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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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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写《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马尔萨斯的另一部主要著作。他死后,他的朋友奥托主教作了补充,于1836年出了第二版。

    和《人口原理》一样,马尔萨斯写作、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方面是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反对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李嘉图,另一方面是代表资本家和土地贵族利益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19世纪最初30年里,英国新兴的工业阶级和土地贵族阶级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起源于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的颁布。具有强烈的资本积累欲望的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谷物法限制了从国外进口廉价谷物,人为地提高了国内谷物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土地贵族因谷物高价而获得高额地租,也意味着工资提高和利润下降,导致资本积累减少。而土地贵族所获取的地租绝大部分都花费在自己个人奢侈糜烂的生活上,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这也不利于资本积累。因此,他们主张废除谷物法,作为社会纯收入的地租,最好不要落在土地贵族手里,应将地主所得的“纯收入”归于工业资本家,用于资本积累。在这一斗争中,李嘉图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站在当时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证明谷物价格上涨和地主占有地租,引起工人名义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的下降,妨碍了资本积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作为土地贵族辩护士的马尔萨斯却力图证明土地贵族获得的地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快的资本积累是危险的。在他看来,如果否定了地租,也就否定了土地贵族的存在,而若否定了土地贵族的存在,就会出现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地主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同时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工人的纯收入——工资,同资本家所得——利润是直接对立的,而利润和地租也是对立的观点。这个学说首先把土地所有者推上了同广大劳动者、甚至同产业资本家完全对立的地步,从而深深地刺痛了土地贵族的神经。马尔萨斯从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考虑,害怕这将给工人阶级以反对统治阶级的理论武器,于是赶紧起来,激烈地反对李嘉图的这一观点。他以推翻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己任,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3年之后,便针对李嘉图的这本著作,迫不急待地抛出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接着又陆续出版了《价值的尺度》(1823年)和《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在这些著作中,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缺陷,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拼凑了一整套庸俗的价值理论。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包括一篇导论和两卷。第一卷共6章。第一章“财富和生产『性』劳动的定义”,第二章“价值的『性』质、原因和尺度”,第三章“地租”,第四章“劳动工资”,第五章“资本的利润”,第六章“财富和价值的区别”。这6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价值是由购买劳动以及供求关系和生产费用决定的;地租是自然赋予的;利润是从交换中得来的;工资是由劳动者的供求决定的。马尔萨斯完全否定了李嘉图的工资和利润对立、利润和地租对立的结论。第二卷只有“财富的增长”一章,主要阐明他的市场理论和实现论,企图说明只有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土地贵族等,才能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避免商品过剩危机。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 第三章浅薄的小册子

    杜撰了一个“永恒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著书的主要目的远非为了提出人口原理,而是为了反对著名的激进思想家葛德文、孔多塞。他说:“某个著述家也许会对我说,人类最终将变成驼鸟。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不过,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开始变成『毛』管。在能证明人类有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以前,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里小气的奢侈品,而只采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个人的劳动将减轻,每个人将享有充裕的闲暇,那肯定是白费时间,白费唇舌。”他借这一番的隐喻,讽刺、嘲笑、反对葛德文、孔多塞。

    于此,马尔萨斯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固定法则”作为他的理论前提。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曾预言人的『性』欲可以自我控制,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所证实。而马尔萨斯认为第一个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第二个前提也是葛德文等人无力予以驳诘。马尔萨斯说:“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任何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2000年或4000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的方式的。”马尔萨斯断言他所提出的两个法则是永恒不变的,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我们本身的固定法则。既往,他不曾看见此等法则的任何改变,我们当然没有权力可以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为不然。

    马尔萨斯从上述的所谓人类本身固定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两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他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着不变的情欲,人口必然不断增加,而维持这些不断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怎样增加的呢?他说:“一旦接受了上述两其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限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

    马尔萨斯认为:“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他从两条“公理”出发对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之间的对比作出了如下论断:“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10亿,则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加。225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比10,300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096比13,2000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按马尔萨斯的描绘,第一种力量大大超过第二种力量,这样一来,任何人间乐园都不可能实现,人类只能永远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而事实并非如此,如美国在1950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只能供15个人消费,当时人口为14亿;到1978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足够57个人消费,而人口只增加到22亿多。可见,这段时期美国生活资料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世界人口每25年增加1倍,那么从马尔萨斯的理论出世算起,现在世界人口应该是500多亿,而不是现在的50多亿。

    为了使虚构的“定理”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马尔萨斯从安德森(james。anderson;1739…1808;英国农场主和经济学家,

    在李嘉图之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级差地租的原理,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先驱者)那里引述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活资料是由较低形式的动植物所组成,如果土地的供给大到足以与膨胀的大概相适应,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它可能永远增长并且增长得大于任何可指定的数量”,人口与食物的供给可以均衡发展。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有限『性』,按照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递加投资,农产品的产量不是相应地增加,而是递减,食物的供给终于变得越来越吃力。而人口的繁殖并不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人口的力量在每一个时期里仍然占着那么大的优势”,人口的增长率与食物的增长率能平衡发展。由此马尔萨斯断言,即使能创造出像葛德文所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丧失阻止人口增长的压力,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因此人们的贫困和饥饿不是人的过剩,而是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无力供养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由贫穷所产生的不幸,是顽固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

    马尔萨斯在把世界描绘得天昏地暗不可终日之后,这位“悲天悯人”的神甫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及其所导致的饥饿和贫困的妙术。这种妙术就是两种“抑制”: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存必需食物,这是普遍规律,人类的情欲必然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两者不平衡的时候,人口自然规律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强大的妨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它表现为失业、疾病、饥荒、瘟疫、暴行、战争等,即所谓的“积极抑制”。

    马尔萨斯说:“对人口的积极抑制是极其多样『性』的。它包括产生于罪恶或苦难的各『色』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在这一类里可以举出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极度的贫困,对儿童的恶劣保育,大城市的拥挤,各种各样的过度行为,连串整套的普遍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的积极抑制,就是用提高人口死亡率、消灭现存人口的办法,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尽管马尔萨斯非常『露』骨地鼓吹饥饿、疾病、战争、溺婴、贫困、阻碍增殖的社会习惯等,在抑制着人口增长倾向中有所谓“巨大”的作用,但他对别人的反对和谴责感到很委屈,痛苦万分。他认为自己并不同意疾病和溺婴,更不是鼓励战争和饥饿。他辩解说:“把我判断为人口的敌人是完全误解我的议论的。我只不过是罪恶和贫困的,从而是产生这些在人口与食物之间不利的比例的敌人而已”。

    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放弃自己是一个批评者,俨然以一个社会改良者的面目出现,在人口抑制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补充,那就是他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找到了一个摆脱贫困和罪恶的“妙法”,即所谓“预防抑制”。

    预防抑制包括道德节制和罪恶抑制,其作用在于使出生率减低,防止新的人口增加。道德节制就是节欲,推迟结婚,直到具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时才结婚,并且避免不规矩的满足。罪恶抑制指避孕节育、独生主义、打胎、不正当不自然的交接等。他认为道德抑制是上策,罪恶抑制是下策,因为牧师的观点看,后者是不道德的、不自然的行为。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关键在于做好及早的和充分的“预防抑制”,以免将来出现“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多少有一点参考价值。

    按照马尔萨斯对道德抑制的解释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无力赡养子女就不应该结婚,而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不然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晚婚、独身、禁欲,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标榜的“黄金道德”。否则,按马尔萨斯所说,由于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不可避免,作为人类病患的战争也无法解除。马尔萨斯认为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和最强烈的刺激无疑是生存空间和仪器的缺乏,子孙的繁殖既是战争不息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在马尔萨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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