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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讲黑格尔-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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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邓老师实际上在黑格尔的辩证中进一步归纳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会步入歧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读？实际上，这个不是个简单的现象，实际上这是整个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之间交流当中的一种误差，邓老师说得非常清楚。因为整个中国文化就是缺乏这两种精神，一种自由的精神和一种规范的精神，那么在解读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就肯定不着边际，自己将辩证法理解为两个外在的东西的对立面的矛盾来解读。黑格尔的自相矛盾就是自否定这个东西，我们不理解，这是我们缺少西方精神所必然产生的现象，邓老师在这方面是在国内讲得最为深刻的，这个不是简单现象，它是一个根源所在。
这是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当中，是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当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我觉得大家在理解它的意义时应当集中在这个地方。一般我们在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上差异的时候，我们在哪方面缺的时候就更要注重要做些什么。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呢？西方这种理性精神，这种逻各斯精神我觉得实际上正好是我们所缺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邓老师在这方面说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国内的话呢，至少在以前我是没有看到说得这么深的。而且他对于黑格尔的自由和理性的理解，实际上西方人也做了，但是没有象邓老师对中国人的理解那样，从中国人的理解出发，做两者的对比。
我觉得这是在整个讲座当中的我所学习到的，当然意见的话，我觉得我目前还是不能提出来。（笑声、掌声）
付子堂教授：：朱老师是邓老师培养的博士，我们赵老师是邓老师培养的博士后，欢迎博士后来探讨。
赵明教授：首先给自己摆个谱吧，非常荣幸能跟先生学习德国古典哲学，时间长达两年。（笑声）刚刚在那边答辩通过，陪先生到我们学校来讲学，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幸运。因为这意味着我还可以继续的聆听先生的哲学的言说。（笑声、掌声）因为他每年会到我们这里来一次，如果先生这次不答应我，我从去年说到现在，（笑声）他不到我们这来，我非常的痛苦，这是真的。武汉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值得我留念，我唯一留念的就是先生的讲台。（掌声）我本人过去一直是一个有几分冲动、不太怕事的人，尤其喜欢挑别人的毛病，挑刺（笑声），可是最近两年我似乎变得不太成熟了，（笑声）那意思就是说，我似乎变得更有理性一些了。（笑声）因为我更不善于去讨论或者遵循我们这些年来，我自己所亲身感受到的那些人际的交往的规则， 我更向往的是真理。（掌声）
我们从今天晚上先生的讲演当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到，先生讨论深邃的哲学问题，没有我们需要的那样的呐喊，激情澎湃，而是平淡、冷静、说理。而在这种平淡，冷静和说理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种理性的力量，让我们思考，甚至让我们中断我们的思想，然后重新找回我们自己。所以，我今晚特别高兴的是，
先生的整个讲座过程当中，没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掌声，就像欣赏一场高级的音乐一样，最后一个音符如果还没有演奏，我们就匆忙起立，欢呼雀跃，那你是个外行。（笑声）从老师的讲座和同学的听讲座的这样一个直观的现象看，我对我们的同学的成长非常高兴。（笑声掌声）
那么在聆听先生的演讲过程当中，我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哲学家？”按照黑格尔对中国思想传统的判解，他认为，中国大概是没有哲学家的。连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黑格尔看来他也没有哲学，尤其是没有思辩的哲学，他也顶多不过是个老练的、世俗的、喜欢给我们唠叨一些道德教训的人；他谈不上是个哲学家。可是我本人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它的背景是，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是要相信那些圣人，那些所谓的学问家，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这种理性精神，如何能够成长？如何能够培养？那也多半是在激动之后，在呐喊之后，在痛苦流涕之后，一切都茫然。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到我们今天所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道路，我们有多少的口号？我们有多少的激情？我们提起过多少宏大的计划？我们喊过多少个大口号，政治口号？直到今天。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冲击，一次一次运动当中，我们一次一次的失望，我们一次一次的痛苦，乃至到我们今天几乎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我的师爷杨景凡先生，在他去世之前四十天，跟我谈过四个小时的话。我说：“杨老，你是幸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曾经有过信仰。”可是杨老回答我：“是啊，正因为如此，我也有过痛苦，而且是大痛苦。”我想这种痛苦，在我的师爷杨先生的身上，具备了黑格尔所讨论的那样一种逻各斯精神，和超越那样一种现实，而走向更高境界的生命冲动的努斯精神。我们今天需要哲学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说理，我们需要理性。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法科学生，担负着，或者说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样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所尽到的那一份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哲学家。
我们又为什么那么喜欢谈论人格？而这个人格又必须打上引号，它是一种虚幻的人格，而不是邓老师今晚所讲的通过一种自否定而走上更高境界的自我超越的这样一种人格精神。我们喜欢谈论一种我们空洞的民族精神，就象是说梦话一样。我过去也说过这样的梦话，也做过这样的梦。我读研究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出于一种虚荣，我极力希望在我所学的学科当中去发现能够使得我有几分面子的那样的大智慧，那样的深刻的法律思想。而且我也希望我研究的这些东西好像还能够对这个时代的某些人耳提面命，能够指导他们的生活，否则我就成了一个爬故纸堆的，没事找事干，就像有些考据家的那样。我后来为什么要去从师于晓芒先生，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关怀这个民族，我也关怀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谁让我是个中国人呢？谁让我就身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呢？（掌声）可是当我带着我过去的那种梦幻、梦话般的那种学术，我后来觉得我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虚幻，乃至于我对某一些学者的最后评价我只能这样子说：“别的观点我都不同意，可是他的人格我很欣赏。”这不就是我们今天面对我们很多我们学者的一个无奈的评价的方式么？譬如说蒋庆先生。他在我也要批评他，我写过批判他的文章的，没发表得成。（笑声）我曾经是他的忠实的读者，他的《公羊学引论》我是读过三次，里边的符号，划了一杠又一杠。可是我后来感觉，越来越空洞。而且我也发现他所谓的那些人格是相当的虚幻。第一，他武断。他没有邓老师今晚这样的说理。（笑声）他告诉你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是他从来不跟我们讲清楚为什么该那样。他告诉你，我们从先秦的末期开始就搞错了孔子，我现在发现了真的孔子，可是那个真的孔子究竟又是什么呢？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只是一个劲的说：孔子很伟大，了不起啊！你们都年轻啊！你们不懂啊！等到我80岁了，我都快进坟墓了，我也喊一声：孔子，你太伟大了，因此我追随你而来也。这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他一再的告诫我们，中国传统是具有非常了不起的能够对现代政治重建具有意义的形而上的智慧，可是我认真的拜读了他的《公羊学引论》和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政治儒学》，我没有发现那里边有形而上的智慧，但是最终却留给我们一种他毕竟在守护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某种精神，毕竟在非常真诚的喊着要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深居简出，躲进深山，建立了一个阳明精舍，我们好些人到那里去朝拜。我两年前也打算去朝拜，（笑声）可是今天我不想去了，因为我没有路费。（笑声）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理性，需要的是说理。不需要这样的一种激情，我称它为迷狂。我们需要理性。所以我今晚，因为蒋先生刚来过，我碰巧又不在，我要在就肯定上这个论坛点评他一番，而且一点不会客气。
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迷茫总是那么无奈，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状况么？时代的精神病？我们今天最流行的一个词是，见了面互相问候一句“最近混得怎么样？”（笑声）说“混得还行”。我们为什么老是喜欢往回走？是近代以来，先生刚才提到了科学民主，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没有真正下工夫搞懂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民主，我们很快的把它们转换成一种旗帜，一种口号，一种口头禅。可是我们如果回顾来看一看我们近代以来那些曾经真诚过，就象蒋庆先生那样真诚的人，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一种惊人的相似。蒋庆先生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激进的，提倡要回到马克思。而且那个时候据我所知，他写过大字报 ，反对雷锋精神，说那是奴性。可他后来一步一步的从所谓的说他亲身经历过的这个佛教的心路历程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最后终于回到了儒教……这样的一个精神家园。他非常安稳了。其实这不算什么，这是一个过去人们走过的老路。我们大家都知道，近代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大代表人物之一的严复。严复年轻留学英国，而且那种民主的情怀，那种爱国的精神，我们今天没有几个人能比，或者至少说不比我们差劲。可是严复先生在他的晚年，他干什么呢？他一边吸着鸦片，一边读着《庄子》。（笑声）早年的西学的那种追求、那种倡导，在他的迷惘与无奈当中丢失了。就是很多五四人也一样。如果我们去读一读胡适先生的日记，我们也可以看到，胡适先生的心路历程。如果我们还能够回过头来去看一看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和他本人学术最为见功底的，我们也能发现一个矛盾。胡适先生写报评的文章的时候，写一些评论的时候，是大讲民主、自由、好人政府、法治等等，可是胡适先生学问最用功的是考据，是做的中国的学问。甚至很大的程度上，我可以说胡适先生根本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自由什么叫法治。他自己深刻的体会到他内心的安稳，他真正需要的或者给予他偎依的精神的家园也是传统、还是这些。直到我们的今天，乃至于像蒋庆先生这样的接受新式教育的，而且接受的是新式的法学教育的，最后给我们开出的药方，也就是所谓要复兴儒学。为什么我们老是往回走？那么无奈。其实也有一个原因，是先生今天所讲的自否定的精神我们太缺乏了。我们不敢直面自身，不敢直面现实，我们更不敢去直面西学。我有一篇文章，现在还在写作过程当中，（笑声）就是解读那个所谓中华法系的虚假性。我认为中华法系是一种无精神的空洞的虚构。中华法系这个词，可以这样子说，我考证了，我们东方人，当然本来是日本人提出来的，穗积陈重先生提出来的。我们东方人提出有一个法学的概念，又让西方人接受了，而且感到很高兴，认为是一种创造的，大概就是法系这个概念了。这是东方人提出来的，后来在西方法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是穗积陈重先生为什么要提出法系这个概念呢？我们很少去考证过，很少去反思过，尤其是这样一个法学概念为什么很快就被我们中国学者所接受，而且认为这太好了。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一种虚假的民族的那种梦幻的东西，很虚假。因为在近代以来，无论是技术、制度还是观念、精神，我们在西学，我们在西方这样的一个现代文明的面前实在是有点溃不成军，不好意思。而穗积陈重先生提出了这个法系，你怎么也割舍不掉中华法系。所以我们大家很高兴，你那儿有个法系我们也有一个法系，乃至于经典的五大法系，还有个中华法系。乃至于有学者在那个时候就研究说，将来到了某个时候，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法律传统对西方仍然是有贡献的，也是通过这个法系这个概念。当时他们乐意谈法系，我可以体会，他们确实满足了当时无奈的一种民族的情结和心理。我们为什么这么无奈？为什么走不出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也能从先生今天晚上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讲演当中体会到，获得一种启示。 时间耽误得太多了。（笑声）我们的同学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关怀，一种自我反省，这样来学习哲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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