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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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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首批100枚采用筒式发射、光学跟踪、导线传输指令的陶式导弹还是于1985年夏交付给了伊朗。负责此次运输的是渴望与德黑兰建立联系的以色列人。虽然在21世纪初,伊朗领导人不时发出威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清除”,但是在80年代中期,两国的关系却亲密得令人瞠目,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甚至宣称:“以色列是伊朗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不准备改变我们的立场。”
    以色列之所以参与美国的武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迫使伊拉克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东方的邻国上,从而无暇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不过,凡是涉及伊朗的问题,都是相当敏感的。美国的方案是以色列先行向伊朗运输军械和装备,之后再由华盛顿补给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政府要求得到确认,保证美国政府高层对该计划完全知情。事实上,该计划是由里根总统亲自批准的。
    1985年夏至1986年秋,伊朗从美国得到了好几批武器,其中包括2000枚陶式导弹、18枚“鹰式”防空导弹,以及两批鹰式导弹系统零件。这些武器并不都是经由以色列之手运送,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直接交付给伊朗了。而当其中部分军售的所得资金被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时候,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浑浊了。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就对美国家门口的共产主义威胁提心吊胆,开始热衷于资助那些能够有效充当抵抗左翼言论和政策堡垒的活跃力量。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实际上是一支组织松散的叛军集团,而且内部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便是美国反共产主义教条和盲目外交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正如在中东那些言行不一的做法一样,美国也向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尽管法律严格禁止它这么做。
    1986年底,当一系列泄密的文件揭发了这一切,事情最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1月13日,里根总统在黄金时段发表了关于这一“外交政策中极端敏感而且影响深远的事件”的全国性电视演说。成败在此一举,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总统不希望自己的演说被认为是在道歉或是辩护,他只是在作出解释。他详细地阐述了该地区国家的意义,声称美国需要不计代价地拥有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他告诉目瞪口呆的观众:“伊朗占据着一些世界上最关键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苏联前往印度洋暖流的通道之上。地理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苏联要出兵阿富汗以控制该国,并且有可能的话,还想控制伊朗和巴基斯坦。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得敌人能够利用它干预波斯湾周边国家石油的出口。除了地理之外,伊朗的石油储量也是维持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说道:“因此,向伊朗运送少量的防御性武器和零件”是完全合理的。里根总统没有明确地说明交付给德黑兰的武器种类,他只是说“一架运输机就能够轻易装下所有这些货物”。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结束伊朗与伊拉克之间“长达6年的血腥战争”“消灭有政府支持的恐怖组织”并“确保所有人质安全获释”。
    不过,这样的表述还是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这是赤裸裸的交易,以向伊朗出售武器来换取美国人质的获释。后来当人们得知那些“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等丑闻”的密切参与者正在销毁能够证明里根总统本人批准了这些秘密而非法行动的文件时,事情变得更加不妙。里根本人向一个受命调查此事的委员会辩称,他的记忆力不是很好,无法回想起他是否曾经同意卖给伊朗武器。1987年3月,他在另一场电视讲话中表达了对“那些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擅自行动”的愤怒——正如后来里根自己承认的,这番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几个月前,我对美国人民说,我没有以武器换人质。我的内心和良知仍然告诉我这是真的,但是事实和证据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
    这次丑闻深深动摇了里根政府,众多政府高官随后被指控串谋作伪证或者扣留证据。他们中间包括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及其继任者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负责美国国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以及一帮中情局高官,如行动处负责人克莱尔?乔治(Clair George)。这份显赫的名单显示出美国为确保其在世界心脏地区的地位下了多大的决心。
    当然,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也不过是装装样子。所有的高级官员后来都得到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的赦免,或者在1992年圣诞节前夜撤销了对他们的有罪判决。“无论他们是对是错,他们共同的动机是——”赦免书上写道,“爱国主义。”总统接着说,他们在个人财产、事业和家庭上所受到的打击“与他们的罪行或错误是非常不相称的”。在这些获得赦免的人中,大多都曾被宣判犯有伪证罪或向国会隐瞒信息,只有对温伯格的审讯要拖延到两周之后才开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避重就轻的、充满弹性的司法案例,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华盛顿特区。
    当美国与伊朗勾结在一起的消息爆出后,萨达姆?侯赛因顿时怒不可遏,因为直到这之前,伊拉克还相信美国是支持自己与这个邻国兼敌人作战的。在1986年11月里根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后,萨达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都说了些什么。萨达姆怒斥此次军售是无耻的“背后放枪”,美国的做法刷新了“恶劣及不道德行为”的新低。他推断,美国想让(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而其他人也同意,目前被揭露出来的可能只是阴谋的冰山一角。几周后,伊拉克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一定会继续其针对伊拉克的阴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Tariq Aziz)附和道,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惯用伎俩。遭到背叛的愤怒让伊拉克人刻骨铭心。“不要相信美国人!美国人是骗子!不要相信美国人!”20多年后,从巴格达找到的一卷录音带中还可以听到这样的劝告。
    伊朗门丑闻不仅导致了华盛顿的大换血,它还在80年代中期从根本上造就了伊拉克人的受害心理。如今,由于美国的背叛,萨达姆及其政府官员觉得到处都是阴谋。伊拉克领导人开始关注间谍,并声称如果被他找到,他将切断他们的喉咙。其他与伊朗或美国距离太近的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后来美国的一份高级别报告指出,萨达姆在伊朗门事件之后坚信“华盛顿不值得被信任,甚至打算抓住他本人”。
    伊拉克人普遍相信美国善于两头下注并出卖朋友。美国人曾经和伊朗国王交朋友,而现在他们却试图巩固与霍梅尼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被送给阿富汗的乌合之众,仅仅是为了对抗美国的长期敌人苏联。当萨达姆符合华盛顿政策制订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帮助他东山再起;而当他不再有用时,就被牺牲掉。美国人这种利益至上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们必须在实行帝国主义式外交政策的时候更加小心翼翼,对后果更加深思熟虑。20世纪下半叶,为了争夺丝绸之路沿道国家的控制权,美国每次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后果,有时还会给今后埋下一些更加棘手的问题。将苏联赶出阿富汗的目标的确实现了,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国在伊拉克显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所指出的,脸上无光的美国官员在伊朗门丑闻后竭力“挽回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信用”。他们为伊拉克偿还数额巨大的透支信用、制订促进贸易的政策(包括放宽对军民两用和其他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并资助那里落后的农业。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重新赢得萨达姆的信任。然而事实上,巴格达方面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尽管伊拉克领导人接受了这些提议,但他认为这一定是另一个陷阱——也许是在为军事入侵作准备,也许是企图给正在为偿还两伊战争的债务而焦头烂额的伊拉克人火上浇油。
    据美国驻巴格达大使称,伊拉克人“坚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他们每时每刻都对此表示抗议……而我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对此也深信不疑”。1989年底,一则关于美国正在策划反对萨达姆政变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伊拉克领导层不胫而走。塔里克?阿齐兹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伊拉克已经掌握了美国图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证据。这种危机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妄想症,无论美国做什么,都很容易被误解。
    伊拉克的不安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当华盛顿突然在1990年7月取消了白宫曾经批准的贷款担保之后,原因是这项为巴格达提供财政援助的议案遭到了国会的阻挠。更糟糕的是,除了撤回了7亿美元的资金,美国还开始因伊拉克曾经使用毒气而对他们施加制裁。在萨达姆看来,历史再一次重演,美国又耍起了他们那说一套做一套的偷偷摸摸的手段。
    此时,伊拉克军队正在该国的南部集结。“我们不会插手这件事。”1990年7月25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在拜会萨达姆?侯赛因时这样说道。一份20世纪末最为人诟病的文件详细记录了此次会谈的内容:大使告诉萨达姆,“她接到了布什总统关于改善美伊关系的直接指示”,并赞赏萨达姆“为重建国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格拉斯皮还对这位伊拉克领导人说:“我们知道你需要资金。”
    后来,另外一份同样被公开的备忘录显示,萨达姆在会见过程中显得“很诚恳、理智,甚至充满热情”。他承认,伊拉克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萨达姆说道,天然气的钻取、长期的边境争端、低迷的石油价格,当然还有两伊战争所带来的债务,都是目前伊拉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如果伊拉克能够控制与科威特存在长期争端的阿拉伯河水道,目前这些问题就都可能被解决。他问道:“美国对此是什么态度?”
    “我们认为伊拉克与科威特的争端属于你们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对此我们不持任何立场。”大使回答道。她进一步解释道:“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指示我再次强调美国曾经在60年代对伊拉克所作的表态,即科威特问题与美国无关。”于是,得到美国许可的萨达姆在一周之后放心地入侵了科威特。
    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在接下来的30年中,发生在这些亚洲屋脊国家的事件将左右全球的局势。为了控制和影响这些国家,战争、叛乱和国际恐怖主义层出不穷。但与此同时,机遇和希望也开始在一个广阔的地区生根发芽:不仅局限于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还有黑海以东的那些国家,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哈萨克斯坦到吉尔吉斯斯坦,从土库曼斯坦到阿塞拜疆,以及从俄罗斯到中国。这一地区从来都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每一事件都与新丝绸之路的出现有关。
    
    第二十五章
    
    悲剧之路
    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改写了整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萨达姆曾经留给英国人的印象是一个“带着迷人微笑的漂亮年轻人”,丝毫没有自己同僚的那种“虚伪的友善”,说话“从不拐弯抹角”。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驻巴格达大使认为,萨达姆“是条汉子,只要你多了解他一些,就有可能和他共事”。法国人将萨达姆视作“阿拉伯的戴高乐”,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曾受到希拉克总统的高度赞赏。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还曾经打算支持萨达姆,以提升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美国在该地区的立场”。
    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12月告诉他的心腹顾问,进攻科威特是伊朗门事件后的自卫手段,以及对美国两面三刀行为的报复。但其他国家可不这么看。入侵爆发之后,一系列经济制裁随即展开,联合国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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