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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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等等。　　　　
　　　　（在上海，物价要比北京高出10　％—15　％　，例如：１９１１－２０年大米每斤３．４分钱；猪肉每斤１角２分钱，白糖每斤６分钱，食盐每斤１－２分钱，植物油每斤７－９分钱；　　到１９２６－３０年大米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１２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２０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１３２．４圆，也即每月１１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１０圆（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他们不象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象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9）

　　　　２０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８０圆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２千８百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２百圆以上甚至可达４百圆（合今１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８－１０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在１９２３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６１号，３间正房月租金８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３圆（见《鲁迅日记》）。　　　　
　　　　交通费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１角钱左右；包车每月１０圆。　　　　
　　　　２０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ｄｉａｎｇｄｉａｎｇ）”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１０枚（合3分多钱）；至西单牌楼二段１８枚（合6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２６枚（合8分钱）；至西直门四段３２枚（合１角1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１０枚；至东单牌楼二段１８枚；至东四牌楼三段２６枚；至北新桥四段３２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１０枚；至天安门二段１８枚；至西单牌楼三段２６枚；至西四牌楼四段３２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１０枚（合3分多）；至太平仓二段１８枚（合6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宣武门二段２０枚（合7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和平门二段２０枚（合7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注：在北京银圆跟铜元的兑换率，1926年兑换300枚　，1928年360枚，1930年400枚。此处以1926年的兑换率计算。）　　　　
　　　　文化人的四大嗜好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圆，四菜一汤。化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１２圆，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２０圆，每人２圆。鱼唇席１０圆、海参席８圆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４０圆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１１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１）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　　　　
　　　　（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１角；　　　　
　　　　（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　　　　
　　　　（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或５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　　　　
　　　　２０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１－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　　　　
　　　　文化人的经济地位　　　　
　　　　根据１９２７－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２００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关于20年代北大师生的生活状况，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建功先生。1901年他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如皋西场镇）一个小商绅家庭。他于1919年不到18足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进了乙部英文四班。这几年，家庭没有给予他经济支持，而是靠江苏同乡会每季度40银圆的资助，也就是每月13银圆的“助学金”完成学业。1921年秋，魏建功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担任临时书记，继续半工半读。1925年他24岁时毕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会决定留用魏建功为助教，在语音乐律实验室协助刘半农先生的工作，月薪起点为50银圆，不久增加到80银圆。30年代初，他担任教授的月薪提高到200银圆以上。　　　　
　　　　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1）

　　　　（七）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　　　　
　　　　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为谋生方式的作家。到了２０年代，中国文化史出现一大景观，就是形成并发展了“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阶层。他们的特点就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而主要依靠“爬格子”的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五四运动的先锋闯将们，如《新青年》的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无论左翼或右翼，他们大多是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已经有稳固的社会公职、牢靠的中等阶层收入，过着相当宽裕的经济生活。他们根本不需要再依靠额外的稿酬和版税收入为生。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可以不计稿酬，不以赢利为目的。　　　　
　　　　但是到２０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是农村、乡镇）的文学青年涌现在上海、北京等文化中心。他们血气方刚，带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抱负，带着献身于新文化事业的满腔热情，几乎从Ｏ开始，走上了坚苦卓绝的作家之路。　　　　
　　　　民办出版社和自由撰稿人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大大提高了中国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即文化人）的政治和经济觉悟。８月２２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表“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进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１２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６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　　　　
　　　　８月２７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紧接着，９月１９日《现代评论》第２卷４１期上，刊登了署名“壮学”的文章《出版界的根本问题》，其中提出：“商务抽版税的办法，著者最多只得一成五，其余八成五归他自己，这是剥削劳动者。”低价的稿费和版税使得许多作者们难以维持生计，有的就不顾质量粗制滥造、有的被迫改行，于是造成图书报刊的作品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壮学认为，要促进文化繁荣，首先必须抵制出版商的剥削、提高稿费和版税，“著作人既能得相当的酬报，然后才有人专门从事著述，著述的质和量都可以大以增进了。”　　　　
　　　　１０月，创造社作者周全平在《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３期发表《漆黑一团的出版界》、第５期发表《怎样去清理出版界》两文，声援“壮学”。不过他对于壮学认为“八成五都归了出版商”的说法提出修正：实际上图书出版的利润没有那样高，因为印刷成本要占三成，发行费还要二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商能得五成左右，“这样，呕尽心血的著作家底利益大都被资本家掠夺了。……我们一向以为劳工被资本家剥削是太不人道的事，可是出版家对于著作家底刻薄，也并不亚于此。”　　　　
　　　　这种认识，正如顾颉刚所说的：“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级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壮学和周全平提出“读者和著作家合作出版”，也就是民间集资办出版社和书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减少出版和发行之间的层层盘剥，二来可以降低书刊成本，既有利于作者，也有利于读者。　　　　
　　　　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创造社出版部”宣告成立，并制定了“创造社社章”；共九章３１条，主要内容就是“集资创办出版社”。第一条规定“依时缴纳社费者均得为本社社员”；社费５块银圆（合今人民币２００元），“入社时须缴纳入社金３圆、常年费２圆”、“２年以上不缴纳社费者，经总社执行委员会议决后，追缴本社证书及徽章”。由于有了集资经费，总社执行委员会除了总务、编辑、监察之外，还专门设计了会计委员。难怪有些回忆录说：创造社出版部的股金是每股５块银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2）

　　　　这样看来，１９２６年时的创造社不仅是一个新文学团体，而且是一个具有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股分制民办文化企业。　　　　
　　　　无独有偶。不久的１９２７年春，胡适和徐志摩创办《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也是作家集资的民办文化企业。总资本二千银圆，每个“大股”一百银圆，每个“小股”５０银圆。董事长为胡适，总编辑为徐志摩，总经理为张嘉铸（徐前妻之兄）主管财务和发行工作。人们应该注意到，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