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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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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法币量折合金圆券约2亿元）。
规定私人不得持有金银外汇，限期一至三个月内到指定银行兑换，如不于限期内收兑者，一经发现，即予没收。黄金每市两兑给金圆券2百元，白银每市两兑给金圆券3元，银币每圆兑给金圆券2元，美金每元兑给金圆券4元，等等；并登记个人存放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把物价和薪津、工资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
这就是说，新发行的金圆券1元应该相当于抗战前银圆（或基准法币）5角左右。或1948年美金0。25分。
根据发行金圆券时颁布的规定：
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其标准以原薪额（注：抗战前夕的基准法币）40元为基数；超过40元至3百元之部分，按十分之二发给金圆券；超过3百元之部分，一律按十分之一发给金圆券。
这就是说，一个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圆月薪的文化人（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这时得到的月薪为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圆 （金圆券1元＝ 标准银圆5角＝ 标准人民币1元5角）。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
照抗战前标准领取80圆月薪的文化人（刚毕业求职的大学生、或已经工作数年的职工），这时得到的月薪为金圆券48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4圆；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三分之一。
照抗战前标准领取300圆月薪的文化人（普通教员、记者、编辑等），这时得到的月薪为金圆券92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银币46圆；实际收入约为战前标准的七分之一。
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圆薪水的文化人（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到的月薪为金圆券122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银币61圆；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
这对于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是强力歧视性的限制和野蛮压榨式的打击。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限价如下：
米价每石金圆券20元9角（合每斤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生斤6角；
但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
到1949年10月底，中央银行已经从民众（特别中产阶级）和工商业主手中收兑了大量金银外汇。仅上海一地，就有黄金114万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5万余两，均截至1948年10月底数字（参看《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第八辑《金圆券之发行和它的崩溃》。）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券所收兑的外汇，已经超过1亿5千万美元（参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译本332页）。事实上是决不止此数的，一般估计约达2亿美元。
这是一次财政大洗劫。所得财物，后来大多运往台湾。
然而这是垂死挣扎。金圆券发行后，急剧膨胀。面额有一角、五角、一元、五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根据国际通行的货币发行公例，当前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总量中，最大面额的纸币交易量超过70 ％ 的时候，才表示币值不够，要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三个月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金圆券发行的最大面额不断增加，从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直到一百万元。
以上金圆券均由中央银行发行，正面印有蒋介石头像。由于金圆券并无真正的黄金准备，发行又不加限制，根本不能填补庞大军费开支的无底洞。物价更迅猛飞涨，生活必需品奇缺，金圆券迅速贬值，黑市交易随处出现，各地普遍发生抢购风潮。甚至出现席卷全国的抢米风潮，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加风潮者数以十万计。在“金圆券”币制改革施行后70天，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发表《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宣布：
（1）“金圆券”贬值80 ％ ，
（2） 准许个人持有金银外汇，美金和金圆券的兑换率由三个月前的1比4猛涨到1比20；
（3） 撤销金圆券的发行限额。
由于限制物价失败，而改行“议价”。上海市大米的金圆券价格，由原价每石20元9角（每斤1角3分）涨到90元（每斤5角8分）；猪肉由限价每斤7角3分涨到3元，都涨到4倍多，其他物价随之涨到4…7倍。
11月中旬，面粉从原限价每袋金圆券7元6角涨到250元，生油从原限价每斤6角飞涨到18元，都涨了30倍；其他物价随风涨到20倍左右。
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金圆券”面临破产。溃决不可收。民间纷纷抛弃金圆券，换取银圆 （所谓“大头”是民国初期铸造的袁世凯头像的银所谓“小头”是孙中山头像的银圆）、银毫子（即小洋或银角子）和美钞，甚至金条，进行公开或半公开的交易。因为金条是黄色的、银圆是白色的，美钞是绿色的，所以这种交易混名“黄白绿”。
1948年11月12日南京上海外汇牌价：1美元＝ 金圆券25元，
1949年1月26日牌价：1美元＝ 金圆券170元，3月16日牌价：1美元＝ 金圆券6900元……
短短4个月金圆券又贬值276倍。1949年初，甚至发行了面值为1百万元一张的金圆券！
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量达到7607亿元的天文数字，8个月中膨胀1540倍；而上海市物价飞涨到83800多倍。最后，金圆券的币值已经贬到5百万分之一，还不如垃圾，扔在地上都没有人拣了。
1949年上半年，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接连解放。
南京解放前夕，3月26日1块银币价值金圆券1万元；上海解放前夕，5月1日1块银币价值金圆券8千万元，5月20日，银币1圆可兑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不得不以银币代替金圆券的流通。
6月5日起，中国共产党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完全禁止金圆券流通。
金圆券的破产，比法币还要快。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人民对金圆券的发行均嗤之以鼻，物价继续飞涨。而金钞外汇黑市，更加火箭似 的上升。到了1949年6月份，发行额达到了原发行额的65万倍，估计为60万亿元。6月25日，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规定银圆1圆等于金圆券5亿元，而四川省政府早于同月12日宣布银圆1圆等于金圆券7亿5千万元，21日重庆的银圆黑市1圆等于金圆券25亿元。即以银圆1圆合金圆券5亿元计，在短短的10个月内，金圆券已贬值2亿5千万倍。法币在金圆券发行前夕，还是6百万元法币合银圆1圆，比起金圆券真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到7月，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等地发行“银圆券”，但是已无任何币值可言。几个月以内就跟国民党政权一起在中国大陆彻底完蛋。
金圆券、银圆券，在现代世界货币史上是最短命的、最缺德、最无信誉、最卑劣无耻的货币。
几年后，国民党官员吴国桢回忆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2）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阶层，引发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群起而攻之。知识分子认为金圆券政策是极度愚蠢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被迫交出最后一点积蓄（外汇和金银）而几乎完全破产。店铺老板们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库存，结果不名一文。至于穷人们更不必提了，他们手中的金圆券迅速变为一大堆废纸。金圆券的失败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最致命的打击。（译自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一书）
一个学生的日记
朱正1931年11月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湖南省中山图书馆的会计，月薪法币50元。在抗日战争以前，这50元很值钱，足以养活一大家子。
朱正回忆说：“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们家里的人很多。”三代同堂，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之外，还有祖父的。五弟、三个姑母……“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又添了三个妹妹，那时的生活费用很便宜，这么一大家子人，老老小小亲亲疏疏十几口人，全靠我父亲在图书馆的薪水50元过日子，似乎还不怎么拮据。”（引自《小书生大时代》第7页）
战乱之中，朱正在湖南一带颠沛流离，度过了学生时代。
抗战胜利后，1946年朱正就读的广德中学迁回衡阳原来的校址。父亲为他在商务印书馆衡阳分馆存了大约25万元法币。其中有一半款项用于朱正缴纳学校的各项费用，再加上他一学期的零用。
大约在1947年，父亲由中正医院调到湖南省电务局，还是做他的会计主任，照现在的官制，大约是正科级。父亲的薪水只有那么多，却要养活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本来就不
容易，更要命的是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家计越来越艰难。（同上书41页）
从朱正保存至今的1948年的日记中，可以反映出当时民不聊生的经济状况。
1948年6月10日朱正为了买书拿了家里26万元（法币）；9月16日又拿了家里50万元，可见当时的书价。
1948年7月15日：“妈妈今天买一桔子给细六吃，花30万元整。”
同月17日：“今天剃了个头，花15万。”
同月22日：“买了一个八斤重的西瓜赠五权，每斤3万，又给他车费十万元。是日，光洋450万元一块。”
同月27日：“买米2斗3升，花575万元。”当时买米，以石、斗、升为单位，折算下来，当天的米价约为每公斤33万元。
同年8月2日：“上午，买了二斗米，比上回较好，共价540万。”这一天的米价是每公斤36万元了。
同月17日：“买了一个并不好的桔子，花50万，香蕉两支25万，芝麻饼25个50万。因为七妹咳得很厉害，买给她吃的。”
那时家里穷困的状况，朱正日记中也记下了不少——
1948年8月13日：“日来家里穷的很，昨天欠的沙水钱，那人索了两回，不曾要到。”当时长沙没有自来水，居民饮用的是白沙井的井水，简称沙水。一些人的营生就是从白沙井挑水来卖，一担水要不了几个钱，可就是连这钱朱家也一时间拿不出来。
同月17日：“午餐后，爸爸命我向克丞舅要钱。一直跑了很多趟才拿到一亿。计开永和丰二次，裕湖四次，克丞舅家三次。”
克丞舅是朱正母亲的远房兄弟，一直在钱庄做事，朱家在缓急之际常跟他通融一点钱，永和丰与裕湖都是同他有关系的钱庄。一亿元，看数目很大，当时不过能换二十来块银圆罢了。
当时，一般公务员和平民百姓的生活真是艰难。法币实际上已经崩溃。
1948 年 8月20 日朱正记下了币制改革：“今天有一件大事：币制改革。昨天蒋中正援用一种不合法的法，不经立法院讨论，而直接降旨，内容为：一、新币叫金圆券。二、金券：白银（两）＝ 3 ：1，金券：黄金（两）＝200 ：1，银币（圆）：金券＝1：2，法币（元）：金券 ＝300万：1 ；三、金券一元合黄金 0．22217公分。四、美金：金券 ＝ 1：4；五、人民不得持有外币金银。《湖南日报》的评论很不好。”
朱正记得很清楚，发行金圆券的前一天，长沙一块银圆在黑市上只换到法币五百万多一点，而按照新的币制，一块银圆相当于六百万元法币，这样，官价竟比黑市还要高了。《湖南日报》是如何评论的，朱正完全不记得了，设想应该是预言金圆券的前途未可乐观吧。金圆券的逐步崩溃，在那一段日子的朱正日记里也能看到一点影子：
1948年9月2日：“家里穷得可以了。其实，并不是家里穷，是国家穷，连累了我们。米由13．2元一下涨到2l元！ 《湖南日报》的口风打灵了！ 甲妹跑了一满街，才买到米三升。
同年10月28日：“今天黑市银圆：金圆（券）= l：10，
同年11月29日：“今天的光洋换金圆（券）是70—98—105—98—140。”
1949年2月2日：“光洋涨得很凶，银圆：金圆（券），据说最高到了1：6000。”
同年3月23日：“妈妈的命令：在九如斋买了一千元金圆券（合银圆一角）的桃酥，计五个，送给外婆。”当天银圆换金圆（券）的比率已经达到 1：10000 了。
金圆券在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崩溃。朱正家里的生计也越来越不容易维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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