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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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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燃料、水电
每年用于燃料、水电费３９银圆，占总支出的４。９％，燃料通常用于烹调（煤球炉子）、取暖。有一些家庭无电灯者用于照明（煤油灯），但是电灯和自来水在上海愈来愈普及，后来盖的弄堂楼房一般都有水电设备。
煤球每担１角４分；煤油每斤７分，火柴一包（１０盒）８分，等等。
（五）杂项
每年用于杂项２６５银圆，占总支出的３３。１％，包括嗜好费、洗衣费、交通费、教育费、娱乐费、卫生费等等。
茶叶（普通）每斤２角３分；香烟（普通）每条１０包３角５分；白酒每斤１角４分；黄酒每斤５分；肥皂每块４－５分；等等。
上海市的交通费，据１９２４年《小说世界》所载，电车从东新桥到小西门３分钱。据周瘦鹃著文：“黄歇浦畔之有电车，殆十余年矣。初行于租界，华界继起亦有年。风驰电掣、瞬息数里，人坐其中，几疑列子作御风行也。且为价甚廉，自２铜元起，至多不过１０余铜元。”（引自《紫兰花片》１９２３年）
民国以后一银圆可换铜元一百多枚，１９２１年在上海市１银圆可换１５４枚，所以２铜元大致等于１分半钱。
电影票：每张１－２角。京剧或话剧票：每张６角－１圆。
高雅娱乐：上海市名园之一“愚园”的入场券２角（据《旧上海３０年见闻录》）。
西洋化的游乐场，如法租界顾家花园的游艺会，入场券１圆； 可观赏歌舞班“蝴蝶社”等演出；又跳舞场门券１圆，这种“门券”可充西餐的“吃资”，如饮冰汽水每瓶２角。
（据１９２６年《红玫瑰》第４卷２４期）
休假日如果包一辆小汽车出游，从静安寺到吴淞海边，单去５圆，来回要９圆。（据１９２３年８月郭沫若《月蚀》）
这样的生活可称为“小康”水平，包括普通职员和中学教师、半数小学教师等。与前述贫民家庭相比，日常生活费大致为两倍。这也就是当时上海一般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1）
（八）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
中国综合性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正式成立为标志。虽然我国现代教育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3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教授、讲师队伍，而且迅速地跟西方大学接轨。
1928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原首都北京改名北平。虽然北平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但依旧具有文化城、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1931年，北平有正规高等学府26所，几乎占全国一半。著名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大学、中法大学等。北平的中等学校，1929年有48所，1938年有88所。此外还有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专家学者们待遇相当高。每年文化教育经费国币400多万圆，加上各大学基金等，总数约一千万银圆。
当时文教界薪金收入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学毕业后晋升级别比较快，二是同一级别的薪金数额逐年增长。文化人收入丰厚，成为市场的主要消费者。
北平的大、中学生有十几万人，以每人每年消费100银圆计算，学生消费额又是一千万银圆。
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北平因文化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大约国币两千万银圆（合今人民币8亿元），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引自《北平漫话》1936年出版）
1929－1934年，上海市有大学和专科学校共３２所，其中著名的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中等学校１４９所。特别是从1917年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来，上海市各种职业学校比较发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对教育制度、课程强加行政干预，除增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政治理论课以外，教育部一再强调纠正“重文轻理”的倾向，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要求“注重实用课程”。
当时全国大学中的文科、法科学生共一万七千名，而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的学生总共只有八千名；于是教育部规定：文法科招生人数不得超过实业（理工农医）招生人数。而在上海早已形成了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基础理论学科为辅的的实用教学结构。
同时，工商人士介入教育界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例如1931年浸会书局筹办沪江大学，其中商学院的启动资金５万圆就是由金融工商界提供的，这个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由２５名工商界人士（包括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全国商会会长林康侯等）组成。
高等院校的“京派”与“海派”之分也逐渐明显。
３０年代银圆（或国币）的购买力
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 只在１９３７－３８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仍保持基本稳定。所以３０年代这些年的经济情况便于用同一的物价、币值标准来和现在作比较。
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0－1936年银圆（或国币）１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３０元左右。
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圆左右（当时1石＝160市斤）合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鸡蛋每斤２角钱；
……又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作比较，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５角－１圆２角钱，今日同样的一份大约１５－６０元，相差３０－５０倍。
以快餐面条作比较，30年代一碗光面４分钱，今日一碗光面1－2元，相差25－50倍。
以信件的邮资作比较，30年代国内邮简3－4分钱，今日为6－8角钱，相差２０倍。
再以图书的定价作比较，30年代一本3－5角钱的书，今日为10－20元左右，大约相差４０倍。
本章对于３０年代我国大中学校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考证；对于当时北平、上海两地的生活背景（衣食住行等生活费）进行对比。
抗战以前学者的教学收入
１９２７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分四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１２级。
进入３０年代，待遇的标准有所提高。按１９２７年规定，教授一级月薪５百圆，到１９３４年增加为６百圆，约合今人民币１万８千元；副教授一级月薪由３４０圆提高到４百圆，约合今人民币１万２千元，等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所载“大学教师薪俸表，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今后５年内每年拨款２０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６百圆；并设专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讲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圆。（参看《顾颉刚日记》）
１９３１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任后，为招聘贤能，颁布规定：教授月薪３百－５百圆，而且每位教授可以拥有一栋新住宅；讲师月薪为２百－３百圆，教员月薪为１百－２百圆，助教月薪为８０－１４０圆；学校行政职员月薪为３０－１百圆，工人（勤杂工）月薪９－２５圆。（引自《３０年代清华大学手册》）
３０年代初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京大学有胡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大学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京师范大学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著名学者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圆，甚至１５００圆。副教授有黄节、顾颉刚等。讲师有王了一、浦江清、许维橘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有吴晗、余冠英、谭其骧、吴组缃、林庚等。他们一般也可以兼课、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2）
当时清华任教的职称与别的大学不同，分为５级：教授、专任讲师、讲师、教员、助教。没有副教授这一级。教授和讲师一定要开课；教员和助教不开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１９３３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５０家。闻一多所住４６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１４间房屋。到了１９３５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据曹禺回忆：３０年代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每月有３０圆生活费，足够你开销的。真要是沉下心来做学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曹禺又说，他在１９３３年夏天从北平清华大学西语文学系毕业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保定教书，月薪２４０圆。可见当时清华毕业生待遇之高。
１９３１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华罗庚关于五次方程不可解的论文（当时年方２０岁的华罗庚在一所中学当会计），就想用请华罗庚。但是华只有初中学历，只好在算学系担任行政助理，月薪４０圆，合今人民币１千２百元；此后在清华５年内发表了十几篇数学论文。第二年成为助教，月薪８０圆，合今２千４百元；第四年升级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程，月薪１２０圆，合今３千６百元；１９３６年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１千２百美元（相当于法币４千圆，今人民币１２万元）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一年。
据黄宗江回忆，他的父亲黄曾铭２０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北京担任电话工程师，３０年代初的月薪３百余圆。阮若珊的父亲阮慕韩１９３１年从日本庆应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归国在北平担任大学教授，月薪２百多圆。她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父亲和杨秀峰、黄松龄、张申府、张友渔等都是有名的红色教授。”（参看阮若珊《我的良人》）
３０年代中国学者在北平的收入，跟在美国的工作相比是差不多的。例如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７日周一良给北平谭其骧的信中说：“持宇（邓嗣禹，１９３７年赴美国）暑后为外人治清史，年酬６百圆，兼领哈佛燕京资金５百圆，尚须为《亚洲学报》任译事，年得２５０圆（注：总共１３５０圆）生活当无可虑。”也就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月收入１２０圆。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
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制度和学风。第一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拓眼界，解放思想。第二是“官”与“学”分家，提倡“不做官”的戒律，从此北京大学打破了官僚政客和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
１９１８年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五层“红楼”，原拟作学生宿舍，后为课堂、图书馆；此外还盖了一些新房。
北大学生由本、预两科３５０人扩大为１千３百多人，此外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许多旁听生如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柔石、金克木等。……大学生活也突破了封建传统意识走向自由化、个性化。这为“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创造了极好的先决条件。
根据许多老前辈回忆：五四前后，北大学生所有的开支包括学杂费和买书看戏吃喝玩乐在内，一年准备１８０银圆就很不错了；节约一点有１２０银圆也足够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全部费用为１０－１５银圆（合今人民币４百－６百元）。
北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由清末民初的奢侈浪费转向五四时期的简朴平易、甚至清贫苦读，简言之，由纨绔子弟型转向平民型。
据柳存仁先生回忆：２０年代每个学期，北大的学生们交给注册组学费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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