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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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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众晚报》1947年7月30日的资料，在不同的年代一百元法币能够买到：
1937年两头大牛，1938年一头大牛一头小牛，
1939年一头大牛，1940年一头小牛，
1941年一头猪，1942年一条火腿，
1943年一只母鸡，1944年半只母鸡，
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蛋，
1947年一只煤球或三分之一根油条，
1948年４粒大米。
（引自《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第9…10页、又引自《通货膨胀简论》参看《中国物价史》第４３２页）
随着打内战庞大军费开支造成的财政困境，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1947年底，物价上涨速度为法币通货膨胀速度的3。5倍，1948年8月增大到10倍。
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从1945年8月的5千多亿元。猛升到1947年11月的34万亿元，再猛升到1948年6月的250万亿元；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更猛增到604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这时甚至出现了5百万元票面的大钞。由此物价暴涨，达到抗战初期的493倍。在上海，1948年6月吃一块大饼要3万元。甚至乞丐也不愿收千元以下的法币。
当时的物价，据有人日记，1948年余金圆券发行前夕的8月13日，在上海理发一次为240万元，购茶叶一斤约80万元，买毛巾袋一件，120万元。
不仅在黑市，而且在许多商业交易中，外币（主要是美金）、银圆、银辅币（银角子）取代法币的地位公开或半公开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库券也以美金为还本付息的标准。
这就带来了1947…48年间黄金、美钞、物价轮番狂涨的可怕局面。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承认“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法币不可避免最后崩溃。
按法币计算的最低生活费
1946年
1946年２月２０日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前线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根据社会调查的结果，认为当时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法币１５万６千元（购买力大约合抗战前法币５０元，或者今日人民币１千５百元）。
当时计算出这个“最低生活费１５万６千元的根据是：每月一个五口之家，需要消耗大米１石２斗价２万元，煤球４担２万元，柴１担３千元，油１０市斤５千元，蔬菜和副食品每天１千５百元、每月４万５千元，车力（交通费）每月３万３千元，共计法币１５万６千元。
因此1946年初，法币100元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此后通货膨胀加剧，法币继续贬值。
1946年夏季大米涨到每石４．２７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２６７元；黄豆每市斤２百多元，豆油每市斤８百多元，菜油每市斤７百元；猪肉每市斤１千３百元，白糖每市斤１千１百元，酱油每市斤３６２元，食盐每市斤１６０元；豆腐每（４块）７１元；白酒每市斤８百元，黄酒每市斤４百多元；士林布匹每市尺１千１百元，龙头细布每市尺７百多元；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约为法币30万元。
因此1946年夏季法币200元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法币不断贬值，在金融市场上已经丧失信誉，大笔交易通常采用“黄白绿”即金条、银洋、美钞（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绿色的是美元钞票）。一根金条为十两，一两黄金相当于大约一百银圆；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约合今人民币30元。
也就是说，一根金条的价值大约合今人民币３万元。
1947年
1947年夏季大米涨价到每石３６．９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２千３百元；黄豆也是每市斤２千３百元，豆油每市斤９千多元，菜油每市斤８千元；猪肉每市斤９千５百元，白糖每市斤６千３百元，酱油每市斤２千８百元，食盐每市斤１千３百元；豆腐每（４块）６千元；白酒每市斤７千９百元，黄酒每市斤４千元；士林布每尺９千９百元，龙头细布每尺６千６百元；都飞涨到前一年夏季的９－１０倍；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约为法币270—300万元。
因此1947年夏季法币1800－2000元的购买力，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1948年
物价继续大幅度飞涨。1948上半年大米售价平均每石1445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９万元；黄豆每市斤９万元，豆油每市斤４４万元，菜油每市斤３６万元；猪肉每市斤３５万元，白糖每市斤２３万元，酱油每市斤１３万元，食盐每市斤７万元；豆腐每（４块）３万元； 白酒每市斤２５万元，黄酒每市斤１３万元；士林布匹每尺１８．５万元，龙头细布每尺２８万元；
由此可见，1948年１－８月之间，法币又大为贬值，５－６万元才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国民政府的财政陷入绝境
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按照三个月调整一次的“生活指数”发薪，如1948年1—3月份的生活指数达11万5千倍，薪金最高的教授实领薪金1千万余元，只够买五袋（220斤）面粉。从4月起，虽然月月“调整”生活指数，实际收入还是直线下降。
特别在1948年1月后，政府取消公教人员配售面粉办法，同时滥发十万元票额的大钞票，人民生活更陷于绝境。1948年4月，低级职工的薪金在100—380万元之间，而照当时物价，一天买两斤玉米面（每斤23000元），一月就得138万元。即使这些微薄薪金，还不能保证按时发给而经常拖欠。工友们在此极度贫困和饥寒交迫的窘境中，联合声明：“现在百物飞腾米珠薪桂之际，每月所入甚微，无法维持生活，况家有老少数口难得一饱。又值严冬季节，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勤务甚虞……”迫切要求提高待遇。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1）
（十六）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教育事业一度得到复苏和发展：1945 年度，国内高校有 141 所，学生有 83，496 人（其中女生比例为 19 ％）；1947 年度，高校增加到 207 所，学生增加到 154，612 人（其中女生比例为 18 ％）；短短两年之间，大学生人数增加了85 ％！然而接连的内战烽火和法西斯一党专政的腐朽没落，又给予我国教育事业极其严重的打击。
1945年8月以后几年间我国各大学师生的经济生活状况，可以举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为例。
上海学生眼中的经济危机
1946年初，上海在通货膨胀冲击下，学费猛涨数倍，致使大批学生面临失学威胁。
由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二十多所院校发起，上海市学生助学联合会（简称助学联）于1月26日成立，公开领导全市助学运动。聘请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沈钧儒、黄炎培、沙千里等为顾问。多达98所大、中学校参加。2月1日，在《大公报》上刊载启事，宣布开展助学。2月5、6两日全市义卖助学章，预定募集5，000万元。两万多大、中学生组成三千多个征募小队，二百多个宣传小队，活跃在大街小巷。经过几天努力，征募款项超过预定目标，达到8；389万元，可解决三千余名学生的学费问题。募得捐款后，当局企图由官办的教育贷金委员会分配助学金，助学联表示婉言拒绝。接着，大批热心助学的学生遭无故开除，仅大同附中一次就开除130名。
学生和家长们分别组织上海市无故被开除学生后援会和家长联合会，奔走呼吁，迫使各校校方收回了成命。1946年3月16日，助学联召开了有五千余人出席的庆功联欢会。
1947年上海小报上刊登一篇中学生的短文“从咸鸭蛋看物价飞涨”，摘录如下——
弄堂口有个专卖咸鸭蛋的摊主，一清早便把摊子摆端正了，5个蛋一叠，四横一直，结顶那个直立得笔挺。每一蛋壳上用蓝墨水写着售价300元或400元，虽未挂金字招牌，当然是不二价的。家母清早总得去买来供我佐饭。前天蛋壳上分明300元，昨天已改400元，今天买来的那个蛋，隐约有300、400、500三种码子。但较深一层的蓝墨水字样是500元。家母当然是花500元买来的。因此知道市价的飞涨，一个咸鸭蛋每天升价100元。
（引自《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第9－10页、又引自《通货膨胀简论》参看《中国物价史》第432页。）
随着打内战庞大军费开支造成的财政困境，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1947年底，物价上涨速度为法币通货膨胀速度的３。５倍，1948年８月增大到１０倍。
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从1945年８月的5千2百亿元，猛升到1947年11月的34万亿元，再猛升到1948年６月的250万亿元；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更猛增到604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这时甚至出现了５百万元票面的大钞。
由此物价暴涨，达到抗战初期的493万倍。
在上海，吃一块大饼要３万元。甚至乞丐也不愿收千元以下的法币。
不仅在黑市，而且在许多商业交易中，外币（主要是美金）、银圆、银辅币（银角子）取代法币的地位公开或半公开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库券也以美金为还本付息的标准。
这就带来了1947－1948年间黄金、美钞、物价轮番狂涨的可怕局面。
政府不得不承认“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法币不可避免最后崩溃。
校园生活饥寒交迫
国民党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
平津地区公费学生的生活标准急剧下降。1946年12月全公费学生每人每月51640元，其中主食费占3864元，当时可买一袋（44斤）面粉还有余，生活尚可敷衍过去。到1947年5月，公费每人每月虽增加到12万4千元，而当月中旬，每袋面粉价格已上涨到14万5千元，全部公费尚不够买一袋面粉，这样的日子在校园里怎么维持呢？
广大学生的伙食标准降为“每月中等熟米二市斗三升（约合36斤）或中等面粉46斤”，遭受着饥饿、贫病和失学、失业的威胁。
教员经济生活也急剧下降。以清华大学为例：当时薪水最高的教授，1946年12月底可以领取薪金83万元，够买23袋面粉 （标准每袋44斤） 还有余，生活比战时要好。但因物价陡涨，到1947年5月，一个教授的月薪不够买10袋 （440斤） 面粉。到1947年底10万元法币大钞出笼后，物价更加脱缰之马，教授薪金虽涨到1000余万元，却不够买5袋面粉 （参看《清华大学校史稿》，第440443页）教授生活尚且如此，助教的生活更不堪设想。
国民政府崩溃前夕的1948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专家裴文中教授作了一个生动的比较：
我的资格是留学的博士，又继续研究工作有20年之久。我现在每月所得是892万元，折合廿六年 （1937） 的法币，只有22元6毛；折合白面粉，只有4袋多，相当于战前一个门房。以我现在收入，按照国家银行放款利息计算，国家只要有3千多万元放在库里，所得利息就可以长期供养开支我的薪俸……。也就是说国家只要有3千多万元就可以买我这一个人为他工作到死！3千多万元，折合实物，大约等于一辆三轮车，等于一匹马，等于18袋面粉！（据裴文中《生活安定与学术研究》，原载《风暴四月》1948年4月5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校史）第443页）
学校经费无着落，在职教师生活清苦，该聘请的教员无法落实。加上通货膨胀，可谓雪上加霜。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9月23日他在日记中叹息道：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 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40年代后期，国内局势十分动荡，北大处在风雨飘遥之中。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国士兵强奸，案情在报上披露后，群情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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