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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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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论据”可以作为田中正明的“反论据”。国际安全区的人口当时确实是增加了，但这只能表明“安全区”外的人们在大屠杀的恐怖中，都尽可能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来了。所以从安全区当时的人口统计来看，自然是增加了。在日军大屠杀疯狂期过去之后，也就是相当于田中正明所说的“治安恢复”之后，不排除有故土难离、逃难在外衣食无着的市民及近郊农民，为收拾残垣断壁重新谋生，而逐渐回迁的可能性——即田中正明所说的“难民归来”。田中正明提到的史密斯博士的人口调查是在1938年3月，那时大屠杀的疯狂期已经过去了大约两个多月，故人口调查有二十多万，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切都只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而不能帮助田中正明否定大屠杀。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三个证据”是“没有人看见累累的尸体”。他说：按东京审判时有关证人的说法，说当时的南京到处都是尸体。但是当时入城的官兵、还有一百多位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谁也没有看到。占领南京三天后接受记者采访的贝茨教授高兴地说：“有秩序的日本军队入城，和平早一点来到南京，那比什么都好。”（东京日日新闻12月6日）日本官兵不必说，十五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五个外国记者，他们作为第三国人，谁也没有看见中国方面的证人所说的那种悲惨情景。
实际上，田中正明提出的这条所谓的“证据”是十足的谎言。贝茨在日军入城三天后，似乎还没有发现大屠杀的展开，或者面对凶残的日军只能曲意逢迎。但贝茨后来在东京审判上曾站出来为日军大屠杀作证，这令田中正明十分失望和不满，认为贝茨说法前后不一，因而不足信。但日军大屠杀持续六个星期，贝茨在日军入城三天后说的话，怎能不因后来目睹的大屠杀而改变？而且，现有大量原日军士兵日记、回忆录、外国记者当时的报道、有关资料照片等等都表明，“累累尸体”的记载简直不胜枚举。就连日本“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东京偕行社1989年版）本来是为否定南京屠杀而编辑的，但其中仍有不少可以证实大屠杀存在的文字。可见要将大屠杀完全毁尸灭迹，并不容易。只是田中正明对“看见累累尸体”的材料硬是一律视而不见，而幻化出“没有人看见累累尸体”的谎言，奈何！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四个证据”是“国际委员会的日军犯罪统计”。说国际委员会提出抗议的日军暴行事件有四百二十五件。但是连该委员会的史密斯书记长也承认，这些事件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告发的内容互有矛盾，这有当时接受抗议的福田笃泰的证言可以证明。即使将他们说的不法事件加在一起，结果是：杀人四十九起，伤害四十四起，强奸三百六十一起，强制带走三百九十起，掠夺一百七十起。“杀人只有四十九起，哪里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屠杀。”
在这里，田中正明将国际委员会当时收集、记录到的屠杀暴行的个例，等同于日军暴行的全部。“国际委员会”当时只有十几个成员，在日军严厉控制的南京城内信息渠道不畅，耳闻目睹很有限，怎么可能收集到大屠杀的全部案例呢？况且，大部分情况下，被屠杀者既已成为日军刀枪下的冤魂，则不可能跑到国际委员会申诉。因而，国际委员会当时掌握的日军屠杀暴行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五个证据”，是“难民区安泰、感谢的信函”。他说：居住南京的妇女、儿童等非战斗人员都居住在国际委员会管理的安全区域内。“可以说安全区安泰，就等于当时的南京市民安泰。为什么？就因为全体市民无一例外都聚集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委员长拉贝曾致函日军，对“日军没有炮轰安全区”表示感谢。日军还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陈汉林总代表写来的感谢日军“赏赐”的信。
的确，“国际安全区”是相对“安泰”，日军似乎也没有在安全区内实施大屠杀，这是事实。但许多人逃到国际安全区，只能证明“安全区”外非常凶险，这只能证明日军的大屠杀主要是在安全区外实施的，只能证明未能逃到、来不及逃到安全区的中国人，大都成了日军大屠杀的对象；只能证明除安全区内的二十来万人外，其余都成了大屠杀的牺牲者。“国际安全区”只是南京市的一块特殊区域，不等于“南京市区”的全部。田中正明用“国际安全区”的“安泰”，不能证明南京市内没有发生大屠杀。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六个证据”是“架空的俘虏大量杀害说”。他首先说明激战中击毙俘虏是“当然的战斗行为”，“并不违法”，并举出1945年7月八万名德军俘虏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被集体屠杀”，来证明“战争是多么残酷无情”，为屠杀俘虏正当化寻找根据。田中正明否定了报上曾刊登的原日军伍长关于屠杀俘虏的证言，说在南京俘获的俘虏主要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释放，二是使役，三是充作“维新政府”的“绥靖军”。
众所周知，由于唐生智“背水一战”的冒险战略，使得南京失守后，中国军队失去退路，无法及时撤出，致使数万士兵在长江岸边无船过江，遭日军屠杀后被江水冲走。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官兵除了阵亡者外，几乎全部被屠杀干净。日军对这些俘虏的屠杀，既然是成千上万的屠杀，当然就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屠杀，充分暴露了日军的残忍无道。而田中正明等日本“大屠杀抹杀派”却以“战争残酷无情”为由，轻描淡写地为屠杀俘虏的犯罪行径开脱。归根到底，这种“残酷无情”的战争本来是日本人侵入中国、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日军发动这一“战争”本身就是罪大恶极的侵略战争，更不必说在战争中大量的屠杀了。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七个证据”是“崇善堂埋葬十一万人的谎言”。田中正明认为东京审判中提出的慈善机关“崇善堂”埋葬了被日军杀害的十一万人，是编造的，认为这是后来中国方面为东京审判准备材料而组成的“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处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所杜撰的，而组成这个委员会的十四个团体中，也包括崇善堂在内。田中认定这类材料属于“后期材料”，没有可信性。他还特别举出一个叫阿罗健一的人（详后）提出的一个“关于崇善堂的重大发现”，即他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1935年“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中的记载：崇善堂的“事业内容”不包括“埋葬”、“葬礼”等活动。而且崇善堂因为财政原因一度停顿，直到1938年9月才恢复。这与中国方面所说的崇善堂在事件发生后的四个月总共埋葬十一万具尸体是有很大矛盾的。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6）
崇善堂作为慈善团体，不是殡葬机关，当然不从事尸体掩埋。这不是阿罗健一的什么了不起的“大发现”。研究证实，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为史无前例之暴行，面对“同胞遍地惨死”的现状，作为慈善机构、具有一百四十年历史、靠不动产有稳定收入的崇善堂，在资金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仍然组织人员和汽车，雇佣不少小工，分组作业，先城里后城外，历时四个月艰苦劳动，掩埋了十一万具大屠杀牺牲者的遗体。而且当时从事这种掩埋的，还有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程兆奇在《掩埋三题》该文收入程兆奇著《南京大屠杀研究》，第212～2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日本学者井上久士先生在《遗体埋葬记录不是伪造的史料》该文收入日本“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南京大虐殺否定論の13のウソ》，第120～137页，柏书房1999年版。中，都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史料，证明了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的尸体掩埋的史料是无可怀疑的。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八个证据”是“史密斯博士的战争受害调查”。田中正明认为根据这个调查，因军事行动死亡的有八百五十人，因日本士兵的暴行而死亡的有两千四百人，被绑架（下落不明）的有四千二百人。说从这个报告的记载来看，没有发生大屠杀。
在这里，田中正明又一次故伎重演，将外国人当时不完全的调查统计作为完全数字来利用。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日军“灭门”而全家罹难的不在少数，对此史密斯不可能当面调查；而被屠杀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南京当地人，而是未能及时逃走避难的外地人。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有大量外地人口从事工商业、服务业活动，他们大部分租房而居，日军侵入南京后烧杀抢掠，这些人是最大的牺牲者。人死了，房屋财产化为灰烬，史密斯及其学生们如何去当面调查？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九个证据”是“何应钦上将的军事报告”。田中正明说，当时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在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其他部分都有详细的统计报告，而惟独不提日军的残暴行径。田中正明认为这表明没有南京大屠杀。
这里首先必须明确：从逻辑上讲，何应钦报告提不提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反过来说，即使何应钦在那时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则田中正明也必然设法以“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等理由予以否定。所以，何应钦的报告与南京大屠杀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不能用来互证。何应钦为什么不提南京大屠杀，只有何应钦本人最清楚，我们现在只好推测。首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连首都都丢掉了。此事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的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耻辱。事实上，当时南京的外国人士（如田中正明提到的杜丁）就批评蒋介石、唐生智等扔下士兵自顾逃脱。所以，何应钦在国会上的军事报告中不提三十万人被屠杀事件，不无暂时回避舆论指责的考量。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和《南京事件的总结》两书中，都提到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的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蒋介石密录》一书中，有蒋介石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其中有“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伤亡六千人”一句。对此田中正明评论道：“隐瞒自己的伤亡数，夸大敌方的死伤是战时宣传的常态。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南京战果统计，敌人死伤是八万六千人，恐怕有点夸大。但蒋说六千人，未免太少了吧？”（《虚构》第206页）且不论蒋介石这话是否为右翼倾向极浓的《产经新闻》的恶意伪造。即使假定蒋介石确实说过此话，则可表明当时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官逃出南京后、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消息是多么的闭塞；同时此话也表现了蒋介石在南京战役失败后无可奈何自我安慰的心理状态。其次，当时的南京处在日军占领之下，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国民政府对伤亡数字无法进行统计，而且这种统计本身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精力与时间，在没有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前，何应钦在报告未提南京大屠杀，这更可说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伤亡数字的认定是慎重的，也说明后来提出的数字是经严谨的调查之所得，是可靠的。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个证据“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田中正明说中共在1938年6月发行的《军事杂志》上，虽然提到了南京战役，但没有日军大屠杀的记录；与中共干部一同起居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留下了从延安到汉口的详细的日记，其中也有关于南京陷落的感想文字，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因之，中国方面的“‘南京大屠杀’的合唱开始于东京审判，到那时为止南京事件并不存在”。
田中正明的这个“证据”与第九个“证据”属于同一类性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的严谨态度。只有等到日本战败后才有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调查，所以，南京大屠杀到了东京审判时，真相已经得以大白于天下了。有谚语云“时间是最好的证人”。南京大屠杀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可以掩盖一时，但终究会水落石出。换言之，水落石出需要时间。这再次表明，田中正明处心积虑预设的“前期资料”、“后期资料”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对法律和公正而言，材料不分前后，只分正确与否、可靠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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