导致汉人员工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如今首先要做的是,告诉所有人:大清入关前,大明是被李自成的大顺所拖垮的。真正让汉人员工失业的是大顺,而不是大清!但汉人员工不知其理,这就很可虑!

  “我以为应编撰一本专门研究大明的书籍。一来是让汉员工明白大明破产的真正原因,以正视听;二来可将其作为失败案例,以警醒大清。”

  他迟疑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另外区别对待的政策也的确要改了。对大清的长远发展来说,区别对待至少有三大致命缺陷!

  “一,作为竞争手段,区别对待激化了满汉员工的矛盾。区别对待的本意是为了激励强者、淘汰弱者。满人是大清的根,满人强则大清强,这等苦心非常人所能体会。给予满人员工更多锻炼机会,固然无可厚非。但大清入关数十年来,满人员工无论在福利,还是职位上,皆实行世袭制。此等顽症如不根除,汉满冲突永不会绝!

  “二,作为激励手段,区别对待激励了高职位者,却打击了一般员工的积极性。在大清通行一个潜规则:下属如获得功劳则往往谦让给上司,而上司则不忘提携之。功高盖主是下属生存的大忌,为了获得上司的提拔,不得不‘花花轿子人抬人’。这是中国千年来文化的劣根性。区别对待本是为了激励有功劳者,到最后却激励了位高权重者。长此以往,自然影响员工士气。

  “三,作为选才手段,区别对待选拔了关系户。将人才分为优、中、差是区别对待制的基本特征。优者上、庸者下,理应如此,但如何确定优、中、差,却成为一个大问题。每个部门、每个岗位不一样,其评价标准就不一样,这将给企业的管理带来极大困难。一旦监控不严,关系户都得到了重用,而实心办事之人反而永被埋没。”

  郭琇的话对我震撼很大,我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大清,更不了解我的员工。郭琇说得没错,满族管理者在长期优厚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中,逐渐丧失了创造力和效率,这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大清生锈了,它需要润滑剂。不久后,我正式给人事部门发文:日后无论是招聘还是职务变动、薪金调整,不分满汉亲疏,务须一视同仁!

  3。 风闻奏事:三百六十度决策的参考

  大清一直以来奉行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管理体系。在许多人心目中,大清的管理结构如同宫廷体制一般。很多年来,这种体制一直伴随着大清的成长,员工们习惯在自己画地为牢的职责范围内做自己份内的事。等级分明,管理层级太多,决策往往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传达给执行者。一些好的建议,往往在中途就废止了,很难传达给最高管理者。




二.满汉一家:拆除偏见的樊篱(3)




  高管层对企业的控制是通过层层管理实现的,他们高高在上,对员工情况并非十分了解。由于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基层员工们不知道大清的经营状况,更不知道自己每天为企业创造了多少利润。当企业处于新老管理者交替的混乱状况时,他们开始迷茫了。大清要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型企业,打破沟通的樊篱是当务之急。我需要一个直观、细致、全面了解公司的通道,风闻奏事则可建立这个通道。

  风闻奏事,顾名思义,便是被授以风闻奏事权的员工,可以直接将公司的所见所闻、事无巨细直接汇报给CEO。父亲就是通过此制度,才得以全面了解整个大清的具体运营。与郭琇一席谈话之后,我决定重新启用风闻奏事制。就此,我曾征询郭琇:“记得你曾弹劾过鳌拜擅用风闻奏事之权?”

  郭琇说:“风闻奏事是一项好制度,可惜到鳌拜手中却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其实,它的好处有两点:一是无障碍沟通。企业家了解基层的渠道有两种:一是听取汇报,二是视察。大清分公司遍及全国,听取汇报虽能够了解各分公司的情况,但并不全面,也很难深入基层;实地视察虽对基层的认识更直观、全面,但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形式主义,走过场。管理中百分之七十的错误是由于不善于沟通造成的,而风闻奏事则建立了CEO与基层直接沟通的管道,了解更全面、更真实。

  “二是无形的高效管理。风闻奏事是秘密的,各分公司的经理人并不知情。无形之中给其带来一定的压力,让他们更自律,更具有危机感,而这些正是公司长久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将风闻奏事的权力授予那些我所信任的中层管理者甚至基层员工。风闻奏事成为我全面了解大清的一个关键渠道,也成了进行重大决策的必要参考。




三.乾纲独断:打通执行的玄关(1)




  我出身一个严谨、崇尚集中制的大家族,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我仍旧渴望探求一种更加高效的企业治理模式。做一个领导者,还是一个管理者?这一直是困扰企业家的大难题。

  在繁忙的间隙,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集中和分权,更适合大清的发展?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大清比以往更加需要决策力和执行力。

  1。 分权并非为了专行

  一天,我看见朱元璋的画像后,与熊赐履闲聊。

  “据说刘伯温第一次见到朱元璋时,曾大吃一惊,深深为朱元璋那怪异的相貌所震撼。刘伯温据相术得出结论:此人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残暴之相,定能举大事。是否真有此事?”我问道。

  “虽然此说未免玄虚,从事实来看,朱元璋的确是一个刚猛治企、铁腕制人的企业家。在这点上刘伯温所言不虚。”

  “看来刘伯温是有先见之明的。朱元璋开创大明盛世后,对创业功臣降职的降职,开除的开除,唯独他功成身退,得以善终。”

  “刘伯温不愿享盛世之功,是有先见之明。悲哀的是朱元璋,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到最后无才可用。”

  “按先生说法,大权独揽并不可取?”

  “大权独揽非不可取,但无人辅佐却不行。朱元璋算是一个奇才,他精力充沛,富有经验,但他立志当独夫,所以他最终累死榻上。”

  “那朱元璋废黜那些创业功臣,又是为何?”

  “朱元璋为的是保住他朱家的基业不落外人,其动机虽无可厚非,只是举措失当。痛失这许多精英,实在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误。如善用这些人才,大明将会是另一番局面。”

  “按先生意思,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朱元璋在创业期,为笼络人才,动不动就送股份,送代理权。到最后,却又害怕他们串谋起来,脱离大明搞单干,不得已只好拿这些兄弟开刀。合理激励,是留住人才的关键,过度激励往往适得其反。

  “用人要尽其才,而非废其才。徐达、常遇春擅长销售、性格耿直,便不可冒然提为副总。朱元璋把徐达放在副总的位置上,不是为他好,而是害了他。一个萝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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