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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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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3节 探病中周扬（2）
这时，我感到在座的大部分人，不仅为“中间人物”辩护的邵荃麟同志、《望星空》的作者郭小川同志，连同周扬同志本人似乎都表现出了一种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成了“真包庇假批判”的典型事件之一。如果说这场批判运动是被周扬同志阻止下来的，那似乎与事实并不相符合——那大概是更高一层的机构才能决定得了的，但是，对于这场即将掀起的批判运动，在他心中是否存在着矛盾呢？在已经习惯于“坚决贯彻”一切指示的他，对于批判的必要性是否存在怀疑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直接的答案了。但是从我与他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他身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作为一个齿轮的矛盾，正常的人以及人性与作为政策执行者之间的矛盾。前一个方面使我们敢于和他接近，而后一个方面则使许多人对他心怀畏惧而与他疏远。我觉得这个矛盾正是造成周扬同志日后悲剧的主要原因。
从1964年开始，电影《北国江南》受到批判，中央文化部整风，领导成员大换班，文艺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一派山雨欲来的形势。我因在《北国江南》批判中也被点了名，随即被下放到工厂去“四清”。在主持所在工厂的干部进行“下楼检查”，给所在工厂干部进行分类排队的时候，我不禁常常想到在整风中被撤了职的夏衍同志和因患肺癌刚刚开过刀的周扬同志，当然，有时还会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命运：等到轮到我们机关进行“四清”的时候，工作组会把我排到哪一类干部当中去呢？
其实那都是多虑，我们还够不上什么“下楼检查”的资格。1966年6月，几张大字报就把我打翻在地，赶进了牛棚。那倒也很干脆，免除了凌迟的痛苦——在“边缘”状态上挣扎的更难忍受的痛苦，一下子就钉进了牛鬼蛇神的位子上，主要罪名就是四条汉子的黑爪牙。后来，坐在牛棚里写检查，更不可避免地要想到夏衍和周扬同志。夏衍同志这时会怎样对待这场地动天摇的大风暴？我面前浮现起他每逢不愉快时就出现的眉头紧锁不断吸烟的那副表情。至于周扬同志的反应，我则想不出来，他不像夏衍同志，夏衍同志几十年来不断经受各种批判，已经是“久经沙场”，既有了思想准备也有了经验，而且，夏衍同志的性格又属于那种乐天的类型。周扬同志的经历与他有别，一帆风顺，每次批判运动中都处于领导者的岗位，现在一变而落到被批斗的地位，他会怎样呢？
这个在我脑海中久久不去的问题，直到1978年夏天才得到解答。1978年夏天，为撰写《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批判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收集材料，我与其他两位合作者去京，到京后知道周扬同志已被安排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想在走访过市区的老同志之后再去市郊万寿路看望他。但出乎意料之外，在看望刚刚出任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荒煤同志时，荒煤同志告诉我：今天周扬同志在院部，你要不要去看看他？我当然要去看他。出了荒煤同志办公室，我们就直奔周扬同志办公室。当周扬同志站起来迎我们时，我着实惊呆了。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个神态龙钟、步履蹒跚的老人，当年那样从容不迫、精力充沛而又充满自信的周扬同志居然会变成了这样，这简直出乎我的想象。
我们问候了他。他也询问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听到我这个小人物在这场运动中居然被如此抬高身价，兴师动众地折腾了足足十一年，他默然良久，脸上出现了我所陌生的泫然的表情。及至我讲到他所熟悉的上海作家们在这场运动中的遭遇，特别是以群和傅雷夫妇自杀惨状的时候，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难以抑止了。我生平最害怕见到别人的眼泪，更何况是一位长者的眼泪，我简直手足无所措，不知说什么才好。本来我还想问问他这十多年的经历，也问不出来了，当我们起身告辞的时候，我告诉他同来的夏禹龙同志是郭绍虞教授的女婿时，他又详细问起郭老情况及他所主编的古代文论选的教材，并一再叮嘱夏禹龙代他向郭老致意。向外走的时候，在门口见到了露菲，知道她仍回到周扬同志身边做秘书，这使我感到高兴。周扬同志的精神与健康情况，非常需要有一位熟悉情况、得心应手的秘书。露菲后来在联系文艺界人士及沟通情况方面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我们三个人走出社科院，全都十分感慨。一场运动会将人改变到这种程度！我的心情更是沉重。周扬同志的形象在我脑际久久萦绕不去。这时我忽然感到，“文化大革命”对人的心灵的伤害要比对肉体的伤害严重得多。我在1976年秋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时，看到他被打伤致残的一条腿和因延误治疗而失明的一只眼睛，固然感到难过，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依旧，甚至可以说，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开朗而刚烈，他讲话更少顾忌，这又使人感到宽慰。而周扬同志则是从精神到肉体都衰弱了下来，而这衰弱显然是从精神状态开始的。
1978年5月20日，周扬与夫人苏灵扬进京后第一次登长城。
后来我逐步发现，周扬同志的这种精神上的衰弱并不是软弱。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所认识的文艺界前辈和同辈，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本来就不驯的人变得更加无所顾忌慷慨激昂，思想也更犀利深刻了；一种是本来就很温顺或本来虽也不够温顺但在这次运动的反反复复的折腾中磨去了锐气，现在选择了一条更为谨慎的道路；还有一种人，则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其中有的人后来解决了思想上的矛盾跟上了社会进展的步伐，有的则落了伍。周扬同志属于第三种情况，但他思想上的矛盾却似乎一直未得到解决。我的感觉是，通过十年浩劫，他对于过去的许多政策产生了怀疑，对于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但是他又不能完全摆脱久已习惯的政策执行者的地位。新的认识与旧的习惯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却又谁也战胜不了谁。这个矛盾弄得他疲惫不堪。
在周扬同志身上所出现的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其实在反胡风、反右时已见端倪，只是在“文革”之后，它表现得更为鲜明而突出了。1954年胡风批判开始，显然是限制于学术思想批判的范围之内，但后来不得不升了级。反右之后不久他来上海，讲到有些人将某些“左”派文学评论者称为“棍子”的时候，他回首笑着对我说：小李，你大概还不能算“棍子”吧？我连忙说：我还没资格当“棍子”，我的文章没分量——今天回顾，当时我又何尝没有伤过人！——他当时讲的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从中也可感到，他对于那种“批判”也并非完全理直气壮。在我与他最近八年来的次数并不多的接触中，则比较清楚地感觉到他在不断地进行反省、自我批判（这倒是完全自觉地进行的，而不是别人强迫的），却又不能完全否定他所长期奉行的并不合理的原则。1978年底在广州召开创作会议、1979年春《文艺报》在北京召开文艺理论座谈会的时候，我多次去看他，他与夏衍、张光年的话题紧紧围绕着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次批判运动。这些运动在文艺方面是他亲自领导的。在广州小岛招待所的布置考究的客厅里，他常常不停地来回踱步，口中念念有词。我觉得他对事件、对个人在其中应负的责任的分析解剖一步一步地深入。与此同时，他还苦苦探究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寻求应找回的“本”和“源”，恢复马克思主义。从他在1979年3月《文艺报》座谈会的发言，1979年5月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反省和思考的结果。他的思想从“唯上”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开始按照自己思考的结果发言。
1980年周扬在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
他将1979年称为中国现代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鼓舞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信心。他在公开场合多次沉痛地检讨在执行“左”的文艺路线中他应承担的责任。
在《文艺报》那次座谈会上，他讲到在那场反右斗争中，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坦白地解剖自己，公开向受害者道歉。当然，身受反右或其他政治运动之害的人所受到的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并不是通过赔礼道歉所能补偿的。但是，当我一次次听到周扬同志的忏悔时，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那整人与被整的关系中，当然也有是非以及个人责任问题——你不是怕挨整而又整了人么？然而在那个年代里，也确实是好人常常就不免于被整，壁垒分明，在政治漩涡的中间，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就连我们这类小人物也不例外。
除了个人得失的考虑之外，多少年来在全国推行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做法在某些人的思想上也起了很大作用。服从，服从，不容许任何人对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发生任何怀疑。一向身居高位的周扬同志从这种多年形成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然比我们更为困难。我们认识多少谬误就可以甩掉多少枷锁，这全在自己的认识与决心。而作为一个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在准备脱离旧日的运行轨道时会遇到更多的阻力与羁绊。我们看到他的步履是多么地艰难。
不论是对于一场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是一个奉行多年的文学口号，每当推倒一个既定结论时，他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尽管艰难，他却不断地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一道朝前走去。那几年，周扬同志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年轻了，过去的从容风度也开始恢复，他的身体状况也随之有所好转。
但是，我感觉他内心所存在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他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一种隐隐的不安。1980年以来，我因母亲缠绵病榻，要我照料，曾有五年未去北京，见到周扬同志机会少了，因此我讲不出具体的事例。但是我分明地感觉得到，特别是从他容易激动这一点更使我感觉到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大概是在1983年，有位作家来上海讲到一件事，我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得到了证实。那位作家说，1980年夏天，文学界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侧会议厅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一位英国留学生要求见周扬同志，这位留学生说，自从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就形成两派 ，一派挨整，一派整人。周扬同志对各个时期的复杂的历史背景作了一些说明，但是，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提到后来自己也曾被整的情况。留学生问：“那么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扬同志答：“那不会了。”但是，紧接着，他补充说：“起码我是不会再那样做了。”停了一下，他再次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不那样做。”向我叙述这一场面时，富于表情的作家略带激动地说：“想来那个外国留学生是无法了解这三次回答之间的微妙的差异的，可咱们能懂——你想想，他一次再一次修正自己的回答时是什么心情！”我们俩相视苦笑了。很显然，他对于许多事情的复杂性的理解要比我们深刻得多。他预感到未来的道路不会那么一帆风顺，还会有曲折反复。从他的答话中可以感到，他为此不安，他又意识到个人的无能为力，还不仅是无能为力，甚至是身不由己……
这时我又猛然想起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件事。当时《上海文学》由于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使命》一文受到了批评，我满怀不平。会议期间，我与上海几位作家一道见到周扬同志，讲到此事。我由于在遭受批评中首当其冲，格外感到委屈。也许文章的题目不够准确，我们自己在以“上海文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为文艺正名》一文中也曾反对过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主张，但是，《重要使命》一文并没有像批评者所提出的那种政治原则性的错误。揭示社会问题也仍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周扬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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