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ㄌ锖骸⑴费粲栀弧⒑樯睢⒀艉搀稀�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沈西苓、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等电影工作者。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当时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其中，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了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文中又出现了“文化人”这个概念。引录如下：　　　　
　　　　现在不论怎样，文化部门里面总算有了“电影艺术”这个名称，一切“文化人”的集会团体里面，也算有了“电影艺术家”参加的机会。但是在五、六年之前，情况就和现在两样，“影戏”这种“娱乐品”完全是“文化人”注意圈外的存在。……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戏剧、电影业的兴起（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章作者认为从1931年以来，进步的文化人开拓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新方向，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电影工作者们也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这是我在30年代报刊里面查阅到的、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史料之一。　　　　
　　　　30年代电影明星们的收入，跟同期的教授、学者、作家、主编们（一般每月200圆至500圆）相当或稍低。经济地位虽然类似，但是文化素质高的人们更受到尊敬。当时在影星歌星的心目中，文化、学问、教育、修养占据很高的位置，普遍地热爱读书，渴求知识。这有当时许多史料和逸闻为证。�ァ　　　�
　　　　演员们有不少是在大学上课和从事写作的，如陈波儿、王莹、艾霞、凤子、赵慧琛等，她们的文笔风格一再受到文学界的好评。追求知识的风气，可以举王莹作为代表。她17岁进了上海大学，同时。成为共产党员；不久加入电影圈，首次在天一影片公司主演《女性的呐喊》，然后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铁板红泪录》、《同仇》。两年内积攒了将近100圆，于1934年3月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旅费100圆，在日本每月生活费50圆（合75日圆），一年后归国。她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后来写了两部小说。�ァ　　　�
　　　　以生活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6年法银圆或币1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作比较；抗战前夕，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市场上，大米每斤5～6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l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等等。眼今天相比，几乎都在30倍左右。�ァ　　　�
　　　　为使大家对于抗战前夕的城市生活费用有个形象的了解，不妨再举些例证：　　　　
　　　　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为例，1936年一份普通西餐2角钱；大菜套餐为5角—l圆2角钱；普通的炒肉一盘1角多钱；一碗阳春面4分钱。　　　　
　　　　信件的国内邮资3—4分钱。　　　　
　　　　一般的图书定价为3—5角钱，比较贵的是1—2圆；一份报纸3—5分钱。公交车票价5分—l角钱。　　　　
　　　　公园门票5分钱。剧场和电影院人场券l角—1圆。　　　　
　　　　根据当时经济学家们的几十次社会调查统计结果；体力劳动城市贫民五口之家维持生存的最低开支为每月法币27圆（合今人民币800元），而知识阶层的最低生活费为每月法币50圆（合今1500元），一般每月200圆（合今6000元）。�ァ　　　�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属于中央政治部三厅六处电影科。同时还有归属于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参加“中制”和“中电”的演员们多半是当时最著名的左翼明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月薪有所增加，现将一次发薪名单照抄如下：�ァ　　　�
　　　　黎莉莉　　340圆；舒绣文　　330圆；白杨　　320圆；　　　　
　　　　张瑞芳　　300圆；顾而已　　300圆；魏鹤龄　　300圆；　　　　
　　　　施超　　280圆；谢添　　250圆；陈天国　　250圆；　　　　
　　　　吴茵　　230圆；杨露西　　120圆；熊辉　　100圆；秦怡　　60圆。　　　　
　　　　电影明星们的收入，仍然跟学者教授作家主编们处在同一档次而稍低些。　　　　
　　　　但是，到1940年以后，席卷大后方因统区的法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几乎每年涨幅为两倍甚至更多。包括电影明星在内的文化人收入不断贬值，从而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激发并增长了他们对蒋介石专制政权的强烈不满情绪。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

　　　　（六）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特别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我国文化人的影响迅速增强，文化人的队伍迅速扩大。　　　　
　　　　五四爱国运动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大中院校联系在一起的。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然而封建的陈规陋习“官僚气”、“名士气”非常严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在他手上才成为真正的大学，真正不愧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见《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引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　　　　　　　
　　　　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特别是力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反对专制愚昧，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灵魂。但是在五四时期，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旧中国文盲占成人的90　％以上；民国初年，80　％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千年不变的传统农田耕作，只有不到l　％　的就业人口在近代产业部门。　　　　
　　　　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有二：近代教育事业的幼稚和经济状况的贫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开始统治时，全国有4．1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小学生279万、中学生13万多、大专院校学生不到5千（估计数字）、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490人。　　　　
　　　　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全国有4．65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914万，其中，小学生888万、中学生23．5万、大专院校学生25198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2275人。　　　　
　　　　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掌权，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进步显著，但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拿我们的邻邦、老对手日本作为对比，更可以看出我们国情落后的严重程度：1925年日本国有0．59亿人，是我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学生总人数为1147万，超过我国　25　％　；其中，小学生799万、中学生336万、大专院校学生126842人；按绝对数字，中学生是我国的14倍，大学生是我国的5倍。　　　　
　　　　按照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比例数字，日本的中学生比我国多110倍，大学生比我国多40倍。（这还是用日本1925年的数字跟我国1928年的数字相比。）　　　　
　　　　况且我国文化分布极其不平衡，20年代知识阶层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相对说来爆发力很强。他们播下了现代化的星星火种。　　　　
　　　　五四期间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杜威，在1919　年6月给女儿的家信中写道：“一位曾对　50　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使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能量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他们相当优越的经济后盾。　　　　
　　　　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结　　　　
　　　　在纪念北京大学百年和五四八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中，蔡元培校长的名字格外凸现出世纪的光辉。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已不用后生赘述。但他早年新思想受孕期的一大关键，似乎所知者不多。这就是他在九十多年以前旅欧留学“爬格子”为生的经历。　　　　
　　　　蔡元培于清代同治六年（丁卯）阴历十二月十七日，即公元１８６８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光绪十五年（己丑）即公元１８８９年二十一岁时就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壬辰）即公元１８９２年二十四岁时于北京保和殿应试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充庶吉士（那时毛泽东郭沫若等刚诞生）。甲午年即公元１８９４年二十六岁时授职“编修”。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维新不久，他目睹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六君子”、罢免维新官员数十人，痛感满清朝廷“无可希望”，遂抛弃官职回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自认为“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１９０１年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来又任中国教育会长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他首先订立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编撰体例，每一课文稿酬（编辑费）５角钱。……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2）

　　　　为了开拓现代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当时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名额有限；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已经三十七岁走入“下半生”的蔡元培，毅然辞职赴青岛从头学习德语，准备留学德国。　　　　
　　　　１９０６年他闻讯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不甘心，再三联络，向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这时，他已是临近不惑之年、必须抚养妻儿四口、负担甚重的一家之长了。　　　　
　　　　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子３０两，合４２银圆。于是在１９０７年春末，蔡元培随同中国驻德国公使，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到达柏林。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居柏林，大不易！　　　　
　　　　眼看财路不济，怎么办是好呢？蔡元培作了一个当时可称大智大勇的决定：既不求“官费”也不用老家变卖家产筹画“私费”，而以在国外“爬格子”著述编译所得稿酬、编辑费，自筹留学费用。据我所知，这乃是我国最早的知识阶层中，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他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３圆（编译）和５圆（著述）的标准，每月致稿酬一百银圆（约合今六千元）。一部分汇款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交国内妻儿四口作为家用。　　　　
　　　　蔡元培一不靠官、二不靠商，完全自食其力、自行其是。他严格遵守了协议，留学期间著述不辍。根据今天所能看到的蔡元培稿酬帐单，１９１０年商务印书馆汇付给他１６２１德国马克，合国币九百圆；支付国内蔡夫人国币２５０圆；代付购寄书报等费用为国币４６圆，连同历年余额尚结存二百圆（当时一块银圆可买４４斤大米、约合今人民币６０元）。　　　　
　　　　几年以后柏林的生活费用更降低了。据１９１９年初由官商资助到德国“考察”的梁启超记述，他在柏林住一旅馆“今所居极安适，日租金５０马克，可称昂贵，然合中国银只得一圆耳”，这位后来担任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维新人物又在通信中写道：“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圆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或四十圆（即一千五百或两千马克）尽可从容度日，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五千或万圆，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此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白华等人，步蔡元培后尘陆续留德。　　　　
　　　　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归国，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召，首任民国教育总长。１９１２年４月赴北京，７月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而坚决辞职。　　　　
　　　　１９１３年蔡元培又赴法国，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以编译费支持他在欧洲游学考察。这时他“爬格子”的稿酬增加了：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一千字，每月三万字可得二百圆，即千字７圆。　　　　
　　　　从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５年，蔡元培先后旅欧留学几年期间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