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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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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一次到敌后执行任务时,被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了出来,二流子跟我父亲要五块大洋,否则,就威胁说要向日本人告发。

父亲回到队伍,汇报了这个情况。组织上为除隐患,决定派老田去锄掉那个要向日本人告密的二流子。

文革一开始,二流子的家属就张贴大字报,揭发老田家是地主,搞阶级报复,杀了贫下中农。

结果,当地司法部门批捕老田,将他判了七年徒刑。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老田的妻子此时竟然宣布与他离婚。

听父亲说,老田的妻子当年也是部队的,长得五大三粗,行军时经常帮老田背行李,两人非常恩爱。

可怜老田,被关了三年多,老婆从来不去探监,真的是一刀两断了。只有最大的女儿,已经成年还比较懂事,去监狱看过老田几次。

老田平反出狱后,一些老战友想撮合两人和好,劝老田说:也许她离婚是不得已,是怕影响孩子政治前途呢。老田态度十分坚决:“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丈夫落难时就背叛的女人。”

那个年代,谁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你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吗?你能保证自己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不被犯错误的人处理吗?更何况我们是在边境线上,对岸陈兵百万,谁又能保证这里不发生战争,谁又能保证一旦发生战争自己的生命还会存在?

父亲老战友一家的妻离子散就是明证。

我希望在这些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属于俩人的忠诚爱情,无论有什么不测,只要还有爱情就还有幸福。如果连爱情这个人类最基本的依赖都不存在了,那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家庭,是社会的最大悲哀。

那晚,我没有向王晓晗讲这个妻离子散的故事,但我认为王晓晗听懂了我的问题,她回答我的只有轻轻两个字:“会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这个单纯、直爽、来自上海棚户区的贫家长女。

那个年代,爱情是被严格压抑的,有些话是羞于启齿的,我对她说:“那好,早点休息吧。”然后各自散去。

真是个怪怪的开头,我们的话题都同爱情无关,但却同动荡的生活有关,彼此有点“丑话说在前头,不要将来后悔”的意思。

没有传说中的男女青年约会时两情相悦的美妙浪漫,也没有当下男女青年约会时互赠“红宝书”的革命激情。两个年轻人,还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却已经十分清楚将来生存的艰难,彼此小心翼翼地把纯真的爱情和未知的命运放在一起,带着点灰色的冷峻,掺着点低调的悲壮。

东北的夏夜,江边的风凉嗖嗖的,最初的约会,冷冷的问答,俩人就这么托付了终生。

第二天,7月1日,是建党55周年的纪念日。我从不担心自己的生日会被朋友忘记,因为这天也恰好是我23周岁的生日。

东北,进入了盛夏,延长的白昼,强烈的阳光,竞相开放的野花,整夜不息的虫鸣,大自然激情四射,将生命的活力张扬到了四季的顶峰。

  
 159、择偶观点 '本章字数:151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1 10:24:29。0'
“队长谈恋爱了。”

生产队这点大小的地方,谁家有点事,消息都会不胫而走。

晚上,生产队开一个庆祝建党55周年的晚会,会上有人起哄让王晓晗唱一首歌。

这是她的弱项,僵持了一会儿,她当着大家的面到我面前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既然大家让你唱,随便唱个什么吧?”

她唱得有点走调,不过还是赢得了一片掌声和笑声。

那掌声和笑声中有着一份对我们俩的亲昵、对我们俩恋爱的欣喜。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当地青年李小梅跟我开玩笑:“我看挺好的,郎才女貌。”

我说:“这话太俗了,千百年来,人们都用这四个字,也不管男的是不是有才,女的是不是有貌。”

李小梅嗔道:“俗什么俗呀?千百年能说到今天总有道理的,你们男的第一不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不好看吗?”

旁边一帮老乡大笑。

老乡都说好,但知青对我们的恋爱却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这并不奇怪,因为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个人的私事,你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会影响到你与其他终生朋友的交往。平时谈得来的知青并不忌讳和我直接交流自己的看法。

晚上回到宿舍,刘金鹏对我说:“现在你幸福了,王晓晗刚刚来把你一麻袋衣服拿去洗。嘿嘿,我的脏衣服没人管,光棍好苦呀!”

见我笑而不言,刘金鹏说:“王晓晗人不错,为人单纯,干活吃苦,不过在事业和性格上你们俩还是有不小差异的。”

我知道,这并不是刘金鹏一个人的看法,张春芳也向我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完全赞同的知青实际上并不多,蔡景行算是一个,他说:“赞同的理由不多,只有一条,因为你太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了,而王晓晗恰恰是一个很能操持家务的女人。”

说实在的,知青说的都有些道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观,我不能说自己的择偶观就很正确,只是在那个年代里,我真不愿意找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为伴侣,开口政治学习,闭口思想交锋,实在太累人了。我喜欢的是对外能与普普通通人沟通的伴侣,对内是善良和会生活的女人,而不一定要在学业、事业上有多么突出。

远离政治,有一个温馨的港湾,我想的就这么简单。

一眨眼,又到了小麦收获的季节。

那晚,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王晓晗要我趁值班无聊的时间,给仲志红回一封信。

仲志红两年前转点去浙江老家插队,她一直与王晓晗保持着通讯联系。王晓晗前不久写信告诉她我俩谈恋爱了。仲志红就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表示高兴和支持。

这是知青中为数不多的表示赞成的人之一。王晓晗看后高兴了好几天,一直催我给仲志红回信。

我同仲志红毕竟已经两年不联系了,这两年,无论是我个人的变化还是知青点的变化,都很难在信上能写得清楚。我在大队部的桌子上熬了半宿,不知道写什么好,干脆还是略写吧,简单写了一页,就结束了。

结尾我把自己的择偶观点写了进去:“关于我与晓晗的事,她已经给你去信,这样我就可以少啰嗦几句了。对这件事,我可能与一般人想的不同,有人喜欢伴侣是与自己门当户对、有政治文化水平的,而我则希望她是一个善良和会生活的伴侣。”

早晨,我醒来,发觉放在枕边的信不见了,肯定是心急的王晓晗拿去邮走了。

也就是说,王晓晗看了我写的回信,不知她对我结尾的几句话有什么想法?

一个多月来,我们平时谈的都是工作,很少交流这种对彼此要求的想法,似乎好像俩人心中都很清楚,不好意思谈,但实际上是俩人都有些担心: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会引起对方的不适?

就在昨天夜里,她还给我看了其妹的一封来信,她妹妹在信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特别注明“不要让别人看”:“只要人老实,只要他真正的爱你,就是你心中最大的幸福。”

这是她们姐妹间私下里的密语,其中的“爱你”触发了情感的甜味。这么多人和我探讨择偶的观点,都很冷静理智地在分析什么性格、事业、生活……但就是回避了“爱”,而可怜的我们,确认恋爱关系一个多月来,彼此之间也竟然都没有一次使用过“爱”这个字眼。

  
 160、国家调查 '本章字数:1909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2 09:13:37。0'
蔡景行说我谈恋爱后人变了,变得平静和实在了。

我笑笑:“也许吧,两个脑袋考虑问题,会比较平衡一点。”

王晓晗的人生经历和环境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在与她的接触中,我发觉了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尽管工作热情、学习刻苦、不惧压力、充满自信,但也存在待人清高、僵化原则、过分自尊、容易骄傲的缺点。

平时在与王晓晗谈论生产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她会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百折不回,是从群众身上获得了力量;自己的成绩,是靠群众浑汗洒血完成;自己的一切,说穿了不过是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滴。

我确实变了,不再啰嗦,不再喧哗,开始多谈问题多干实事,喜欢通情达理和注重数据。

我开始认准一个理儿:这世界上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是集体的配合,而不是靠一个人的天才。喜欢把别人都说成一无是处的人,接着而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不得人心。

我开始摒弃精英感觉,倾向平民意识,关注身边那些平时容易被疏忽的老实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平实的人,做一棵普通的野草,一个深深扎在泥土之中的野草。

恋爱,对我来说就像狭窄的河道被拓宽,原本那股跳跃的激流变成了宽阔的水面,流淌得平静而缓和了。

一个潮湿的夏晨,顶着浓雾,我们一个个头发上都沾满了细水珠。

我跟着收小麦的康拜因来到地头,在给拖拉机与车厢之间的牵引架拔销子时,牵引架滑落,砸在我的左脚脚趾上,大脚趾的指甲根翻露了出来。

我什么都也没说,挺着干了一天。

晚上收工回到宿舍,王晓晗来收拾我的脏衣服,见我脱下的袜子上有一滩血,便来看我的脚:破了的地方已经结痂,可大脚趾的指甲活动。

她倒吸了一口气说:“就这么撑了一天,不疼呀?”她让我坐着别动,到大队卫生站拿来药品,帮我在脚趾上涂红药水,再用胶布把活动的指甲固定好。

住在隔壁的云龙路过,从窗口往里张望了一下,迅速地闪了。

我大叫:“云龙!有事么!”可那小子一去不复返。

妈的,我想云龙误会了,以为我俩在亲密呢。其实,自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来,今天包扎脚趾头,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包扎完后,我穿着拖鞋跑到隔壁,见云龙正端着大水勺站在水缸边喝水。我说:“我叫你,你跑什么?”

云龙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我脚压坏了……”

云龙打断我的话:“别解释,理解,理解。”

我上去给了他一个后脑勺:“理解你个头呀,快说,什么事?”

云龙说:“刚才路过大队部,听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杨富珍明天要来知青点。”

杨富珍,上海无人不晓的五十年代全国劳模。

由于一些地方发生了迫害知青的事件,再加上“走后门”之风和扎根口号在知青中引起了反感和分歧,1976年5月,国务院成立知青领导小组。任全国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的杨富珍成为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知青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杨富珍要来我们知青点,就是这次调查中当地领导安排的一个行程。

第二天将近中午,杨富珍带领6名调查小组成员,在省知青办主任、地区知青办主任、县知青办主任共20来人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知青点。

杨富珍看到我们的宿舍沿着江边一字儿排开,十分感慨,她望着黑龙江说:“你们的知青点就像矗立在边境线上的岗哨,一推开窗,就能听见滔滔黑龙江的奔腾声,就能看见对岸苏联矗立的岗楼。”

知青围着她,听到她的感慨,都笑了。

她回过头来接着问:“你们谈朋友了吗?”

对这个话题,大家推来推去的不答,笑得却更起劲了。

当她了解到我们知青点从原先的53人,到现在还剩下8名女青年26名男青年时,说:“女青年太少了,将来婚姻问题有点困难。”

接着,她到我们新盖的两幢新房里转了一圈,对我说:“现在住单人,将来能成为一个家,这个房子设计得好,比那种大通铺房子好多了,你们看得远呀。”

可能是“大通铺”这几个字眼让她想到了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对大家说:“我已经在黑龙江走了一大圈,看到好多知青生活得比你们艰苦多了,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看到你们这样的知青点,我很高兴,但我主要是来调查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地方要去,今天就不能同你们多聊了。”

临走,她和知青一一握手,并对陪同的公社干部说:“你们要把这些知青带好,让毛主席放心,让知青的家长放心!”

从杨富珍的言语中,透露出她没有把当地领导安排的我们这个知青点作为考察对象,反而对知青现状有一种深深的焦虑。

有些事情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些分赴各地的国务院知青调查组回京后,梳理出招工、知青培养教育、纠正不正之风、知青生活、保护知青等五个专题,各组先分别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再集中进行汇报。但在集中汇报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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