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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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教习；仅中国语文和算学二科，由中国教习担任。而中国教习的出路还是担任行政官职（知县等）所谓“仕途”。据《清会典》第100卷记载：　　　　
　　　　凡教习有延订者、选举者、考充者。总教习及洋教习，就各国儒士中延访；其通洋学之汉教习，由各直省选举。其汉文教习，就京师咸安宫宗室景山八旗已取未传馆之教习招考充当，额三人。总教习一人。洋教习视各馆学生多寡为定。学生有由沪粤同文馆及直省咨送者、由生监送馆者，准其咨送顺天乡试。总教习、洋教习则优其薪俸；汉教习则视其成效，二年一保，又二年奏请优叙焉。教习满二年者，无论举贡，皆奏请以知县用。又二年，则奏请分省，遇缺即补，并加衔。　　　　
　　　　同文馆规定：洋人总教习领取高额俸银，每月1000两；年俸12000两。而洋人教习的月薪每月几百或几十两不等，但明显高于中国教习很多倍。华人中文教习每月仅给薪水12两银子，合每年144两（当时1两银子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40元。）　　　　
　　　　同治八年（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教务长）直到1894年，教龄（职龄）长达2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后，丁韪良又担任大学堂总教习。1916年死于北京。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3）

　　　　同文馆的经济生活　　　　
　　　　京师同文馆规定：所有学生都有银两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八品官者40两，九品官者32两5钱。并根据学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即辛亥革命前一年）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圆为本位币，每枚重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也就是1两白银折合　1。4　银圆。所以，膏火银3　两折合银圆4圆2角，15两折合银圆21圆整。　　　　
　　　　那么，当时银圆的购买力如何呢？参考历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饮食的物价计算，得到如下参照值——　　　　
　　　　1872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40元；一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00元；一枚铜元约合今人民币1元。　　　　
　　　　1901年一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100元；一银圆约合今70元；一枚铜元合今７角。　　　　
　　　　1911年一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70元；一银圆约合今50元；一枚铜元合今５角。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银两、银圆、铜元的价值可得到具体的概念。　　　　
　　　　在1900年前后，京师同文馆学生的银两津贴，其购买力如下——　　　　
　　　　每年固定的生活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折合今人民币4500元；八品官者40两，折合今人民币4000元；九品官者32两5钱，折合今人民币3250元。　　　　
　　　　每月增发的助学津贴：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折合今人民币300元）至15两（折合今人民币1500元）。　　　　
　　　　可见当时同文馆的学生，除了学宿费全免、“衣食住行”全部包干以外，每年、每月还有相当多的生活津贴作为日常零用，那待遇确实不算低了。　　　　
　　　　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同文馆学生里面，有一位齐如山（1877…1962年）是河北高阳人。他和弟弟齐寿山（1881…1965）到了民国初年都成了鲁迅的好朋友。齐如山20岁左右时曾在京师同文馆学习。他后来在《故都三百六十行——物价变迁》一文中，回忆世纪末年京师（首都即今北京）城里的物价，留下了一段可贵的历史记录——　　　　
　　　　约在光绪二十三、四年（1897…1898年间）彼时余正肄业同文馆，每于星期日恒往同学家吃便饭，如有四个客，四个碟，饮酒吃打卤面，所费不过当十钱两吊，即98枚。四碟之菜，一为松花两个，约合不到8枚，一为盒子菜两包，约合不到8枚，一为炒鸡蛋三个约合不到6枚，一为咸落花生约合不到4枚，切面条二斤约合不到40枚，猪肉约合15枚，酒约合15枚，连打卤用的黄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余枚。以上之数还打的很宽，然尚用不到两吊。约合现在铜元不过二十枚。　　　　
　　　　齐如山回忆中所说的“当十钱”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间“当十”铜币，每枚贬值为相当于“制钱”两文（两钱重）。也就是说，“当十钱”98枚相当于“制钱”二百枚，即两吊。又据《中国货币史》第84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白银一两合制钱1364文，合银洋约1。4圆，这就是说，当时银洋1圆折合制钱大约1千文，又可兑换新式的“当十铜元”1百枚。当十钱两吊，合铜元20枚，相当于今人民币14元。（后来，银价上涨，铜钱又逐年贬值。）根据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同文馆学生四个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简单的打卤面酒水总共只花了铜元20枚、即银圆2角，折合今人民币14元。而他每月的生活津贴可达10块银圆（7两），折合今人民币700元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同文馆学生的经济生活水平。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关于19世纪末年的情况，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已至丙申（1893…1896）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　　　　
　　　　鲁迅原名周樟寿，号豫才。戊戌（1898）年鲁迅十八岁，要往南京去进学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侥幸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　　　　
　　　　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后来他从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仍用“周树人”这个名字。　　　　
　　　　周树人于戊戌（1898）年闰三月经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二两，叫做“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称为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周树人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　　　　
　　　　这就是说，周树人18岁时，即戊戌变法（1898）以后不久，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学宿费全免以外，每月可得津贴“赡银”二两，约合今人民币200元。这比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或同文馆待遇要低一些。　　　　
　　　　1901年，周作人也步大哥的后尘，经杭州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是这样叙述的——　　　　
　　　　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1圆加制钱361文。我自（阴历）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阴历）十二月十三挂牌准补副额，凡12人，逐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1902）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8时到午后4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里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6人，汉文4人，兵操体操各1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100至120人之间吧。　　　　
　　　　周作人15岁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除学宿费全免以外，起初每月只得最低的津贴“赡银”一两，约合今人民币100元。这比他长兄当年的待遇又低一半。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4）

　　　　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局限　　　　
　　　　西文、西艺两类新式学堂，是为“洋务运动”的政治服务；专业设置狭窄，思想没有解放。仅仅为了大清帝国外交的实用目的，而学习外国语；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而进行军事和技术的职业教育。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使规模较大的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外交部）于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在1866年以前也只限于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课程。1866年后才附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然而水平不高，学员的兴趣也不大；成就与影响甚微。　　　　
　　　　这些都属于“洋务派”的实用专科学堂，尚缺乏现代化的文、史、哲、政、法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先进观念，也缺乏现代化的数、理、化、生物、地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系统方法。但它们毕竟成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启蒙运动的起点，揭开了我国现代化的扉页，尽管还仅是脆弱的一页。　　　　
　　　　梁启超对于官立洋务学堂的洋教习，曾指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训练出来的学生“未尝有非常之才，以效用于天下”，至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　　　　
　　　　梁启超认为：“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乃是“数十年来变法之所以无效”的原因之一。（引自梁启超《学校余论》及《论师范》，《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当时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说，京师同文馆的名气很大，总教习的官衔也不小，但初期学生只有十个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子弟，好像几只调皮贪玩的小猫，外国教习真有点儿不想教不去，不过是混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银。　　　　
　　　　当然，同文馆并非一事无成，它曾为洋务派所办的机构，输送了一批外文翻译和官吏。而洋务派后来的要员，如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乃是同文馆毕业生。此外，同文馆的“译员班”在三十年间陆续地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介绍了一些西学知识。　　　　
　　　　但是“西学”的历程，进步极其迟缓。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创立到1897年，三十年间仅售出各类译著13000部（参看梁启超《戊戍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第22页），平均每年不过400部，分到全国，大约每五县才有一本“西书”。对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66年，仅福泽谕吉译著的《西洋事情》一书，刚出版就销售达25万册。老大中华帝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比之日本，相差何止百倍？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丧权辱国被迫签约，满清朝廷向日本帝国的赔款和赎金白银　2。3　万万两，年利5厘，规定3年还清。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更蒙受奇耻大辱，满清朝廷又欠八国“庚子赔款”连本带息9万万多两白银，预期限39年还清；而当时的满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为　0。8　万万两白银。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赔款赎金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3倍，而“庚子赔款”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1倍！从此，“大清国”丧了元气，洋务派也一蹶不振。维新派奋起，严复呼吁救亡，而救亡必须启蒙。从救亡启蒙运动中，一些觉悟的“文人”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文化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1）

　　　　（二）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