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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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个猜测，学生买鲁迅的书也可能是《中国小说史略》，理由如下。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鲁迅日记》载：“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这部著作也是在新潮社自费出版的。同年１２月１１日载：“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即以四十五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寄售处，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交稿后两个月就印成了，可见当时出书效率之高。而鲁迅正在北京这两所学校国文系兼课讲授，那么《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讲义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说要由鲁迅自己销售二百册。鲁迅自印的讲义要收费，那么北京大学每学期要收一圆讲义费又有什么不对呢？　　　　
　　　　１９２４年２月４日《鲁迅日记》载有：“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九十七本之值二十三圆二角八分（陈注：合每本２角４分）。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他对于“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那深沉的感慨，是否又发生在这除夕独守寂寞之夜呢？也说不定。　　　　
　　　　还有一个“带着体温的一块钱”的故事，也跟鲁迅有关。但时间相差十几年。　　　　
　　　　晚年鲁迅迁居上海以后，拥有更多的读者，特别在穷困的学生、市民、工人中间。鲁迅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内山书店去办事、会友。一次他发现书架旁有位工友捧读《毁灭》等书爱不释手，但是几次掂量着口袋里的钱，显然是不够书价。　　　　
　　　　鲁迅忍不住走上去问：“你要买这本书？”“是的”。　　　　
　　　　鲁迅又从书架上取了另一本书递给他说：“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　　　　
　　　　鲁迅看了看书后的定价，又问：“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　　　　
　　　　“有！”这位工友是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名叫阿累，他立即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他认出了卖书给他的是鲁迅，鼻子里突然一阵发酸。后来“当阿累受到深重压迫时，总是想到鲁迅，想到这件事”。　　　　　　　
　　　　　这故事有很多人叙述过，情节有详有略，大同小异。总该不是杜撰或伪造的罢。使我怦然心惊的是“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　　　　
　　　　１９２３年在北京某大学买书的学生，跟几年以后在上海内山书店买书的工友，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回事。但“那一块钱还带着体温”，却是共通的，因为世界上热心读者的心都是共通的。　　　　
　　　　有些伟人蔑视钱甚至不愿意伸出手接触钱，咒骂：“钱很肮脏！”也许有些道理罢，世上很多不明不白的钱确实不干不净。但鲁迅的故事告诉我们，热心读者买书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那是劳动挣来的血汗钱。　　　　
　　　　但愿这些“带着体温”的钱换来的书，也都是干干净净的。但愿所有写书的人都能像鲁迅那样扪心自问：一定要对得起读者。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时期的生活费和实际收入（1）

　　　　（十二）抗战时期的生活费和实际收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倾其主力攻占中国东部富庶地区。7月底，日寇攻占天津、北平；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济南相继沦陷；1938年1月国防军撤离青岛、5月徐州合肥、6月安庆、7月九江，10月广州、武汉接连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不到一年半，1938年底日军已占领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占有中国农业实力的40　％　和工业实力的92　％　，除了上海市租界和香港英殖民地成为包围圈内暂时中立的“孤岛”以外，从北平到武汉、广州一线以东的文化区沦落敌手。我国文化人纷纷随政府迁移到西南“大后方”，有少数迁移到西北。　　　　
　　　　1939年2月日寇攻占海南岛、3月南昌、6月汕头潮州、8月深圳、11月南宁，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1940年7月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　　　　
　　　　除了早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所谓满洲国）以外，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全国工厂的70　％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日本“以战养战”，侵吞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敌占区，日伪政权的疯狂掠夺，使得我国民众陷入空前的苦难和赤贫境地。　　　　
　　　　本来，东南沿海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地。战前，关税、统税（货物税）和盐税保证了政府开支，其中关税占据政府全部收入的70　％　左右。日军占领中国几乎所有的进出口商埠以后，国际贸易被迫中断。转口贸易主要在沿着军事封锁线的交界地区和大后方各省区。　　　　　　
　　　　1941年，由国外输入内地的物资只及1939年的三分之一。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严重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　　　　
　　　　通货膨胀的危机（1939—1945）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三者恶性循环，文化人生活水平不断跌落。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前25年内，从1912年到1936年，中国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有时反而出现了通货（银根）紧缩、物价下跌的反常现象。但是，抗战爆发后，到40年代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急。　　　　
　　　　以上海1936年生活费指数和实际工资指数为100　％，1937年物价上涨为128　％，年底，上海市除租界成为“孤岛”以外，几乎完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到1941年上海沦陷区生活费指数上升到871。9　％，而实际工资收入指数（购买力）下降为53。6　％，只有原来的一半。　　　　
　　　　1939年以后，中国各地（无论是敌占区或是大后方）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危机，表现为：物价指数迅猛上升；对金银和英磅美金等外钞的兑换率大幅度跌落；出现紧缺物品和外汇的黑市。　　　　
　　　　国民政府推行“战时财政”，逐渐形成了以通货膨胀（增大法币发行量）为手段平衡财政收支、弥补赤字的政策。1939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引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编》第二册第４４１页）　　　　
　　　　抗战初期的两年内，通货膨胀较慢、物价上涨还不算特别不严重。　　　　
　　　　但是从1940年以后，局势迅速恶化。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超过法币发行增加的幅度。1939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05　％，物价指数升为355　％；1940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560　％，物价指数猛升为1276　％，而薪金、工资的相应调整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三者差距日益扩大，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陷入恶性膨胀阶段。　　　　
　　　　1940年，国民政府又大规模征兵；三年内每年征兵　50万人，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直接影响生产。同时，在各省修建军事基地，运输军需物资，大大增加了军费，并使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3。5倍以上，其中国防开支占国民政府总支出的73　％；政府入不敷出，赤字惊人。1941年，政府收入仅占支出的13　％，（支出100。03亿元，收人13。10亿元）；赤字达86。93亿元，巨额赤字只有靠发行钞票（通货）来弥补。到1941年12月，法币发行额达到151亿元，使得批发物价比1939年12月上涨6倍。　　　　　　　
　　　　除了政府对于货币的过量需求外，流通过程出现了大量投机活动。面对物价飞涨，投机者纷纷囤积工业原料及其它商品，转手倒卖就可牟取暴利；民众家里普遍储存粮食和其他消费品，把手中货币换成实物以保存价值。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加剧了供求矛盾，物价进一步上涨，造成恶性循环。　　　　
　　　　华北日伪发行伪币“联银券”　　　　　　　
　　　　1938年2月，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华北强制发行伪币——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即“联银券”，又称“联合券”、“准备券”，逐步控制和兼并华北各地区银行。发行后不久便急剧贬值，北平有民谣“孔子对天坛，五百当一圆”进行讽刺。　　　　
　　　　在敌占区华北和北平等地，　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之间，日伪政权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掠夺老百姓家中的金属和物资，也造成伪“联银券”　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华东日伪发行伪币“中储券”　　　　
　　　　1939年日伪汉奸在南京成立维新政府，在上海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发行伪钞，面值一元、五元、十元等。1941年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华东、华南又发行伪币——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即“中储券”，又称“储备券”。这两种伪币，起初尚与法币同时流通。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时期的生活费和实际收入（2）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伪政权严禁使用法币。中储券扩大发行，也造成华东、华中敌占区的物价暴涨。　　　　
　　　　另一方面，共产党八路军敌后根据地为防止法币贬值造成的财政危机，决定增发“边区货币”，1941年后也禁止法币在根据地流通。　　　　
　　　　这样，抗战中期以后，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一分为三。在缩小到全国三分之一的国统区，挤压着过量的法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这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以法币为收支单位建立的财政预算，税收中以征收实物代替征收法币。社会上也开始采用粮食或“生活费指数”为薪金、工资的计算标准。甚至恢复（半明半暗地）使用银圆。　　　　
　　　　大后方工薪阶层生活下降　　　　
　　　　在四川成都地区，从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２－４倍，而一般物价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４元提高到100元。……　　　　
　　　　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和扩充军费的办法，已不能再依靠发行公债，而只有依靠银行垫款——大量增加法币发行量。到1945年８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８年前（1937年７月）的300倍，约为５２亿元。　　　　
　　　　根据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一书提供的资料，抗战期间大后方四川一带，薪金阶层和工资阶层实际收入指数如下（以1937年＝100　％）：　　　　
　　　　　　年份小公务员教师服务人员　　一般工人　　产业工人农民　　　　
　　　　１９３７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１９３８７７　　８７　　９３１４３１２４１１１　　　　
　　　　１９３９４９　　６４　　６４１８１　　９５１１２　　　　
　　　　１９４０２１　　３２　　２９１４７　　７６　　６３　　　　
　　　　１９４１１６　　２７　　２１　　９１　　７８　　８２　　　　
　　　　１９４２１１　　１９　　１０　　８３　　７５　　７５　　　　
　　　　１９４３１０　　１７　　１５　　７４　　６９　　５８　　　　
　　　　可见，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的实际收入（特别在1940年以后）总趋势为大幅度下降，而景况最为悲惨的却是教师和小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脑体倒挂”反常经济分配现象。　　　　
　　　　中国文学系元老陈寅恪先生，在形容当时昆明市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的程度时，曾有两首诗：“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诗句中的“双俸”，是指1942年８月12日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资深教授73名（任教满十年以上者）为“部聘教授”，其中第一名就是陈寅恪。按规定“部聘教授”每月薪俸６百元，学术研究费补贴１千元，所以叫做“双俸”。但是这教授里级别最高的“双俸”，还合不到两石（320斤）大米的价钱。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终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　　　　
　　　　生活费和实际收入　　　　
　　　　抗日战争8年间，特别在1940年以后，全国各地（包括敌占区、战事区和大后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普遍的时局艰难、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我国民众和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越来越贫困。　　　　
　　　　这8年间，随着法币发行量迅猛增加，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薪（货币收入）一直都呈上升的趋势，但同期生活费价格的上升速度更快、幅度更大，因此，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个人的货币工资（月薪）或家庭的货币收入，并不能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