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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第2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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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王朝毕竟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需要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王朝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因而她必须打破常规，广选天下人才，形成与武周王朝巩固和发展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才队伍。
正因为如此，才有载初元年，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的壮举；才有制科取士，武皇亲自下诏，亲自主持，亲发策问，直接选拔贤才，开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
狄仁杰稍作考虑后回答道：“陛下广开选才之门，广纳天下之才，以人才举国，行天子大道，天下为之振奋。”考虑到现在朝廷内外确有冗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而言道，“然朝廷应以事设人，不可以人浮于事，多余官员应予裁汰，以利于激励官员勤政，提高执事效率，进而减轻国家负担。”
武皇道：“狄国老言之有理，减员裁冗之事朕已着手办理。朕历来认为，治国安邦，
务求真才实学，也容不得滥竽充数。”为了表明自己选才用才的意向，武皇进而说道，“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
而我朝一些大臣对选人、用人始终抱有世俗的偏见，他们以豪门士族自居，对寒门庶几动辄以非难，这是朕最不能容忍的！”狄仁杰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对于唯门阀是举、排斥庶几的做法历来反对，故对武皇之言颇有同感。
但他知道，经过武皇历年的清肃和矫正，这种现象和行为几乎不复存在，
武皇在这里只是发泄一下对过去的不满而已。同时在选才用人标准上，狄仁杰看重的是德。早在调露元年，左司郎王本立仗恃受到高宗的宠爱，
横行霸道，朝廷官员都对他畏惧。时任侍御史的狄仁杰，揭发他作奸犯法的罪行，请求交付司法处理。皇帝李治却特别对他原谅，
狄仁杰毫不退让，对皇帝道：“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会没有王本立这种人！陛下为什么如此爱惜一个罪犯，宁愿破坏法律？
陛下一定要扭曲事实赦免王本立，请把我流放到没有人迹的蛮荒，作为忠贞人士警惕。”
皇帝李治让步，王本立由此被判刑，于是政治一片肃穆。与狄仁杰不同的是，武皇更看重才，甚至不分良莠，也不考虑实际需要，以至于选材之门一经洞开，
一些投机钻营者乘隙而入，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扰乱了朝政、败坏了朝纲，
大臣们的意见主要集中于此。看来武皇对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完全看清，还一味地沉浸和陶醉在自己选才用才的壮举上，
作为朝中重臣，自己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进言道：“陛下用人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不避仇怨，大批有用之才脱颖而出，实为我朝之大幸。
然而，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君子不以言举人。对于那些投陛下所好、沽名钓誉者不可迁就，更不可委以重用！”武皇不以为然：“行则用之，不行则废，乃朕之一贯做法。狄国老大可不必为此忧虑。”
为避免现在已经出现的事后滥杀悲剧的重演，狄仁杰进而规劝道：“与其事后纠正，不如事前严格筛选。”武皇不想就此再费更多口舌，现实之中，有些事情言之容易，做之则难，举国选才，难免鱼目混珠。事前筛选固然是好，事后清理也不足为过。
选人用人一直是武皇的重大策略，有着比狄仁杰更为深远的考虑。
她之所以不怕用人过滥，是她认为，只有广泛选才，才能挑选更多有用之才。
同时，更重要的是，她还需要有数量上的优势，也就是为朝廷为自己贮备更多的人才，用以壮大自己的势力。那样，作为有效的补充，她还可以随时清除和淘汰那些无用或与己作对的官员。
强势是她的立足之本，立国之基，也是她的性格使然。这种强势不仅仅表现为她自己的精明强干，还在于自己身边有一大批为己所用的精明强干之人。
归根到底，除了智慧和谋略，强势必须有实力做支撑；立国之基，她需要更多的可以由自己来扶持并为自己所利用的新生力量。
尽管泛选难免鱼目混珠，使那些滥竽充数的不屑之徒混迹于朝野，但也只是一时的现象，与她所要实现的宏图大业相比，实不为大过。狄仁杰见武皇自有主见，便不再多言。
狄仁杰知道，像武皇这样的强势君主，有些话点到为此则好，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狄仁杰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审时度势，遵循的是“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在“能为”与“不能为”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量力而行，有所为，
有所不为，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大为”。即使是对待自己的宿敌，他也可以避其锋芒，巧妙应对，甚至反击，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不能打倒宿敌，
但可以做到不被宿敌打倒。想到此次出任宰相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武皇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取得武皇的信赖。狄仁杰明白，离开同武皇的真情合作，自己将会一事无成，那样于国于己均为不利，
因而狄仁杰放缓口气道：“为江山社稷，臣愿为陛下举贤荐能。”武皇听后，甚为欣慰，
然意欲未尽，又同狄仁杰探讨朝廷用人之道，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好像是在说服别人，又好像是在愉悦自己。狄仁杰深明治国与用人之道，
也不时地发表自己的主见，但他说得很有分寸，很为得体，与其说是个人智慧的发挥，不如说是在尽一个做大臣职责。（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八章 【一代女皇】（）
长寿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有人告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拜见皇嗣李旦，武皇盛怒，当即下令将两人腰斩于市，这一年距武皇称帝只有三年。
没过多久，又有人告李旦欲谋反，女皇命来俊臣审问其随从人员。太常工人安金藏深知来俊臣心狠手毒，为避免来俊臣滥杀无辜，为还自己服侍的主子以清白，便自剖其胸以证明李旦不反。
女皇深受感动，一个地位低下、身份卑微的人，竟能如此舍生取义，实为难得。
为了安慰自己的儿子，武皇亲临探视，叹道：“我对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明察，使你受此冤屈，为母的深感愧疚！”
认错之后当即下令，停止审查此事。
这一事件虽然已经过去，然而在武皇心里却像咽下一个石子，怎么也不舒服。在对待皇子继位问题上，武皇一直是矛盾的，难以言喻的。
尽管自己以天子之尊掌控天下，但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朝廷、甚至天下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不可理喻。
假如天下有一个人不是以反抗、声讨或是辱骂的形式向自己发问，自己恐怕也很难自圆其说。
回想自己十四岁踏进皇室之门，风风雨雨几十年，总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自己拼命往前走，虽然走得非常辛苦、非常艰险，但却怎么也停不下来。是自己不甘人下的性格还是天意如此？
在外人看来，自己一向都是自信的、果断的，然而，对自己的行为从内心来讲有时候又是怀疑的。
应该说，自己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和志向的人，是大唐皇室为自己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舞台。也是皇室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展示才华，为了实现抱负，自己当宫女不是安分守己的。
封为昭仪后也不是安分守己的，特别是被高宗封为昭仪后。那种出人头地的愿望尤为强烈，不过，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争得皇后。
自认为无论是凭德才还是凭辅佐皇上的贡献自己都应该享此殊荣。然而自己卑微的出身却成为称后的最大障碍，成为王公大臣反对她立后的理由！
自己不惜代价地反抗了，斗智斗勇取胜了！这也使自己看清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宫廷要想取得应有的地位，除了聪明才智和贡献，就是殊死的抗争！
一旦心慈手软就会被扫地出门。甚至成为皇室的祭品。同时，也使她明白，为什么先帝太宗要发动玄武门之变。
但是，从一开始，自己并未曾要以女流之身称雄天下。真正把自己推向天子的位置，恰恰是在皇室立嗣的过程中。
这是一种艰难的选择，一种超越常规的挑战：一方面是江山社稷，一方面是自己亲生儿子！孰是孰非，孰轻孰重？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无论是哪一方面自己都处在风口浪尖上。
当初。立太子李弘作为大唐皇储，先皇和武后都对他寄予厚望。争得皇后，不就是为了子贵母荣么？
为造就强国储君。李弘八岁便离开父母，单独住进东宫，由专门的老臣名儒进行辅佐，先皇高宗还特赐《政典》交他阅读，又多次令他监国听政，以积累治国经验，提高他的威望。武后也从编写的系列丛书中，选一本供他阅读，教导他怎么做个孝子仁君。
然而。这个与母后性格极为相似、也是母后甚为厚爱的儿子，却走上了和母后愿望完全相反的道路。
李弘身体虽然孱弱。而青春年少的性格却倔强刚毅甚至自负。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弘对母后的摄政行为大为反感。甚至对母后的所作所为表示公开的不满和反对。
应该说，李弘成为大唐储君的道路首先就是武后给他铺平的，当初争取皇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为李弘谋得太子，继承皇位。取得皇后之后，子随母贵，李弘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太子。
曾记得，第一次与先帝出巡洛阳，母后因惦记李弘，行至半途仍将其接到自己身边，可谓母子连心。
然而，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不但得不到回报，反而招来不满和反对，这是作为一个母亲所难以接受的。
李弘的叛逆行为虽然引起武后种种不安，甚至焦虑，但自信以自己母性的感召力和自己的智慧、能力，完全可以匡正他的行为，把他塑造成大唐强君，把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抱负转化为儿子的行为。
令皇帝皇后痛心的是，这样一位理想的国之储君，却英年早逝！真所谓西山之药，不救东岱之魂；吹汤之医，莫返逝川之命。
这种打击对父母所造成的创伤是空前的，也是外人完全难以体会的！接下来就是太子李贤。
这个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英俊少年，其刚毅倔强的性格，与其兄李弘如出一辙。
出皇宫入潞王府之之前，他就熟读《尚书》、《礼记》、《论语》，能背诵古诗赋十几篇，有一经浏览、随即不忘的天赋，深受先帝高宗所叹赏。
接任太子后，特别是代高宗主持国政期间，能留心施政要领，抚恤百姓，极尽哀怜；施行刑法，致力注重审查；好善彰明，坚持正直，得先帝高宗褒奖。
与李弘不同的是，李贤兴趣更为广泛，表现出的叛逆性格更为突出，与母后的对抗更为强烈。
尽管母后为他撰写《少阳政范》和《孝子传》，又多次写信对他进行教诲，甚至以母亲和皇后双重身份予以严厉忠告和警示，然而；除了增加他的恐惧不安乃至仇恨之外，一切都于事无补。
这对武后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武后不明白的是，自己最为得意、最为称心的两个儿子，为什么都跟自己作对呢？
虽然太子李贤最后还是被废了，但这毕竟是无奈的选择！无奈之余是愤懑。她敏锐地察觉到，与其是说太子与自己作对，不如说是辅佐两任太子的那帮僚属在跟自己较量。
那帮趋炎附势的家伙。他们利用太子年轻幼稚，推波助浪结成同党。形成了一股反对自己的势力。
当时已故太子李弘东宫班底的僚属转移到新太子身边的时候，自己曾隐约感觉到可能会养虎为患，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在太子李贤被废的同时，自己也就毫不留情地铲除了在太子身边的那帮僚属。
其实，武后或许明白，那帮辅佐太子的僚属，他们的职责和义务。只能用经典的儒家教义和正统的为君之道来教育和培养太子，他们可能有私心，但他们绝不会离经背道；
而接受教育的太子也必然要用正统的标尺来衡量母后的作为，当母后的作为超出他们想象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对母后的叛逆和反抗。
李显和后来的李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虽有健康的体魄，在人格和资质方面也各有千秋，但他们一个是轻率无知而又刚愎自用，一个是刚性不足柔荏有余。
这与强势的大唐王朝的国君完全不相匹配。武后明白，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大唐的天子，说到底。就是靠武后明正言顺的皇后身份及皇后身份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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