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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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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个月后）加增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
1916年9月蒋梦麟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
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商务印书馆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圆（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圆（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
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职员经济待遇差别比较大，那些有着高学历（尤其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且有博士学位者）、办事能力强、资历深的职员，薪金较高，一般职员较低。年终有“花红”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调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为10—20银圆。
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
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待遇微薄。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发起人中，夏端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都是印刷工人出身。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工人工资情况说：
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计时工资）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15圆以下，包工（计件工资）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1920年，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中华等）情况，印刷工人的工资分三等：
头目20圆至50圆；下手10圆至30圆；学徒1圆至10圆。
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20文；二页的每千页50文；三页的每千页70文；四页的每千页90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7文，也有每千页9文的。钉书：本装一本5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5—6圆，初学者，每月只得2—3圆。
1925年商务印书馆职工发生了一次经济斗争的罢工，取得胜利，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参看本书第三章）。同时，整个出版印刷业普遍增加了工资待遇。
1927年《申报》第一次成立工会。工会出面跟《申报》老板史量才商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29银圆，春节前发一个月双薪，还有一定奖金。
1927年上海出版界工人的经济收入状况有所提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六章记述如下：
营业部有部长，纯粹为商人性质，须干练而长于会计，月薪约在100圆左右。
属于其下，有专司广告者，有专司代派者，有专司订报者，有专司零售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专司中外书牍者，有兜揽广告者，有承接制版印件者，其月薪每人均在30圆左右。
印刷部由娴熟于机械者管理之，或由营业部长兼任。属于其下者，有排字之工人，有铸字之工人，有打纸版浇铅版之工人，有印刷之工人。其制版有直接雇佣者，每名月薪均在10圆至20圆之间，但仍须择一人为领袖。便监察一部分之事务，月薪约40圆。
制铜锌版者，另为一部分，有时兼外出照相，月薪均约在三四十圆之间。
作为一个参照，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４１。９圆（合今人民币约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３０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左右。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戏剧、电影业的兴起（1）
（五）戏剧、电影业的兴起
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真正的开端。作为这个开端的路碑，有如下一系列事件发生——
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堂创办，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创办，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
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
1899—190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徐汇公学的同学演出欧洲戏剧。
我国第一代文化人，这时从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娱乐演出三个方面，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的情况，还要从我国传统的老戏园子——茶楼说起。
北京最老的戏园子广和楼
广和楼坐落在北京市区前门大街（旧称正阳门大街）肉市街路东，它是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著名剧场，旧社会叫做“戏园子”。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朝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年初刊本）提到：“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清朝戴璐《藤阴杂记》（1796年成书）载：“《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所说的太平园、四宜园早已无踪影，仅存查家楼，就是广和楼的前身。
清雍正五年（1727年） 因查嗣庭文字狱案，查楼被朝廷没收后，归于清廷内务府掌管，并向民间出租。几易其手，均以合股方式经营。改名“广和楼”当在此后。
戏园子在清朝初年是以茶座为主的，戏剧只是作为茶客品茗聊天之余附送的一种娱乐。那时茶园子老板只卖茶座钱，没有“戏票”一说。戏园子里面的座席也是双排对放，舞台置于茶座一侧，茶客赏剧，要侧着身子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在茶园里主要是喝茶，附带着听听戏。所谓“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今天有时在剧场里还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多年以前习惯于逛戏园子喝茶“听”戏的。
从这座席的设置，也说明茶客消遣本来是品茗闲谈为主、赏剧为辅；而当时赏剧则是以听为主、以看为辅。到同治、光绪年间，京剧 （当时叫做大戏） 逐渐普及深入人心，人们进入戏园子慢慢地转成以赏剧为主、以饮茶为辅了。于是，茶楼 —— 戏园子开始出售戏票。
“喜连成”科班
京剧在清末民初称为“大戏”，正统“京朝派”的摇篮是“喜连成”科班，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在广和楼唱戏，大约在1909年离开。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 （1913） 广和楼跟“富连成社”（原“喜连成”改名）签订长期合同，双方又合作大约20年。
在广和楼唱戏的“富连成”科班演员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唱逗戏（取乐逗笑和调情戏）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好多不雅之词；同时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怎能坐在一起看戏呢？ 所以广和楼一直不卖女座。民国八年（ 1919年） 加演夜戏时，楼上就一律卖女座，楼下仍一律男座；但白天的日场还是不卖女座。票价每位16枚铜钱 （1919年北京1银圆可兑换铜钱130枚） 到了民国二十年 （1930年，又一说到1931年） 呈请社会局，经批准后，才开始男女合座。
广和楼怎样收钱
从前广和楼的规矩，听戏不买票，只收茶水钱。只要一坐下，“卖座的”（即服务员）就给沏一壶茶，拿来一个茶碗，当面收茶水钱，这里包括有听戏钱。当时的钱叫做铜子，“当十文”的是一枚“当二十”的铜元又称大枚，两小枚换一大枚，5大枚叫一吊钱，只花十六枚 （即160文，合8大枚） 就能听戏。20…30年代，北京市面上的铜钱不断贬值，1块银圆起初可兑换15吊，即150枚，或75大枚；后来可兑换30…40吊了。
收钱的是个“头儿”，这个“头儿”腰带正面挂一个一尺长半尺宽的蓝布钱袋，当中有一个口子装钱，收了茶水钱就装在这个钱袋里。散戏后除交柜外，其余的，伙计们大伙儿分。茶钱有多有少，熟座来了卖座的给沏包好茶叶，他就多得点小费钱。当演戏到中轴，大轴戏快要上场的时候，柜房就下来人查座（查票），有多少人坐着，就向卖座的头儿要多少钱。有的熟座专为听某个角色唱的戏，当这个角儿（演员）要上场的时候来了，卖座的给他沏了茶他也不喝，听完了这出戏就走了，他给的茶钱也多，这钱就入了卖座的腰包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戏剧、电影业的兴起（2）
1934年的变化
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 以后，广和楼改成听戏买戏票，原来长条板凳的座位也改成横排带靠背的椅子了。这样一来，听戏坐着舒服了，尤其楼下坐在池子里听戏不用歪头扭身子了。座位宽敞了，日场票价（ 前排 ） 调整为每张3角5分钱，夜场每张4角钱，此外还要加捐税15 ％ ，实收4角6分钱。改座以后，座位固定了，戏园里“池子”容纳的人少了，卖座儿的也不能取巧了。过去坐在一条板凳上，卖票的可以随便加入，直到把听戏的挤得不能再挤时为止；如果查票时正好赶上有听戏的上厕所了，查票的也看不出有空位子，卖座的说是几个人就是几个人，这样柜上丢了戏票也不知道。因此在1934年没有改座以前，卖座的赚了不少钱，广和楼卖座的有好些都置了产业。
京剧演员的酬劳
喜（富） 连成戏班一共办了七科，每个学员按科排字 （喜、连、富、盛、世、元、韵）叫名，每科都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例如侯喜瑞（架子花脸）、雷喜福（老生）、于连泉（花旦）、马连良（老生）、谭富英 （老生）、马富禄 （丑角）、裘盛戎 （铜锤花脸）、孙盛武 （丑角）、袁世海（架子花脸）、李世芳（青衣）、刘元彤 （青衣）、黄元庆 （武生）等。富连成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主要在于制度严、管教严。凡是到富连成学戏的，都是贫寒家的男孩子 （不收女孩），录取后家长要给科班立字据，允许科班打，不出科不许接走，吃、穿、住都由戏班供给，不挣工资。
一立字据就是七年，年满才能出科。出科拿份 （挣工资），每天最多拿50吊，每吊合铜元10枚或大铜元20枚。（20年代银洋一圆可兑换30吊，合今人民币30…40元。也即每吊铜元合今人民币1元左右。30年代铜元不断贬值，银洋一圆可兑换40吊甚至50吊。）
买票看戏
看戏买票，理所当然。但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北京老戏园子的看戏者并不都买票。除了军警以“维护社会治安”即剧场秩序为名义的有“弹压席”可坐，公然白看戏外，还有送“红票”一说，即其人与戏班或戏院有一定“关系”，可以白看。此外则新闻界与官场，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顺地照例看白戏，这都属于“红票”范围之内，虽凭票入座，却从不花钱。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员 （所谓红角儿） 掏钱买票，雇人捧场。这些专门捧场的“啦啦队”大都坐在后排或楼上，专为出钱的“角儿”喝彩助威。有些演员往往靠这种办法招徕观众。当然，有时演员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遇上一批专门捣乱大喝“倒彩”的“看客”。但这些助威或捣乱的人都是不花钱来看戏的，总名之曰“听蹭儿戏”。
吴小如老先生回忆道：“1935年以前，我看戏大抵是向家长伸手要钱买票，或由家长领着同去。有时为了渴望看到一场戏，便把穿不着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换取票款，等要穿这身衣服时再把当票交给家长赎出来。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学读书，只要学期末考个第一名，可免25圆大洋的学费；第二名则免20圆。我在一学年中因考得好而节省下学费45圆。这些钱家里照数给了我，我却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戏院进了贡。”
由于经常买票看戏，所以吴小如先生至今对30年代各戏班演出所售的票价大体还有点印象。就他亲身经历，最便宜的是“富连成”在1934年广和楼演日场时所售的票价，前排每张只卖3角5分钱，加上“娱乐捐”、“慈善捐”（当时每张票都必须附加捐税），约4角钱。如富连成社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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