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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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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的努力后来终于有了回报，2009年1月29日，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取消雇员因岐视性工资起诉雇主的时间限制，法案的名称就是《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资赔付法》。金斯伯格与莱德贝特胜利了。
为弥补《联邦竞选法》的漏洞，解决政治竞选活动中的“软钱”问题，麦凯恩和法因戈尔德两位参议员在2002年联袂提出了《跨党派竞选筹款改革法》，又称《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K该法案的关键条款包括：禁止向政党无限制地捐款，具体地说就是禁止来自公司、工会或者富裕者的“软钱”，禁止当选官员主动征收“软钱”。另外，这项法律还对工会、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电视广播广告作出限制。《跨党派竞选筹款改革法》后来经国会批准，布什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但是，以麦康奈尔参议员为首的反对派人士，以这一法律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为由，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螅ㄔ阂�5 ： 4的票数认定，限制公司和社会团体发布电视广告是对政治言论自由的威胁。苏特、史蒂文斯、金斯伯格与布雷耶持异议意见，认为这一判决将为法律试图禁止的那些广告大开方便之门，公司和团体的大量资金将会投人“伪装”的广告之中。
在海因诉自由脱离宗教基金会案（Hcin v。 Freedom From Religion Foundation）中，最高法院法院以5 ： 4的票数判决纳税人无权起诉布什行政分支对一家宗教性机构的联邦资金投人。
该案即莫尔斯诉弗雷德里克案（Morse v。 Frederick），案情是：2002年1月，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要从阿拉斯加州朱诺地区经过，为庆祝这一盛举，沿途的朱诺道格拉斯高中准许在校学生暂时停课，并在老师指导下到校门口观看。火炬经过时，站在学校街对面的几名高中生突然打出一条巨大的横幅，横幅上写有“为耶稣，抽大麻”的字句。校长看到这个横幅后非常震惊，跑上前去要求学生们把横幅拿掉，其中一名学生约瑟夫·弗雷德里克拒不服从，被勒令停课10天，他随后提起诉讼。 2003年，阿拉斯加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有利于校方的裁决，指出：学生们观看冬季奥林匹克火炬接力跑，是学校组织的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在这期间如果出现赞同吸毒的言论，学校负责人完全有权斟酌处理。案件上诉至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后，该院作出了有利于学生的裁决，裁定校方侵犯了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判决认为，即使是高中生，只要他的言论没有扰乱学校活动或教学任务。校方上诉至最高法院后，最高法院支持了校方的观点，罗伯茨亲自起草的法院意见指出：勒令休学的行为没有违背宪法的规定。
椭圆机（elliptical trainer）：—种常见的心肺适能运动训练工具，与跑步机颇为类似，俗称“太空漫步机”。
在迈尔斯博士医药公司案中，一家医药公司因为与药品零售商达成了“最低零售限价”协议而被起诉。多数方大法官认定被告违反了《谢尔曼法》中关于禁止“限制贸易”的规定。在2007年的丽晶创意皮具公司诉 PSKS 公司案（Lcegin&eativc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中，最高法院以 5 ： 4 的投票推翻了迈尔斯博士医药公司案，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判断转售价格的合法性，要衡量它对竞争的影响，并根据个案来判断，有些产品确定销售最低价更有利于竞争。如果不制定最低销售价，部分销售商就会受到其他销售商的侵害。比如，网络销售商就能提供更多的折扣，因为他们不需要支付产品展销和专门的销售服务费用。从经济学角度讲，本案多数方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堪萨斯州首府托皮卡市1950年代是种族歧视较严重的地区，布朗案即发生在托皮卡，该案全称为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
尾 声
被封闭的台阶
布什总统提名约翰·罗伯茨进入最高法院那天，未来的首席大法官曾提及卡斯·吉尔伯特的设计核心——台阶。“每当我踏上那些大理石台阶，准备参加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时，我总会因内心激动而哽咽，”罗伯茨说，“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紧张导致的结果。”多年来，无数美国人在踏进吉尔伯特设计的这座司法殿堂前，都曾有过与罗伯茨一样的敬畏感。但是，马上就没人有这个机会了。这些通往最高法院大门的台阶，很快将不再对公众开放。
对最高法院大楼进行整体翻新，是伦奎斯特在首席大法官最后几年任期内的头等大事。与许多政府大楼的改造项目一样，即便是适度整修，也会存在预算超支、拖延工期等一系列问题，相关工作大概将于2009年完成（甚至可能更久）。而且，“9 · 11”事件发生后，整修方案还得将安全问题作为考虑重点。很明显，最高法院正面台阶上的公共人口——也是吉尔伯特设计规划中的点睛之笔——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台阶一侧临近建筑基座的部分将开设一个新的人口。参观者仍可通过正面的台阶离去，并看到身后吉尔伯特设计的视觉效果。
关闭这些台阶的措施或许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最高法院将在未来发生更大的转变，这一转变部分将由大法官们主导，但更大程度上，可能会由美国人民来决定。在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总是能集中反映推动社会变迁的普遍政治意愿。在共和国早期，当地域冲突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时，这种紧张气氛在最高法院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大法官退休后，总统必须提名来自同一个州的大法官作为继任者。（现在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伦奎斯特与奥康纳这两位资深大法官都来自人烟稀少的亚利桑那州。）在19至20世纪，潮水般涌入的欧洲移民将宗教问题提升为政治上的中心议题，人们为了在最高法院设立“夭主教席位”与“犹太人席位”闹得不可开交。而在现代，克林顿总统已任命了两位犹太人大法官，却没人对此评头论足，这恰恰说明那样的时代巳经过去了。同样，现在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已经拥有了 5位天主教大法官。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自由派，威廉·布伦南，也是一位天主教徒。
今天，导致美国社会出现裂痕的已不再是地域或宗教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分歧。罗伯茨、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之所以获得任命，是凭借他们的保守派身份，而不是天主教信仰。共和党的力量基础——从福音派的詹姆斯·多布森与杰伊·塞库洛，到联邦主义者中的特德·奥尔森与勒纳德·利奥——其影响力已足以塑造最螅ㄔ骸Ｓ胨堑淖杂膳傻惺窒啾龋庑┤烁佑凶橹叨绷Γ哺庸刈⒆罡叻ㄔ旱淖饔谩Ｒ坏┧堑暮蜓∪巳〉谜ǎ庑┍Ｊ嘏山炔患按叵蜃罡叻ㄔ菏渌透嗟拇蠓ü伲冶匦胧锹薏挠氚⒗姓庋芴炙腔缎牡摹＃ㄖ劣诠锾亍ぢ醵拐庋皇芑队娜宋铮崦匀换岵以饩芫＃┛梢运担Ｊ嘏梢越蹩袢鹊募で椋瓿闪怂窃谧罡叻ㄔ旱牧α客度耄贫堑恼文勘甑於嘶 �
至少在公共场合，罗伯茨不得不让自己的观点看上去有别于他的保守派支持者们。“法官就像裁判员，”他在自己的确认听证会上说，“裁判员并不设定规则，仅仅适用规则。”在其他场合，罗伯茨也经常说：“法官不是政治家。“这些话都不足信。最高法院大法官跟棒球裁判员根本没什么可比性。解释宪法、并据此界定美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如此神圣的工作，怎么能跟球场上喊几句口令的机械行为相提并论？这种类比简直是愚不可及。目前，一旦触及解释宪法条文含义这一最高法院核心工作，往往是意识形态而非写作技巧左右了案件的判决结果。伟大的保守派法官与法学教授理查德· A。波斯纳曾写道：“我们很少有可能直接判定最高法院一个宪法性判决的是非对错，因为宪法性案件的判决只能依靠政治决断’至于政治决断孰对孰错，根本与法律规范无关。”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尽管布雷耶一直为维护遵循先例原则劳心费力，但始终应者寥寥。布雷耶及其自由派同事们（在这一问题上，肯尼迪也偶尔加入他们）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中投票时，可没怎么顾忌遵循先例原则，他们毫不犹豫地推翻了最高法院17年前作出的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判决。因为他们认为，那时正是废止对同性间自愿性行为进行刑事处罚这一恶劣规定的大好时机。在那种情况下，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考量往往战胜了对先例的尊重。当然，这类做法有可能夸大了宪法条文的解释弹性。在多数情况下，资深大法官们总是拘泥于条文字句本身的含义，或者着眼于历史或先例，大法官们解释的自由度虽大，却并非不受限制。
尽管如此，在最高法院，一旦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判决结果从来不取决于言词辩论的质量，而是大法官们的立场。比如，斯卡利亚与金斯伯格在智力、技能乃至道德上都不存在明显差别。导致他们立场对立的，是其不同的司法理念，在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差异高于一切。未来的大法官当然也必须拥有足以符合其工作要求的丰厚资历，但左右最螅ㄔ耗酥琳龉曳⒄沟模贾帐撬潜值囊馐缎翁�
因此，一项因素——而且仅有一项因素——能决定最高法院的未来：总统大选的结果。总统通过挑选大法官使自己的影响力得以延伸。从这一点上来说，乔治· W。布什做得非常高明。现在的总统们已经不会再为自己任命的大法官的所作所为大跌眼镜了。苏特和肯尼迪都没让任命者吃惊，苏特的记录早已表明他是一个温和中间派，肯尼迪之所以被提名，是因为比他更保守的罗伯特·博克没能通过参议院的确认。之后陆续被任命的大法官们——托马斯、金斯伯格、布雷耶、罗伯茨和阿利托——其表现都与任命他们的总统的预期一致。几乎可以肯定，斯蒂文斯、苏特与金斯伯格三人最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他们的继任者仍将延续这一规律，恰如其分。卡斯·吉尔伯特设计的台阶，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人们的宏大想象——最高法院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在更高层面上裁断是非曲直。但是，最高法院本身就是民主过程的产物，用句或许有些冷酷的话说，它既代表着最好的人的利益，也代表着最坏的人的利益。对我们的最高法院，我们无须寄予太多期望，也不能完全不抱希望。
致 谢
这本书之所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得益于菲利斯·格拉恩（Phyllis Gnmn）严谨、娴熟的编辑工作。我还要感谢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的凯瑞恩·马库斯（Karyn Marcus）、托德。道蒂（Todd Doughty）、罗斯林·施洛斯（Roslyn Schloss）、丽贝卡。荷兰 （Rebecca Holland）、迈克尔。科利卡（Michael Collica）、贝特。亚历山大（Bette Alexander）以及老板斯蒂芬·鲁宾（Stephen Rubin）。再次感谢我的版权代理人埃斯特·纽伯格（fetherNewberg），他一直给予我正确的指引。同时还要感谢圣约翰大学法学院的约翰· Q。巴雷特（John Q。 Barrett）与艾金· 冈波（Akin， Gump）律师事务所的汤姆·戈德斯坦（Tom Goldstein）对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谢谢丹·考夫曼（Dan Kaufman）在事实核查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对于能效力于《纽约客》杂志，我深感荣幸，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编辑为人慷慨，是我忠诚的朋友。能与多萝西·威肯登（Dorothy Wickenden）、艾米丽·埃金（Emily Eakin）和杰弗里·弗兰克（Jeffrey Frank）共事，是我人生一大乐事。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我很幸运地拥有着乔恩·克莱因（Jon Klein）与比尔·米尔斯 （Bill Mears）这样的同事，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整个世界杯期间，我都埋首于这本关于最高法院的新书的创作，但是，与儿子亚当相处，是本书创作过程中最精彩的体验。与女儿的交谈无疑也是让我接受继续教育的一个过程，我们讨论法律、政治以及其他各种话题。与孩子们的母亲艾米·麦金托什 （Amy Mcintosh）相处的日子，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光。
今天，导致美国社会出现裂痕的已不再是地域或宗教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分歧。罗伯茨、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之所以获得任命，是凭借他们的保守派身份，而不是天主教信仰。共和党的力量基础——从福音派的詹姆斯·多布森与杰伊·塞库洛，到联邦主义者中的特德·奥尔森与勒纳德·利奥——其影响力已足以塑造最螅ㄔ骸Ｓ胨堑淖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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