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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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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回忆：周作人在担任伪职“督办”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穿着日伪的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写了《先母事略》津津乐道“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等。从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作为鲜明的对照，我只要举出两位先贤：一位是老舍先生，一位是陈寅恪教授。老舍先生应召单身奔赴国难，贤妻爱女沦落北平熬受千辛万苦而宁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写出他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昆明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径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辞拒绝。而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港币巨资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俸1千2百圆或最高2千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
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来说去，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面对老舍、陈寅恪等先贤，这些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知弟莫若兄。鲁迅生前对二弟的评价是一个字：“昏”。
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燕京大学
1941年12月初，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在我国沦陷区，日本侵略军对英、美势力所经营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教堂……强行全面占领，所有侨民包括神父、牧师等全部关入集中营。
据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一文记载：教会学校中，纯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办了，如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主持）；又如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美国人胡恒德主持）；以及崇德中学等，这些跟美国有关联的学校，全部封门停办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进了日军集中营。燕京大学封门之后，一时学生、教授、工作人员等无处可去。失学、失业，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大后方；即使有能力南下，也不能一下子撤离，要秘密离开北平，辗转越过封锁线，还要有人带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当时南下到后方去，或走河南、或走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温州……都要找到关系才能走。
后来燕京大学师生虽有一部分到了四川成都又办起“华西燕京大学”，但另一部分还留在北平市。一些学生分别进了其它院校、如辅仁（法国教会大学）或中国大学；教授中有些逃亡到了南方，有的到辅仁大学教书，政治系张东荪、新闻系刘豁轩等人到了中国大学；也有到伪北大任教的，如容庚。在这期间，好多教授还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过监狱。
1941年12月8日早晨，阴霾笼罩北平，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司徒雷登、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到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到四川成都进入华西燕京大学。
贫贱能否移、威武能否屈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9）
1942年以后最艰难的岁月，用玉米茎、豆饼、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混合面”，也就是从前喂牲口都不如的东西，配给供应，成为北平老百姓通常的食物。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要煞费苦心，很难办到。
冯承钧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上课。同学们就到他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
《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整个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哩哩啦啦，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同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为此争吵。
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老先生，到学校去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东莞会馆到沙滩上课。
鲍文蔚先生在沙滩文学院作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厨子、女佣等，只好委屈鲍师母自己亲手做饭。先生也无钱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只有周作人、钱稻孙等个别教授投靠伪政权当了奴才，过着奢侈的生活，成为可耻的汉奸。
抗战后期水深火热
日伪机关对一些职员每月配给半袋面粉，勉强维持活命。每月配给伪师范大学一千二百袋面粉，但不给大米。所以师大伙食最好的就是馒头，早起不能吃稀饭，只能吃疙瘩汤。一千一百多名穷苦学生，加一些职员、工友，靠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之后施舍的这一些残余过日子。混合面蒸出窝头是灰色的，吃到嘴里如嚼花生皮等物，难以下咽。
由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因战场扩大，物资缺乏，伪联银券开始猛烈贬值，物价大涨，粮食极为困难，到年底，玉米面已涨到每斤1元5角。较“七·七”事变前已上涨20—30倍，较沦陷第三年1939年已上涨11倍。
乱世物价不停上涨。1943年春夏之交，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最紧张时，北京粮市官价：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梁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价”压根儿买不到。粮食都秘密藏起，通过熟人卖高价，囤积居奇的粮商都大发其财。
1944年夏天，玉米面涨价到每斤5元、不久又涨价到5元8角，小米涨价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它物价，也同步飞涨。
从1942年到1945年北平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书信中得到第一手历史资料。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载有1942年5月15日傅增湘从北平给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私藏弘治本《宛陵集》，欲得番银（日本钱）千番，不过易米六、七石耳，兄能为我玉成之否？”每石米156斤，六、七石米即1000斤米左右，说明当时每斤米价格为一元联银券。到1943年3月信中说：“笔耕亦我辈本色，但倚以为生，亦未易言……惟物价大昂，字价亦应增加耳。”信中“大昂”二字，其猛涨可知矣。
到1944年1‘月信中说：“今年北方物价增至十倍，人人皆知穷困。家用从前月费六百金，今乃至五千余金。而一切日用皆刻苦万状。往往当食而叹……送舍妹全家回川，行七十日而抵渝。用至一万四五千金。了一心事，不然粮贵至此，亦养不活矣！”这是著名藏书园老人的经济情况，至于一般小职员等，则无不挣扎在饥饿线上。
1944年至1945年，日伪经济趋进最后崩溃。联银券发行“孔子像”与“天坛图案”的五百元大钞，民间流行顺口溜道：
“孔子逛天坛，五百当一元；千元一出现，小鬼就完蛋！”
1945年7月，玉米面每斤价1000至1400元。
联银券千元面额大钞，印好尚未出笼，日本己投降了。日本投降，北京市民无限欢欣，但这欢欣也只是暂时的。过了没有多久，重庆接收大员陆续到了北平，老百姓手中的伪“联银券”要兑换成重庆政府的法币、关金券。1945年11月，中央银行公布伪联币按5：1的比例折合法币，北平的物价随之应声上涨；人民的经济利益又遭到盘剥。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1）
（十四）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
从192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中共部队和机关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 供给制”；而根据地的企业有的实行完全供给制，有的实行供给制…工资混合制。供给制下的人数，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扩展到几百万人。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乃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共军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今日人民币9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 （约合今人民币6元）。
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 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也就是采用农民起义传统的“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方式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约合今日人民币30元）。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在“苏区”供给制下生活的文化人有瞿秋白、冯雪峰等，以及后来跟鲁迅笔战的杨邨人等。
抗日战争时期（1937…45）的供给制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1938年8 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5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 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 （合750克） 、1斤4两 （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5—2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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