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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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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及威廉·F.巴克利在杂志《国民评论》上的文章。
这种活力解释了为什么身着仿制牛仔衣裤﹑年轻聪明的姑娘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在1964年时会彻底支持戈德华特。但是,当她离开芝加哥郊区的家前往威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时,现代保守美国的另一个催生因素——民主党的激进化——却成了她所拥抱的事业。约翰逊曾预言,他签署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等于是“将南方放弃50年”,这种说法虽然很准确,但这种现象不仅仅是针对南方的种族主义而言的。南方的白人当然是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可南方其他的蓝领工人也因为民主党的突然向左转而大为恼怒。“伟大社会计划”并没能兑现诺言。就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指出的那样,“自由派与贫困做斗争,而获胜者却是贫困”。
1964年的小小一伙“戈德华特式民主党人”扩大为1972年有一定规模的“尼克松式民主党人”,到1980年更是成为一支“里根式民主党人”大军。一度以东北部的温文尔雅为特点的共和党,由此开始拥有更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风味这两个特点。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其中有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尼克松和里根)和两个得克萨斯人(布什父子)。美国保守派联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曾就国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而对他们的投票记录进行追踪,结果发现,1972年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忠诚度平均是63%,而2002年则高达91%(参见附录)。
确实,同时期的民主党人向左靠了,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由1972年的32%下降到2002年的13%。但那是由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和南方民主党人的损失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前一个因素使民主党的安全席次得以增加。众议院同期的保守派议员比例,由1972年的45%增加到2002年的53%。如果在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要赢得胜利,那它就至少要借用一些右派的评判价值。比尔·克林顿自己就成了一个阳光地带式的保守派。他不仅赞成死刑,而且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还回到阿肯色州主持对患有心理疾病的黑人里基·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执行死刑。这位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竟然宣称“我们熟悉的福利结束了”“大政府结束了”。今天,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如果一个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强调竞选时一定要在手提包里放把枪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当眺望大西洋彼岸以寻找灵感时,如今,右派美国的领袖们把“老欧洲”看成一个需要躲避的污水坑。
不一样的保守主义
这本书既是一幅肖像画,又是一场争论。这是一幅有关保守的右派美国的肖像画,这是一场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如何解释美国的与众不同的争论。美国不仅产生了一场比其他富裕国家都更强大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是一个更保守的国家。美国人可能想象,他们的政治像所有其他人的政治一样,具有多样性。就某种角度而言,情形确实如此。如我们所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与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他们代表的选区分别是伊利诺伊州和旧金山的郊区。但是美国舆论的重心要右倾得多——整个世界都需要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保守主义的标志有多么特别。美国的左派,如工会、学术界、公共部门员工等,在海外都能找到其同路人,但达斯廷、毛拉、“关注家庭”组织、愤怒的纳税人以及支持使用武力的枪支拥有者,则是美国所独有的。例如,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保守性的脱口秀电台,基督教电台也只有那么几个。当被问及国外的类似信条时,许多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提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科罗拉多州颇具雄心的年轻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认为,“她现在是一个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相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远不是一种持久的现象,也没有很多道德内容。当撒切尔试图在1988年苏格兰教会的一般性布道会上请求上帝帮助时,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支持者的嘲笑。那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有200个基督教电视频道、1500个基督教电台以及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右派组织(the Christian Right)。有时候,南方的宗教狂热者会提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殊不知“基督教”这个形容词是以前传下来的。我们有个同事最近拜访某个欧洲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党的基督教特性如何?”他回答:“完全是后基督性(postChristian)的。”
右派的归属由价值观而非阶级决定,这一现象非美国莫属。决定美国白人选民投共和党票的风向标,是他们上教堂的次数而非其收入的多少。2000年,一星期上教堂超过一次的白人选民中,有79%的人把票投给了布什;而在从不上教堂的白人选民中,投票给他的只有33%。与此相对照,他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中,只赢得了54%的选票。'6'然而,尽管价值观如此重要,但美国却根本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仇外的“极右派”。美国能够与欧洲强硬的右派分子比肩的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但是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不涨反跌。[2000年,旧保守派(布坎南)所起的唯一作用,是其在佛罗里达的选票同阿尔·戈尔(Al Gore)的选票看起来十分相像,这种令人困惑的相像选票使得棕榈滩县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错把票投给了他,但他并未参加2004年的大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大多数保守派并不认为外来移民有损美国的民族精神,而是把他们看作这个国家潜在的保守派新兵。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右派的例外论是个有关信仰的问题。《简明牛津词典》中,“保守的”一词的前两个定义——“反对迅猛变化”和“适度的、避免极端”——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很好地描述此刻美国发生的事情。就像人们带着情绪对它的指责那样,“保守主义”这个词现在的不准确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论”。只要打开报纸,你就会发现人们用保守主义这个词来描述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很久以来,保守派一直坚持认为,他们所坚信的实用主义信条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归类。
但是,至少在哲学层面上,古典保守主义确实有某些特定的含义。古典保守主义最雄辩的支持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的信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六个要素: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些信条,他献身于自己的民族和帝国、不愿意相信下层社会的任何东西、敌视福利国家、忧心自由的减少,他曾经充满忧伤地说过,“今时虽不如往昔,但却胜过明朝”'7'。
简单地说,美国保守主义的例外论,在于它夸大了伯克六个信条中的前三个,而突出了其与后三个原理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抱有的敌意要深得多。有几个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打出“爱自己的国家但恨自己的政府”这样的标语?又有多少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认为,应该使政府规模小到足以使之淹死在浴缸里呢?'8'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伯克之所以能够给予美国革命者以温暖,原因之一是,美国革命者在反叛中集中关注的是自由而非平等,这一点并不像他们那些法国革命中危险的同道者。就爱国主义而言,谁也不会否认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英国最善于思考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5)坚持认为,“民族都有特性,而民族特性正是新派政治家在他们的谋划和思考中所否认或者忽视的特质”'9'。然而,许多欧洲的保守派已普遍认为应该在欧盟之类的“谋划和思考”中淡化他们的民族性,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在多边基础上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做法。美国的保守派显然不会这样做。
如果美国右派仅仅是一种更具活力的保守主义,那么对它的预测会容易得多。事实上,美国右派对伯克信条中的后三个原理——等级制、悲观主义、精英主义——持绝对的自由派立场。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那些主人公并不是父权主义的守护者,而是一些不知自己置身何处的、粗鲁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强大企业的企业家,他们是走出故土来到西部的定居者,当然他们还是牛仔。美国右派有一种边疆精神,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因为美国的心脏地区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新城镇。
保守主义的地理环境,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所持的是乐观主义而非悲观主义的态度。在要发电机还是要圣母马利亚的论争(the war between Dynamo and the Virgin)(6)中,大多数美国的保守派选择了发电机。亨利·亚当斯赋予这一论争以进步与传统之争的特点。美国的保守派认为,世界赐予了人们各种各样的好机会,而唯一阻止人们获得这些机会的,就是过去那只僵死的自由之手。相反,欧洲的保守派们一直恭维伯克是“过去的先知”。只要同一群共和党人待上一阵,他们对未来的那种热情劲就绝对会让你受不了。
至于精英主义,共和党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走的就是民粹主义路线,而并没有像柯勒律治(Coleridge)和T.S.艾略特(T.S.Eliot)那样,梦想要形成一个聪明的、有知识教养的统治阶层。理查德·尼克松把自己看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捍卫者。1988年,有贵族气的乔治·H.W.布什(Gee H.W.Bush)把自己描绘成全体美国人的价值捍卫者,以反对哈佛园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自由主义。尽管既是总统的儿子,又曾在安多弗尔(Andover)贵族寄宿中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受过教育,乔治·W.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承受华盛顿压力的、彻头彻尾的得克萨斯人。结果,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不仅活跃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而且也活跃在草根阶层,他们积极参与电台谈话和选区会议,并积极反对高税收、枪支管制以及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社会改革者的其他令人反感的尝试,这些改革者企图让诚实的美国人钻入既定的窠臼之中。
我们得赶快说明一下,这种例外主义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例外现象。有些宗教上的保守派总是很乐意让政府绕着《圣经》转,而去拜访南方拥有土地的贵族时,听到的是那些熟悉的军功故事、御马故事以及先祖在决斗中丧命的故事。威廉·巴克利1955年创办《国民评论》,其所散发出的并不是乐观主义的情绪,而是试图“逆历史而动,大叫一声‘站住!’”“斯特劳斯式的保守派”所持的精英主义和对进步的怀疑观,很难有能出其右者,这是一群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出生于德国、终生都在为现代性的堕落而痛苦的哲学家——身上吸取灵感的新保守派。
为了避免此后在书中出现混淆,我们将以美国人所指的右派和左派的方式,来使用“保守的”和“自由的”这两个术语。同样,美国右派是一个覆盖面十分宽广的派别,它既包括具有浓重异端色彩的自由派,又包括传统的保守派。这使得它既脆弱又强大。就积极的一面而言,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大运动。由于美国的保守主义中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不同元素,因此它无法阻止自身矛盾的存在,而只能包容它们。保守派有数千名活动家、数百个智库、一小批高级知识精英。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是右派运动的最大智库,它出版了一本很有帮助的保守派专家名录,那本书厚得就像电话黄页一样。然而,派别覆盖面太广也意味着人们经常各拜各的庙、各烧各的香。
人们发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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