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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胡马-第6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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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谓: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

    当然啦,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终究群臣旧习难改,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驯(生涩)得多;至于裴该所下诏命,多由秘书润色,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而由秘书拟稿,亦难免雕琢之态——顶多质朴一些,力求靠拢两汉文学、建安风骨罢了。

    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秘书省郭璞、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

    且说诏命既下,传达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辏П悴唤孕茉丁⒊骂f等人发牢骚,说:“天子所信用者,多贪功近利之辈,国家未定,岂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为邀宠于上,而罔顾国事。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语……”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党争,历朝历代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个尚可容忍的范围内,尽可能形成良性竞争,而不是互扯后腿罢了。此前在晋时,朝中主要是荀党或称东党,和裴党或称西党,双方明争暗斗不休;至于祖氏,军权虽盛,于政治上却并不甚用心,导致集团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势。

    等到华朝肇建,东党乃趋势微,原领袖荀组受拜从一品少傅、宜都县公,荀邃受拜从二品特进、新息侯,但都没有实职,不过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号人物荀辏В参茨苊性紫嘀弧�

    大获全胜的自然是西党,只是西党也非铁板一块,掌权之后,其内部自然也会分出派系来。统而言之,可以称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说世家派与寒素派。

    天下高门,无过裴、荀,所以裴嶷、裴诜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禅让功臣华恒、王卓等,残余的东党遂逐渐向他们投诚和靠拢。其与旧世家代表荀组叔侄的区别,不过是相对重视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谈罢了。

    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或者实权副职。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东或关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说柳卓、柳习、韦鸿、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实为寒门出身,甚至出于商贾之家,比方说徐渝、郁翎、周铸、妫昇、蒋通等辈。

    裴该想要扶持寒门,以平衡甚至于制压世族,但寒门虽不是阿斗,却也不是几道限田、设学、科举之类的诏令,立刻就能人才辈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天然便压过寒门一头。但那些自关中追随裴该,直至改朝换代的寒门吏僚,既有从龙之功,于他们头顶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并非痴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卖力。

    当然啦,在儒臣派看来,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公允地评判,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太急于邀宠了,不利于国家机构的稳定和社会生产于大乱之后的恢复。裴粹在关中,就曾经写信给裴嶷,说:“如汉初名相,萧、曹也,不闻有魏、黄……”

    萧何、曹参的施政,秉持黄老之意,无为而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魏相、黄霸虽然也是一代名相,但执法过刚、施政过苛,唯有在太平时节、盛世之际,才能显身扬名啊。所以说——“愿文冀为萧、曹,勿为魏、黄也。”

    裴嶷对此的回答是:“乱世用重典,国贫谋事功,且待天下大定,方能宽政无为。”你说得有道理,但还不是时候。

    所以就目前状况而言,这两个派别尚能协作无间,但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更多世家靠拢儒臣派,更多故晋小吏靠拢吏僚派之后,又会将政局导向何方,那就谁都看不清了。

    不过裴该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他防微杜渐的应对之策,就是要逐渐削弱双方的力量,再利用科举制引入更多人才来加以平衡。其实枢密省之设,也同样是平衡儒臣、吏僚的一种手段。

    汉初诸吕乱政,之所以失败,为有周勃在也。只要运用得当,则军功贵族不但不会干政擅权,反倒能够成为稳定朝局的一支奇兵。不过旧关中军诸将因枢密省之设,认定了天子重视武人,唯有陶士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在给儿子陶瞻的信中写道:

    “或谓晋乱之时,武夫跋扈,劝天子勿置枢密,可稍稍制约武人。然我以为,天子置枢密,非重武也,实限武也。古来出将而得入相,今我虽以枢使身份列名宰相,于政事堂中却为文臣所环绕,对政事几无置喙处。由此既加军衔,则与文政无涉,武夫势不能再干政也,前汉大司马大将军之任,无可复见。

    “是以奉劝吾儿,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职。否则如前汉公孙贺之后,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该的这份心思,其实从未对人明言过——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数人,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不过他在官吏选拔和任用上,以太学作为从九品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跳板,这种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关中曾开科举,但是规模不大,既已改朝换代,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国,却遭到了儒臣们的一致反对。于是裴该重兴太学,暂时以太学的毕业考试,部分代替旧时的九品制和察举制——太学是只看学问,而不论门第,皆可入学的,而且管食宿,这套规章制度还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创设。

    长安新城遥遥无期,裴该估摸着即便天下大定了,也还得隔几年才有望还迁关中去,所以无论文校还是武校,全都自长安迁来洛阳——长安学校仍然保留,作为太学的分校,且将来二都并立,洛阳分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董景道已经快七十岁了,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裴该特许他在身体允可的情况下,再自关中赴洛——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当听说董老夫子即将抵达的时候,裴该就打算亲往相迎,却遭到了宰相们的劝阻,说唯大将班师,天子才可郊迎,老校长虽然年高德劭,却还不到劳动天子的地步——

    “以宰相出迎,以示朝廷重儒,足矣。”

    就是这“以示朝廷重儒”几个字,最终使得裴该打消了亲迎的念头。实话说他对传统儒学并不感冒,仅仅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其他足以与儒家相拮抗的学术体系,这才不得不表面上装模作样行周礼,用儒政。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宠,仅仅因为属于郑学,跟晋代主流的王学不对付罢了。

    从郑学到王学再到玄学,就学问而言是发展,是进步,但对国家社稷的正面影响,则正好反转过来。所以裴该何所爱于董景道啊?为郑学也;他又何所爱于郑学啊?在理论上方便改造,而在运用上还不至于太过糟糕罢了。

    既然如此,则不便亲迎董文博老先生,免得他变成第二个董仲舒,其思想反过来再钳制社会的开放性,甚至于阻挠社会的发展。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裴该自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施政更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改革也不敢再如从前那般,尽可能地放开手脚了,他希望能够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逐渐地用天子的诏命来引导舆论,进而影响朝局,而不象历史上那些暴君似的,近乎以一人独治天下。即便真是远见卓识,倘若准备不足,施行操切,等到发现问题了再朝令夕改,那就变成王莽啦。

    所以包括产业方面的新想法,裴该都先把皇庄当作试验田。

    皇庄这个名词始于明代,但事实上自古以来,皇家即拥有部分山林池泽的所有权,收入不入国家府库——当然啦,秦汉以降的九卿制多由君主私属转化而来,本来皇家的和国家的,就区分得不是很清楚。

    裴该明确家、国之别后,以皇后、太子的汤沐邑为名,接收了洛中内外和河东的十几处庄园——多半是抄没的罪臣家产——统一归少府管理。少府设卿、丞,前者由士人担任,负责皇家产业的经营和财税的出入,后者由宦官充任,负责宫廷事务的日常管理。首任少府就是才刚从江南逃过来的裴常——其父裴嗣则只领了一个微阳县侯的爵位,志得意满,安享晚年去了。

    举凡新农具、新耕法,乃至新的农业协作方式的试行,新品种甚至新物种的试种、试育,新商品的制造和流通,裴该都利用闲暇时指导裴常等人,并要求他们大胆去做试验,若有成效,便可推广。即便试验失败了——那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也不过皇家短少了一部分收入而已,在裴该看来,自己如今的日常供奉已经算是很俭省了,即便把内库全都填了皇庄的缺口,也不至于吃糠咽菜,要被迫额外向国库伸手。

第二十七章、支屈六的最后奋战() 
赵军在三台战败之后,石勒被迫收缩全部兵力,聚集周边物资,固守襄国城。

    襄国终究是羯赵的都城,虽说原本不过一座普通县邑,因为立国时间不长,也未能加以扩建,终究加厚城墙、增筑城堞等固防手段,是陆陆续续一直在搞的。因而石勒觉得只要上下一心,指挥得法,应该有希望坚守半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倘若华军迟迟不能攻克襄国,周边郡县的百姓因为战争而耽误了农时,又被羯兵几乎夺尽存粮,到时候衣食无着,是肯定会起乱的。倘若华人物资足够充裕,自可加以赈济不过可能性不大若不充裕,则势难久持,要被迫退回漳水以南去,则羯赵政权未必没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故而石勒先在城内大索,不但把明显降意不坚的段匹兄弟等一概斩杀,还将赵人(故晋人)平民全都空身逐出城外,独留国人(胡羯等)守城。并且他急召程遐,自冀州搜掠存粮,聚集兵马,返都来勤王。

    可是祖逖都已然列阵襄国城下,将城池团团围困起来了,却始终不闻程子远的消息……石勒为此恼恨,甚至于呵斥其后程氏,导致程后与太子石弘拜伏请罪,泣血叩首,好不容易才使石勒暂时消了气。

    那么程子远为啥不来呢?原因也很简单,他来不了……

    程遐自至冀州,即分派兵马,四处剿匪,顺便搜掠物资。但盗匪之生,本就源于石赵政权在冀州涸泽而渔,迫使百姓铤而走险,如今不但不加以赈济、安抚,反倒变本加厉,则盗势愈演愈炽,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尤其当祖逖北伐,连战得胜的消息传来后,冀州很多大族、豪门,也不禁蠢蠢欲动起来。

    冀州高门,向以博陵、清河两家崔氏为首,其下赵郡李氏、河间邢氏、渤海高氏等等,多数谨守门户,不肯轻率出仕于赵就跟河东的裴氏、薛氏一般。一则天下方乱,局势晦暗不明,越是大家族,进退越须谨慎;二则这些高门子弟,也打心眼儿里瞧不起无文的胡羯,不愿屈身相从。

    而相对的,羯赵政权想要尽快稳定地方,料民抽税,就不能不一定程度上依靠这些地头蛇,不敢迫之过甚;只要各家肯装模作样出一两名远支子弟,仕至郡县,算给割据政权面子了,也便暂时相安无事。石勒麾下世家出身之臣,比方说荀绰、裴宪、傅畅等等,多数都是孤零一人,远离家族,战败为俘,由此才被逼迫出仕的在原本历史上,这路货还有刘琨旧部的崔悦、卢谌等等。

    同样原本历史上,要等到拓跋氏入主中原后,拓跋焘强征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至平城,才开始一步步地,把这些中原世族绑上自家的战车。

    故此,终后赵一朝三十三年,都不能彻底臣服那些河北世族,则如今立国不过数载,便即兵败如山倒,河北世族又岂肯继续与之敷衍、周旋啊?这万一华军来了,以从贼为藉口抄杀我等,根本就没处说理去嘛。

    于是世家纷纷出手,于暗中煽动民乱,以为将来降华的晋身之阶。一时间,河北盗贼之势大炽,不再跟从前那样,只是拦路劫夺商人、行旅了,小势力逐渐雪球一般滚成大势力,开始烧杀村镇、攻掠城邑、驱逐戍兵。

    倘若张宾在这个时候妄图从幽州返回襄国,估计不用程遐设谋,就自然会在半道上被人给砍了而且有能力、有意愿砍他的,还不止一两支队伍。

    程遐时在高阳郡治博陆县中,竟被四方流民、盗匪数万之众团团包围起来,别说运粮资助襄国,率兵返回勤王了,就连孤身逃归的可能性都跌至了谷底,只能笼城固守……

    继而以博陆为中心,动乱迅速向西、北两个方向蔓延,冀州流民纷纷前往幽州就食,幽州乃亦盗贼纷起。即便张宾临行前,在幽州的布置还算是比较牢靠的,终究主要兵马都早为孔苌率之南下,剩下不到一万之众,因而只能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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