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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成吉思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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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七章 启 程
大体说来，我们在肯特省的试骑还算成功。保罗和我都认为，跟丹比多尔扎这批牧民在一起探险，是很奇特的经验。经过六个月的冰封，从寒冬中苏醒的肯特草原，壮丽绝伦。衣着鲜艳斑斓的牧民、朴质无文的牧野生活、敖包，在不儿罕山上，对成吉思汗虔诚的信仰与追念，都让我们大开眼界；就连一路难吃的蒙古白煮食物，回想起来，都充满了异国情调。不过，在技术层次上，我却发现了一些缺点：行程缺乏组织，时断时续，走走停停，食物接济不上，常常不知道第二天要干什么。在蒙古，想要囤积一点补给、几顶像样的帐棚及其他装备，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不过，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点不便与贫乏，算不了什么，毕竟我们在肯特省的试骑活动，并没有受到阻碍。虽然有些缺憾，但我们毕竟是很荣幸地完成了试骑任务。当家做主的葛瑞尔不负我的期望，证明他在野地里足堪重任；笑口常开的巴雅尔也很能干，是个不可或缺的人才。此外，阿乌博德跟葛瑞尔一致同意，兽医和马尾辫医生不能胜任，必须舍弃。其实，在我的心里真正存疑的是，阿乌博德究竟能不能面对这个艰巨的挑战？理论上，他是我们远征队的领袖，跟葛瑞尔一样，全心全意要完成这个跨国壮举。可是，在攀登不儿罕山的旅途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好像与其他队员有些不协调。牧民送马给我们，他会突然冲出来主持仪式，或是在公社干部面前发表演说；一要拿主意，他又帮不了多少忙。阿乌博德若即若离，只会在有风头可出的场合，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相比之下，葛瑞尔显得有决断力。阿乌博德这种表现，常令我不安。
我在试骑行程中，发现一件事，那就是不论葛瑞尔还是阿乌博德，对于离开蒙古后，会碰到什么复杂的情况，都没有多少概念。部分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丰富的外国旅行经验，部分原因是自信自满影响了判断。他们一直以为在蒙古行得通的方法，在外国也可以依样画葫芦。我觉得这种糅合了骄矜与倔强的态度很不好，有时他们连小事都不肯让步。
举个例子来说：我劝过他们，骑马长途跋涉，最好给马钉上蹄铁。但是，葛瑞尔和阿乌博德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他们冷冷地回答我，蒙古马是不钉蹄铁的。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事实。葛瑞尔和阿乌博德其实没见过蒙古西边的牧民，那些牧民为了要把牲口赶到边境卖给苏联的肉商，都为马钉了蹄铁。但是，葛瑞尔和阿乌博德不是这么看事情的。他们笃信传统的蒙古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还不只这样。他们甚至觉得这项壮举，出了蒙古，照样能感动他国人民，所以会享有种种殊荣与特权。我不只一次地劝告我的蒙古朋友，这一路行去，会碰到哈萨克人、俄国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民族，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忙；想要远征功德圆满，必须要整合沿路的资源跟协助，让这趟旅程真正国际化。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他们说，这是一趟纪念成吉思汗的旅程，彰显蒙古的历史成就，不管是碰上哪个民族，他们都应该觉得与有荣焉。简单来说，他们并不想跟其他民族分享这趟跨洲旅程的共同文化遗产。我开始觉得，他们找上我，只因为我是西方人，比较容易取得西方的物资、帮他们打响知名度，而这些参与冒险的蒙古朋友也都觉得可以从这趟旅程中，得到各自的好处。葛瑞尔就认为西方的画廊会想买他的雕塑；阿乌博德希望各地的报纸杂志记者，会上门排队采访他的惊险历程；巴雅尔则相信他的纪录片一定会获奖。我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外国人可能不会特别看重这次旅行，但是，他们总觉得我在泼他们冷水。展望未来的旅程，我实在担心我们会成为傲慢的牺牲品。
正式的跨洲之行，预定在肯特省试骑的六个星期后出发。保罗跟我利用这段空当回到伦敦，冲洗底片，确认照片和影片的品质无虞，顺便采购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试骑中，大获好评的拍立得相机底片；我还顺便买了五六个皇家陆军使用的睡袋，准备分给我们的蒙古朋友使用。然后，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寄住在蒙古大夫家。他们家位于一栋破旧公寓的顶楼，有三个房间，在蒙古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住房了。以前，『政府』不准人民私下接待外国人，所有外宾都得住在两家冷清的涉外宾馆里，基本上处于半隔离的状态。这样一来，『政府』比较好监视外国人的言行，也可让蒙古急需的外汇不至于流出。而一般人民，当然就不会受到外币的诱『惑』。当时的蒙古，个人持有外汇是犯法的。“大夫”不肯收我们的房租，只愿意接受我们的礼物——威士忌和钓鱼用的滚动条，这两样礼物看来很讨“大夫”的欢喜。在这六个星期里，我们多半跟巴雅尔和蒙古电影厂那批乐观知命的同事厮混，搭着那部快要解体、苏联人正眼都不会瞧一眼的吉普车，在草原上晃『荡』。我们去拍乡下的马市、记录草原家庭的生活，还跑了一趟戈壁沙漠，探望养骆驼的牧民。
背景优越的阿乌博德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风闻到阿乌博德的出身背景。在一般蒙古人眼里，阿乌博德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他在乔巴山执政末期出生，在泽登巴尔当家的时候长大成人。泽登巴尔是乔巴山的继承者，娶了个俄国老婆，他受过不错的教育，统治蒙古的手段却极为强硬。据说，阿乌博德也有俄国血统，不过，这事纯属流言，未经证实，可以确定的是，他出身自高级『共产』党干部家庭。在蒙古此时的体制下，单单这层背景，就足以让年纪轻轻的阿乌博德占尽便宜。在蒙古念完初中之后，阿乌博德被送往专门培育苏联卫星国家青年干部的学校——列宁格勒高级党校进修，在当时，这可是人人称羡的好机会。他在那里研读『共产』党理论与『政府』原理，养成专业党工的气度与能力，顺带学了一口标准的俄语，连一点外国口音都没有。意气风发的阿乌博德一回到蒙古，被分派的工作——常务委员会『主席』泽登巴尔的秘书，又是让人见了就眼红的肥缺。年轻、英挺、资历完美无瑕的阿乌博德，在时人的眼里，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政治新秀。
但是，不知道是哪错了，对他不利的谣言慢慢地散了开来。有人说他很懒、很虚荣，『性』好渔『色』。而我在众人的闲谈中，也发现阿乌博德的所作所为，证明这些说法并非子虚乌有。他的潜力并没有发挥，反而向下沉沦。他被送到外国，先是在索非亚（sofia）蒙古驻贝尔格勒大使馆工作，随后，被降调成记者。在贝尔格勒的时候，有人指控他调戏女『性』，让蒙古大使馆很难堪。他甚至被召回乌兰巴托，留他的音乐家太太独自在索非亚。有件事很清楚：当上联合国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秘书的阿乌博德，有足够的人脉和关系打点『政府』里琐碎的杂事，他先前的经历，也足以让他在未成形的计划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实在很不愿意承认，但阿乌博德好像是把这次远征当做东山再起的本钱。有一次，阿乌博德没防备，脱口而出，说他想要利用这次旅行，唤起大家对他的注意，重新回到政治圈。
阿乌博德组织远征队的能力实在让人失望。有一次，他没交代一声，就从乌兰巴托消失了好几个星期，葛瑞尔和巴雅尔都找不到他，而他也没有把他应该争取到的新装备送过来。我们在肯特旅程中，帐棚破旧不堪，亟需新的替代品。阿乌博德吹牛说，他可以向日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弄到一批超轻的新型布料，再找几个女裁缝，缝成帐棚就行了。但是，在帐棚还没有做好前，他就不见了；回来之后，只找了三个叽叽喳喳的蒙古女裁缝，替他的蒙古队员缝制时髦制服。保罗和我去公寓探望他的时候，裁缝们正缝得起劲，只是我们越看越丧气。好几个星期不见的阿乌博德，一副想要穿新衣服的猴急模样，在镜子前面顾影自怜，细心修饰，只想享受出发前的光彩，完全无心思考旅行的实质计划。他还订了三副传统的蒙古马鞍，全都是中古时代的复制品——自私的阿乌博德，只顾自己的马鞍有没有做好，而不理其他队员的马鞍还是一堆木料及皮革。可是，时间紧迫，再过一天，我们就要离开乌兰巴托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在蒙古境内，我想我不应该介入由蒙古人主导的既定立场。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我们马上就要前进到这次旅程的起点——蒙古帝国的前首都，克剌和林。
克剌和林的喇嘛庙
克剌和林位于大蒙古的正中央。如果你把『操』蒙古语的族群分布图画出来，再在这个区域里，拉出许多对角线，焦点会落在鄂尔浑河（orhon）上游一处山林小丘上，刚好跟今天的克剌和林相距不远。这种枢纽位置的优势，能够解释克剌和林在历史上，为什么始终是蒙古帝国政教中心（尽管有时名不副实）。成吉思汗一生居无定所，没有余暇营建首都，不是随着季节迁移，逐水草而居，就是忙于征战，行踪飘忽。但是，他的九纛大营很少离开克剌和林。到了他的儿子窝阔台在公元1229年继任大汗，才在这帝国之都营建永久『性』的建筑。蒙古帝国的商旅总算有个地方可以歇脚做生意，此外，蒙古大汗也有了个像样的地方，款待长途跋涉的外国使臣与部落族长。卡庇尼的向导之所以兼程赶路，把这位又老又胖、抱着必死决心的圣方济修道士，整得不成人形，就是为了带他到克剌和林，参加窝阔台的继位者——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1254年，卡庇尼圣方济教会的后辈卢布鲁克（rubruck of william，稍后我们会有较多的篇幅，描述这位先生），也到了大汗之都，把克剌和林的状况介绍给当时的欧洲人。1259年，成吉思汗最有名的孙子忽必烈大汗，在中国开朝称帝，兴建都邑，但名义上，依旧奉克剌和林为首都。打从那遥远的时代开始，克剌和林在精神上，就成为蒙古人的心灵故乡，一提到这里，总有说不出的依恋。
在7月正式展开行程前，我和保罗就决定先到克剌和林观察地形。这个地方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如今看来，却跟蒙古一般的乡下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灰蒙蒙的，单调贫瘠。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这样貌不惊人的穷乡僻壤。这里有一个中央广场、一两栋规矩呆板的『政府』办公大楼、一座过时的燃煤火力发电厂，外带一个脏兮兮、满是锈斑的铁塔，用几根很丑的钢缆拉住；再过去就是废弃物清理场，卡车、吉普车来来去去。城里面有好几百个蒙古包，中间的通道因陋就简，满是坑洞，周围打上几根木桩，原因是蒙古『政府』规定，除非住处的周围有篱笆，否则就不发门牌，不会有邮政、水电等服务。显然这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命令，想借此约束浪『荡』成『性』的蒙古族人：国民居无定所，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开展社会主义的统治。
城外一英里处，曾经有蒙古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寺庙群，也就是巍峨壮观的额尔登尼召。全盛时期，庙里面有一万名喇嘛，高不可攀的外墙内，共有六座以上的寺庙。在蒙古，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比额尔登尼召更能彰显蒙古帝国的气魄与光彩，纠正大家对蒙古生活的错误印象。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21年上台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古怪社会。蒙古政教合一的体制，牢不可破。在当时的蒙古，像样的城市不过五六个，但是，大喇嘛庙却有七百多座，小庙更在一千座左右。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僧侣，人称活佛。据说，这位活佛的私生活很『乱』，当然，没有人敢深究。当时的蒙古民生凋敝，每十个蒙古男『性』中，有四个是喇嘛庙的农奴；对于喇嘛的信仰根深蒂固，一般的凡夫俗子根本无力挑战活佛的权威。第八代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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