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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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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生生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助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意批阅，只是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内阁大臣就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上报给皇帝；待到皇帝审定后，再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所以说票拟制度可以称得上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制度。
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在这项制度中真正捞到实惠的是得到票拟权的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这样一来，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就成了权力最为庞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
对于官员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先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对于皇帝而言，他所下达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官员，也要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
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够事先搞清楚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比较靠谱，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
明朝本无相，可人们还是习惯把大学士称作“相”，把秉笔太监称作“内相”。
如此称呼，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外相和内相们的职责虽然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内阁与司礼监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群体单位，一般总要设一个政治代表。内阁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学士，而司礼监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监。
如果皇帝、内阁和司礼监这三方相互制约的势力是均衡的，那么权力的重心就会正好落在权力三角的几何重心上，此时的政治局面就会趋于稳定状态。但在政治运行的常态下，帝国的权力重心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祯时期，刚愎自用的皇帝时时要强出头，内阁与司礼监只好出让自己的权力份额，帝国的权力重心就会自然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后出现过三次宦官专权，除了后期的魏忠贤，前面还有刘瑾和王振。这三次宦官专权，具备了一个相同的条件：那就是皇帝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急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为权力经纪人。
由于司礼太监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他们充当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为皇帝合法的代笔人和帝国权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礼太监不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就可以完全胜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面，司礼大璫一旦成了独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将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权叠合在一起，这样一来，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值会迅速膨胀。
这时候，作为权力三角另一角的内阁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只能被动应付，或者主动缴械，依附过去。王振和刘瑾专政时期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明朝的宦官人数到底是多少？史料并没有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是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人数呈直线上升的态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种统计说是7万人，还有一种说是10多万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权中，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对于帝国造成的影响却各不相同。
按照三人出场时间的先后来划分，王振应该算是帝国权力经纪人中的一号人物。
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轻的时候虽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连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捞着，史称“九年无功”。愤怒的书生在郁闷之余就干了些违法之事，因此被充军。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明成祖朱棣准备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宫女文化知识。对于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机会。
可王振却在机会面前做了短暂的犹豫，这是因为报考需要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报考者须是净身之人，因为这个职业要常年与宫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个不净之人。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王振最终选择了净身入宫。在权势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之间，显然前者更具诱『惑』力。在王振看来，一个得不到权势的男人要比一个做不成纯爷们的男人来得更加痛苦。
对于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在不知觉中改变一个时代的运道。
古代读书人通常会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无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气将自己『逼』入宫门，绝不仅仅是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为了洗刷一个罪犯的耻辱。作为一个文人，他更希望触手可及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对于读过两本圣贤书的王振而言，他当然知道宦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涉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道。
王振从迈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盘算如何在帝国权力场上实现个人的理想。机会随着宣宗朱瞻基的上位如期降临，朝廷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
王振本来就是读书人，具备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从内书堂宦官中脱颖而出。
第81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3）（）
宣宗朱瞻基非常欣赏王振身上的文人气质，就任命他为东宫局郎，专门伺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宫中人都当面称呼他为“王先生”。
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王先生”就这样成了他人生中的启蒙老师。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启蒙老师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往往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等到朱祁镇当了皇帝，王振就直接越过排名在他前面的几位老资格太监，成了司礼监掌印。王振的强大支配力不仅影响了朱祁镇个人，并且通过朱祁镇将这种影响力直接导向明朝的国政。
明宣宗临终前为朱祁镇留下了五位辅政大臣，他们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其实帝国的真正掌舵之人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是个贤德之人，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
明英宗即位时还是不满十岁的孩子，不具备指定权力经纪人的资格。而此时的王振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太监，时常当着“三杨”的面敦促明英宗多读圣贤书，做个有作为的君主。王振所做的表面工作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就连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不仅发出感叹“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王振暗地里大肆排斥异己，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禁军都督，掌控禁军军权。气得张太皇太后当着明英宗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要将其赐死。在朱祁镇和大臣杨士奇等人求情下，王振才算逃过一劫。似乎有所预感的张太皇太后警告皇帝和众位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
等到明英宗年龄稍长，张太皇太后已死，“三杨”也先后去位，大太监王振才算真正迎来自己事业的春天。
朱祁镇非常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甚至有些害怕，就是他后来当了皇帝还称呼王振为“王先生”。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镇对“王先生”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这种依赖与权力大小无关，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缘分。从后来明英宗对王振非同寻常的恩宠来看，两人之间有着君臣、师生和朋友之间的三重关系。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充分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逐步掌控了中央朝廷。为了试探自己手中的权力究竟有多强大，王振在京城朝阳门外专门筑起一座点将台，请明英宗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要在接受检阅。从表面看是王振陪同明英宗阅兵，其实王振在这里玩的是狐假虎威的把戏。他想通过收取兵权，实现与帝国文臣集团分庭抗礼的政治理想。
没过多久，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因为明英宗年纪尚幼，只是个对权力一知半解的半大孩子，一切机要朝政都被他的“王先生”所把持，“
为了在权力系统能够树立起威信，王振利用一切机会打压朝臣。朝廷中凡是与他有过节的官员，不是被撤职，就是发配充军。一些王公大臣见风使舵依附于王振，并尊称他为“翁父”。皇帝的老师，其他人称呼他为父亲，按道理说也不算吃亏，不过认太监作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此时的王振已经进入一个事业的巅峰期。
王振由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在割去胯下之物后，居然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型。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当年的书生意气，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经变成了『乱』天下的权力角逐。王振命人私下损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在帝国的权力之路上实现弯道超越。
王振在帝国权力系统只手遮天，种种恶行结下累累恶果。比如说不择手段打压与他政见不和的大臣，将其下狱或者迫害致死。大肆卖官鬻爵，在帝国权力系统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
对于明朝宦官来说，他们更多时候像是被强行拉上皇帝政治战车的一拨人。其中的大部分并非天生的『奸』邪小人，而那些道德至上的帝国文官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就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宦官大多出生低贱，由于身体上的残疾导致的心理问题让他们的行为显得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有祸国殃民的坏太监，也有为君分忧的好太监。但有一个历史事实让我们不容回避，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猖獗，都没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了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是皇帝要动手干掉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就可以搞定（明武宗），就像孙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替明英宗分忧。王振虽然『性』格偏狭隘，经常利用一切机会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可就算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振，也并非坏的一无是处。
王振曾经提议朝廷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以减轻地方农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风。帝国重臣“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在反贪风暴中落马，得到查处。
王振还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边防军备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允许他们返回军队戴罪立功，使边关增加了数万兵员。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
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帝国忠良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股肱之臣，但其中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于权力系统的大小亲信，其中既有不学无术者，也有治国的能臣。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王振作为一名读过书的儒生，虽然机缘巧合披上了太监的权力马甲，可他的骨子里还或多或少保留几分儒生的气度。国子监祭酒李时逸因事开罪王振，被判罚被戴重枷“罚站”。他的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意替自己的老师受罚。
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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