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扬明-第5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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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说着，赵鼎又激动了起来：“苏松两府田地多在官而不在民，民田不过十中一二，官田多肥沃，赋税高达数斗乃至一石；民田多贫瘠，亦达数升乃至一斗。平均下来，两地百姓所承担的赋税，原本就比其他州县高出数倍，区区两府之地，每年赋税已几近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赋税总和的十分之一。以本府治所华亭而论，在籍百姓四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人，在册田亩五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亩九分，其中有四十万八千四百亩为官田，民田只有十一万八千亩，其中有一多半是棉业大户的棉田，百姓的稻田不足五万亩。每亩一季丰年可产稻谷两石五斗，多不过三石。交过赋税，所产稻谷摊到每个人丁，全年不到三百斤。脱粒后，每人白米不足二百五十斤，摊到每天，不足七两，老人孩童尚且不能充饥，成年壮丁则远远不够。得亏本地棉业兴旺、市井商贸繁盛，男丁于农闲之时受雇于商户充当苦力贩夫，老弱妇孺则日日在家纺线织布，全家老小终年劳作不歇，才能勉强交粮完税，倘有剩余才能换些油盐购点粗粮苟活性命。民生之苦，已然苦不堪言！”

　　　　“今年松江百姓遭了灾，近十万百姓绝收，若是把田都卖了，明年就只能租田耕种。即便仍是稻田，按五五交租，则每人每年只能留下稻谷一百五十斤，脱粒后不足一石，摊到每天只有三两五钱。倘若改种桑棉，田主未必还会和雇农按五五、四六分成，百姓分得的棉麻蚕丝，换成粮食，每天还不到三两五钱。三两五钱米，怎够过活？”

　　　　“且不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也不说朝廷律法煌煌圣命，我辈士子束发便受教于孔孟圣贤，当知孟子有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赵某虽无经略之才，既辱蒙圣恩，身受皇命，治政一方，抚民一地，治下百姓之疾苦便有如己溺己饥，万难抛之脑后”

　　　　高拱怔怔地看着眼中含泪、悲愤不已的赵鼎，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之后，他突然站了起来，深深朝着赵鼎一揖在地，感慨地说：“自古都是不动的百姓流水的官，松江百姓能遇到赵大人这么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实则大幸！如果我大明朝的官员都有赵大人这样的爱民之心，何愁天下不治、百姓不安！”

　　　　高拱方才一直与赵鼎激辩，众人大致都能猜到他在帮自己的恩师夏言说话，此刻突然听到他给予了赵鼎如此高的评价，先是一愣，随即想到了高拱原本就是这样真诚坦荡之人，都把赞赏的目光投向了他。

　　　　静听他们激辩的朱厚熜更是心中怦然大动，深深地望着高拱，突然感悟到自己为何格外看重这个年轻的官员，一直把他当作宰辅之才悉心培养，原来就是他的这个“真”字让自己看到了大明王朝的希望。

　　　　有明一代，无论是阉宦专权，还是奸相柄国，朝野上下始终有一股浩然正气在，后世有评，言与当时文官士子昌明理学心学关系巨大。尤其是在嘉靖一朝，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之说在士林中大行其道并深入人心，陶冶了许多科甲之士。但心地光明多半还在于各人的禀性，高拱身为国朝理学后进一辈中的名士，天性又是心地坦荡，真实不假，加之这些年在御前行走，见多了皇上率性自然、不拘形迹的作派，耳濡目染，也就更是有一说一，从不打诳语。

　　　　赵鼎深知高拱与夏言的师生情分，见他支持自己，更是感动莫名，一边侧身避让拱手还礼，一边说：“肃卿兄盛赞，愚弟愧不敢当。”

　　　　高拱知道，虽说自己一直被官场中人评价为“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但比之自己的这位同年状元郎，还要差上几分。此刻听到赵鼎主动把官场中人客气中透出一丝冷漠的称呼改成了友朋之间的亲昵称呼，也不胜感慨，却延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了下去：“不过，愚弟还想多说一句，皇上三令五申，不许各级官府衙门干涉商贾货殖诸事。买田卖田，买主卖主各凭自愿，似乎不应该官府过问。”

　　　　赵鼎苦笑道：“愚弟不才，亦能体会皇上重商恤商之心，倘若是公价买卖，官府当然不必过问，更不宜干涉。不过那些买田的大户趁机压低田价，意欲借水患夺民田产，天理国法俱在，官府理应过问。”

　　　　这个时候，朱厚熜开口了：“我问你，你所谓的公价买卖指的是什么？”

第六十九章别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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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鼎才猛然醒悟过来，自己只顾高谈阔论，直抒胸臆，竟然忘记了皇上就在眼前，慌忙躬身施礼，说道：“回王先生，江南人多田少，田价比北方诸省要高，丰年六十石稻谷一亩，平年五十石一亩，歉年四十石一亩。微臣以为，今年遭了灾，也不宜低于四十石一亩。”

　　　　“那么，松江的大户愿意出多少石一亩？”

　　　　赵鼎苦笑道：“如今市面上，最多十石一亩，许多大户只肯出到八石。”

　　　　朱厚熜颇为惊诧地问道：“怎么会这么低？”

　　　　“水患一起，松江府几十万百姓遭灾，近十万百姓绝收，生计无着，不得不靠卖田度过荒年，卖田的人多了，田价自然也就跌了下来，此其一；其二，今夏收成锐减，导致粮价飞腾；还有其三”

　　　　赵鼎又明显地犹豫了一下，这才继续说道：“粮商趁机囤积居奇，不肯借贷粮食给灾民，买田的大户又趁机压低田价，想十石八石一亩贱买灾民的田地。”

　　　　朱厚熜点点头：“前两条原因都是水灾之后的应有之事，倒也附和经济规律，关键还是第三条。你既然看到了有大户趁机压低田价的可能，有什么应变之策吗？”

　　　　“微臣以为，官府应该限定田价不得低于四十石一亩。这样一来，那些大户就不能把受灾百姓的田地都买了去。譬如一家有三兄弟，有一个人卖了田，就可以把卖田的谷子借给另外两个兄弟度过荒年，到了明年，还有三分之二的百姓有田可耕，松江就不会乱。松江不乱，应天半壁就能安如磐石，国朝三分之一的赋税收入也就有了保证。”

　　　　朱厚熜十分赞赏赵鼎这种为民请命且胸怀全局的风范，表面上却仍不置可否，问道：“你的这个意见，可曾向省里提出？”

　　　　“回王先生，一接到省里的议案，微臣就向省里直陈了陋见。数日之前，刘中丞亲临松江，微臣又当面向他禀明了松江府的实情，再次提出了限定田价的建议，只是”赵鼎欲言又止。

　　　　“不用说，省里想必是没有采纳你的意见了。”朱厚熜冷笑一声：“是否就因为你拒不执行省里的议案，还给朝廷上疏请求先治河再议其他，他们就断了你们松江府的赈灾粮？”

　　　　几位在座的天子近臣都看得很清楚，皇上的语气虽然平淡，但按在自己膝盖上的那只手一直在微微颤抖，暴露出内心里已是何等的愤怒，只要赵鼎的说辞对应天巡抚刘清渠不利，皇上可能当即就会将刘清渠革职查办，或许还会严词申斥坐镇江南，居中统筹调度赈灾诸事的夏阁老。现在就看赵鼎怎么说了

　　　　赵鼎苦笑道：“刘中丞言说时下已近七月，倘若再不赶插桑苗木棉，今年改稻为桑就难以见到成效，时下最紧要的赶紧让那些有粮的大户拿出粮食来买灾民的田。若将田价限定过高，不但有违朝廷律令，也会使许多大户望而却步，而赈灾安民之重担亦会全压在地方官府身上，朝廷赈灾开支要增加许多”

　　　　朱厚熜此刻已经全然明白了：原本朝廷定下分三年去改的方略，眼下恰好发生了水患，坐镇江南的夏言和应天巡抚刘清渠两人就想着既然百姓的田已经被淹了，今秋的收成已经没有指望，朝廷也酌情减免了应天府的赋税，不如趁这个机会，赶紧让那些大户买田，赶紧把桑棉种下去，就能完成改稻为桑的国策，给朝廷交差。只要能顺利推行国策，至于那些大户愿意出多少价钱来买田，灾民卖了田后有没有生路，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这么做，跟三年前江南各省推行改稻为桑时，有的地方官府毁渠断水、马踏青苗乃至锁拿枷号不愿改种桑棉的百姓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只是当年是人祸，如今恰好有场天灾而已。那一次的改稻为桑就因为虐民而虎头蛇尾，难道说，这一次，又会重蹈覆辙吗？

　　　　再往深处想，他们这么做，不但有捞取政绩、挟私报怨的用心，甚至还有勾结豪富大户、不法商人，借着朝廷推行改稻为桑国策之机大发民难财之心。若是这样，那可就不能放过了。不过，自己如今龙潜大海，惩贪肃奸一事就得等到驾幸南京之后再说

　　　　朱厚熜沉默了一会儿，叹道：“你可真是会做媳妇两头瞒啊！也罢，子不言父之过，夏阁老和刘中丞都跟你有师生之谊，师可以不为师，徒则不可以不为徒，看你这么为难，这件事情等以后再说。我既然来了，赈灾粮一粒也不会少了松江。不过，他们说的只靠朝廷借贷粮食来安抚灾民负担过重这一点，倒也不完全是没有道理。你准备怎么办？”

　　　　赵鼎说：“回王先生的话，没有省里的支持，倘若真出现了微臣所担心的大户趁机压低田价之情事，松江知府衙门既不能抄那些大户的家，把粮食分给百姓；更不能劝说灾民忍痛把田贱卖出去，忍受大户的盘剥。可谓两边坐蜡，非但不能上解国难，下纾民困，甚或会有灾民群起闹事，以致酿成大祸，局势便无法收拾。是以，微臣只好一边从自己家里凑出若干钱粮赈济灾民，只要能保证赈粮不断，灾民有饭吃，就不会激起民变；一边压着那些粮商贷粮给官府，官府手中有粮食可以借贷给百姓度过荒年，那些等着买田的大户就无法卡着灾民的脖子贱买田地，微臣便可以与他们争田价，一是田价不能太低，太低了会招致灾民不满，或许会激起民变；二是不能让他们把灾民的田地都买了去，没有受灾的县份也可以去买。灾民甫经大灾，无不惶惶难安。种什么最好听凭自愿，且不可强令干涉。”

　　　　张居正插话进来，问道：“倘若那些大户不肯出高价买田呢？”

　　　　“稻田改种桑棉，每亩收益要比原来高出三成到五成，更有皇上爱民如子，早在推行国策之初就责令内阁拟定了仍按稻田起课征税等诸多良法善政，四十石一亩，他们已经大占便宜了。放在往常年份，每亩田价要高出十石二十石，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张居正拱手一揖：“请赵大人恕晚生冒昧直言，设若那些豪富之家都有赵大人这般爱民之心，兴许田价就不会低至十石八石一亩。如今已近七月份，若不赶紧赶种桑棉，过了七月，桑棉插不下去，即便插下去，当年也见不到收益，那些大户人家便不会愿意拿出粮食来买田，岂不正应了应天巡抚衙门的担忧，将赈灾及日后安民的重任都落到了朝廷的头上？”

　　　　张居正在皇上身边待久了，也跟高拱一样，有什么就说什么，无论对错，皇上都不会跟他计较。不过，他这么说，也有帮着高拱替夏言分辩的用意——皇上已经摆明接受了赵鼎的说法，也就是说把罪过归结到应天巡抚衙门的头上，坐镇南都统筹调度赈灾诸事的内阁资政夏言就难辞其咎。高拱与夏言有师生之谊，说的太多，无私也有私；他却没有这层顾虑，即便不公也为公。从这一点来说，出仕不到五年的张居正，就要比已经出仕近十年的高拱更精明了，这既和各人禀性有关，也因为高拱的恩师夏言是一心谋国，不善谋身的夏言；而张居正却是徐阶的入室弟子，耳濡目染，不免学到了恩师的机心和权谋。

　　　　但是，这话听在赵鼎耳中就不免有些刺耳，甚至觉得他暗含嘲讽之意，在指责自己书生之见。若是同年高拱这么说，赵鼎勉强还能接受，张居正区区一个后生小辈，未经科举，进翰林院当庶吉士、后来调至御前行走，都是皇上破例开恩，他又有附逆之情事，难免让赵鼎这样的清正君子有些不齿；再者，赵鼎处境如此艰难，有一大半是拜这个张居正的恩师徐阶所赐，之所以至今尚未将自己的难处尽情倾吐，不过是当着皇上的面，给他这个少年新贵留一点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