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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民的奋斗-第6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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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需要一个领袖！黎元洪无能！段祺瑞刚愎！荪文空谈！至于政流，个个行祸国殃民之举！试问诺大中国谁人能担此之责！除司马先生外别无二人！”
数天前吕仁在接受西北广播电台的专访时侃侃而谈，更是以其尖牙毫不留情而名闻国内，一句话把中国政界上下得罪个透顶，这种话恐怕只有吕仁能说的出来，不过大多数亦明白其说的是句大实话，尽管对于最后一句并不能赢得他人的赞同。
“不测？呵呵！中仁太过小心了，大总统、总理发出有电已传遍举国上下，畅卿虽不敢做他保证，但却相信先生进京必会安全无虑，黎元洪虽然做事举措失当，但亦不失宽仁谨厚，段祺瑞虽刚愎自用，但亦正直不阿，这种下坐之事绝不会用。请主任立即通电全国回应大总统、总理邀请，省得晚了显得我们不够大度！”
杨永泰自信满满的笑说道，吕中仁什么地方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改不了，以已度人。中仁太爱行用阴谋，殊不知真正无懈可击的不是阴谋，而为阳谋。
“华之，你若是决定进京，除公署特勤处的特工外，可以从特战部队抽调精锐组成卫士营，配以自动武器，应足以保证你在京安危！”
面上时忧时喜的蔡锷开口说到，进京共商国事对西北而言是和平解决国事的机会，但是对司马个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冒险，对于眼前的这个年青人，蔡锷比他人更为了解，表面上看起来大大咧咧，可是私下里他比谁都注重自己的安全。
两年前的那次未遂的刺杀事件，在他心中留有阴影，防弹轿车、防弹专列无一不是佐证，但是京城这次他一定要去，不过的最好还是做一些防范，毕竟他人的保证，远不及做好最坏的打算。
让人意外的是，司马对自己的安全似乎并不担心，反倒像个没事人一样。
“呵呵！松坡，你太谨慎了，和平时一样，让特勤局派人同行就行了！畅卿，你拟电回复中央，进京我是进定了！大家别忘了一点，现在在圆明园有近六万青年！若是论及在京城附近的兵多，恐怕段芝泉的兵也不见得比咱们的多吧！再则他不会干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傻事！”
说话时司马的脸上带着浓浓的笑色，圆明园的学生和国民舆论就是自己安全依持，而且不带卫兵进京，自可向国人表明自己的态度。
“先生，此次进京对您以及西北重要异常，在进京之前，我们必须制定出完善的方案，毕竟现在举国上下，可都在眼巴巴的看着您这次进京会拿出什么方案。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像南方的那位荪先生学习，实际没有先灌上几碗空心汤圆再说，先让国民看到希望即可！”
既然先生坚持要去，吕仁亦明白这次南下又是非去不可，于是连忙开口说到，国人之所以欢迎先生进京，就是期望像把举国治理成皆如西北之地，而这需要一个施政方案，至少能让国人看到希望的施政方案。
不过这个方案最好是个看得见、摸得着，但却吃不着的空心汤圆。
“三年计划！其它的无需多言！把三年计划的大纲公布出来！我们的施政方案的核心的就是三年计划。”
司马毫不迟疑的开口说数，如果说什么最能吸引国人的目光，恐怕就是蓝图，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当我年少时看到过太多蓝图，几乎每一个宏伟规划，都让司马欢欣鼓舞。不仅自己是那这样，就连同司马的父辈、祖辈亦见过种种蓝图，他们曾为蓝图的描述激动，为蓝图甘愿受苦。
十五载超英赶美，那气势如龙赛虎，一百年积贫积弱，似要眉扬气吐。可到头到来不过只是蓝图，到最后一张接着一张不可实现的蓝图，让国人看烦了宏伟蓝图，听腻了莺歌燕舞。不过现在有什么比蓝图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所谓的“三年计划”就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年计划纲要”草案，一个根据后世的“一五”计划制定出的三年工业发展计划，目标是用三年的时间实现中国从农业国工业国的转变。司马相信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的三年计划对于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比宏伟蓝图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睛，尤其是没有见过的宏伟蓝图的人们。
“……当时时局混乱，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宿，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尽快重选二届国会，召集国民诸君子，速制宪典，重拾法理，卫共和之尊严。界时举国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黄坡、芝泉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弟拟于近日南下，与诸兄晤商。司马华之共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几乎是在大总统、总理发电后的不到三个小时后，司马便立即回电同意南下进京，反应之快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共和七年的两份宥电注定会被载入历史，两份电报将开创共和中国的新纪元。
共和七年十月一是凌晨，西北火车站金碧辉煌的候车大厅。此时的候车大厅内完全被欢送的人群和记者占据。面前着送行民众和记者，穿着身修身式黑色中山装的司马进行了简短演说，以向国民宣布时局主张，说明南下的目的，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
“……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一为现法统不清、宪法不明，二为帝国者列强之压迫。兄弟此次应邀南下，有二个目的：一为倡议立即重开大选，重建共和中国之法，拟定宪法，以定国纲，国纲不定谈可稳固？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为了对付帝国列强者。唯有打倒这个祸害，中国才能实现真正之和平，才能长治久安。我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奋斗，前进之路固然充满危险险阻，但我决不畏惧，任何稍有良智之同胞，必为我之后盾。希望全国国民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与兄弟携手并肩共实现国家民族之复兴大业。各位是新闻记者，也就是国民发言的领袖，盼望各位引领舆论，以为赞助，并且负起指导和唤醒民众的责任。……”
东交民巷，英国使馆会议室，此时会议室内的气氛显得有些严肃，这是自京城出现危机后的八天内，公使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几乎每一次都是由日本公使要求召开，而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相比于前两次，这一次是驻华公使团会议。
穿着黑色礼服留着八字胡的日置益，望着在坐的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尽管参加会议公使来自十余个国家，但有权做出决定的只有四国公使。日置益再一次提出了干涉中国政权更迭的建议，现在的日本已经没有了四年前的张狂，国内的经济、政治困局使得日本不得求助各国力量。
“……尽管本人和日本帝国政府对中国和平的政权更迭持欢迎态度。但在这里我希望各位公使注意到一点，一直以来，西北是由以司马华之为首的民族主义激进分了掌握，一年前其以国土不予外人之名，强收各国于西北直辖各省教堂土地超过800万华亩，当时诸位的纵容使得传教团体造成损失超过六千万元。自复兴党组建以来，即鼓吹废除所谓不平等条约及各国在华特权。我们可以预见，待复兴党及司马这些信奉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上台组阁后，其必定会将理论化为现实，强行收复租界、租借地。界时必会严重侵犯的各国在华利益，这一点我想诸位公使应没有任何异议！为此日本帝国希望各国公使团能联合行动，迫使其放弃组阁幻想！支持段祺瑞政府对抗西北。”
如果说最不愿看到中国的变幻莫测的政局，最后竟如此以中央政府的妥协收场的人，恐怕全中国没有人比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更不愿看到这一切。自共和后，防止中国出现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政府一直是日本的对华核心政策。
即便是在现在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俞演俞烈、日元严重贬值、赤石山脉一带的红军叛乱仍未平息的前提下，日本仍未放松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关注，仍未停止对亲日派系的资助，一个分裂的中国符合日本的利益。
利益！
一直以来是各国在华公使关注的重点，中国的政权更迭看似与各国无关，但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即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进而才有可能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是如此，袁世凯的篡夺共和中国政权后仍是如此，在其去世后，段祺瑞仍然向现实低了头，以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为代价。换取各国对其政权的支持与承认。
日置益的话立即在的会议室内引起共鸣，朱尔典、康德等人均纷纷交头接耳，小声交换着意见。过去对西北的支持甚至于纵容建立在各国于西北的利益空白，至于俄国的利益，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可以牺牲的，而现在一但的司马入主中央组阁，各国在华利益即会成为焦点，而司马在启程前的讲话亦表明了其对待各国在华利益的态度。
“各位公使，各国在华利益是我等首要关注重点，但是在这里我亦请大家注意一点！目前变革已经不可避免的将出现在这个东方国家！就目前形势来看，二届国会选举之后，如无意外西北的复兴党必会取得胜利，司马组阁几乎毫无疑问。即便是按照日置益公使的要求，公使团联合施加压力，同时支持段祺瑞政府对抗西北，但是结果会是什么？各位公使不要忘记一点，民族主义已在这个国家觉醒，我们的联合只会把司马推到对立面，最终成为我们的敌人。先生们，请问，一直以来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
见三国公使的态度很可能发生转变，芮恩施立即起身反驳道。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变革美国政府持以欢迎的态度，毕竟无论是西北或是司马，都是美国已经选定的合作对象，至于所谓的在华特权，在全面的自由贸易以及每月高达数千万美元定单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直视着正在犹豫中的朱尔典，这位各国公使团的灵魂人物，他的决定足以影响公使团的决定，但他却是一个老牌的英国外交官。
“是财权！是我们控制着关税、盐税以及银行团，没有资金保障，任何一界中国政府都难以维系，这正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但！先生们！我们能以此威胁司马吗？仅7月份，西北财政支出既超出的去年关盐两税征收总额！威胁的代价是什么？去年西北教会地产案时，我们在几乎整个北中国未能征得一分盐税、关税！损失超过亿元！这就是代价。假设我们以此相威，我有足够的相信海关总税务司、各地盐务局将因受中央政府支持，而不能征得一份关盐税，进而直接影响各国赔款偿还。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反成鸡肋！”
芮恩施提到的教会地产案是一年前发生在西北的轰动全国收教堂地案，西北辖区内教会控制超过800万华亩土地，平均每所教堂占地18867亩。这些土地系历年来各地教会通过强迫捐献，迫使信徒将土地“捐献”予教堂，其次是盗买盗卖，传教士看中某片地产后，但指为以前“教产”，强行索得，或指示教徒、地方官以私产、公产名义出售给教堂，再就是趁天灾低价收购，甚至干脆直接将官垦地据为已有，仅原绥远一地教会便占据超过500万亩土地。
大量的土地被教会占据，直接影响了西北的土地改良，而教堂租佃制的对半分成租，更导致农民的购买力下降。最初司马试图通过协商赎地，结果那些传教士竟然趁机集体抬价。
大多数传教士的丑陋嘴脸让司马选择放弃了和平收地的努力，在司马的授意下，西北下属各省市县法院均收到控告教会强掠土地的控诉。当那些教会企图借治外法权规避西北法庭的审理时，联合议会随即以以国土不予外人为名，通过了“收回教会土地案”，边防军随即强行收回除教堂建筑用地及墓地外全部地产。
不过却导致与公使团关系急剧恶化，甚至于受到战争威胁。而西北的除了在外交据理力争，证明教会控制的土地大都为非法掠得之外。还利用关税、盐税进行软对抗。
通过警备舰队的武装护航进行“走私”，利用葫芦岛军港的进口物资。为支持西北收回地权，在长达三个月之中，北中国在进口货物时，商船均悬挂警备舰队军旗，以军需船之名在舰队护航下，从葫芦岛军港进出，而应缴关税均由西北代征，并按比例提于中央。
最后甚至以“俄战急需”为名，将出口英法的大批军用物资停运为代价。换取了双方妥协，当然最终以西北向教会支付数百万元赔偿而结束此事。
“康德公使，我想现在应该是我们有求于西北！不是吗？在航空发动机、炸药、重炮弹、军工原料、新型刀具、机枪甚至包括化学毒气在内的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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