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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十二后妃:接近权力巅峰的女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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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位的争夺将非常激烈，但为了独尊的皇权，他绝不会让储权死灰复燃。
而储位久空的现实则导致储位之争愈发激烈，凭着母亲的直觉，乌雅氏感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身陷其中。
在经历太子废立的风波后，四阿哥被晋封为雍亲王，尽管同时被封为亲王的还有三阿哥、五阿哥，但他们均非追逐权力之辈。
四阿哥虽然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但成年后已经修炼得含而不露了，但德妃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对储位的迷恋。
而且四阿哥的聪明之处即在于不是明争而是暗夺，用最隐蔽的方式加入竞争着的行列，在暗处窥测情况，探听虚实，积蓄力量，以求一逞。
四阿哥很清楚，处在像康熙这样有着天纵之才的君父之下，“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在“皇上前毫无所疵”；对于“诸王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四阿哥一直在暗中活动。
在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最热衷储位的是八阿哥胤，但因受到康熙的斥责而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在太子第二次被废后，胤及其支持者九阿哥胤等都成为十四阿哥的支持者，胤曾由衷地称赞比自己小五岁的弟弟：“胤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本来就有建功立业抱负的胤，在两位异母兄长的拥戴下，又怎能摆脱储位的诱惑？十四阿哥也明显地置身于储位竞争者的行列，每念及此德妃都要替小儿子捏一把汗！而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在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对西藏的入侵及对拉藏汗的袭杀，也的确为十四阿哥提供了一次展示才干的机会。
康熙特任命十四阿哥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军队讨伐策妄阿拉布坦。
康熙在谕令中明确提出“十四阿哥既授为抚远大将军统兵前去，其蠹用正黄旗之蠹”。
正黄旗是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之一，允许十四阿哥使用“正黄旗之蠹”，就是对抚远大将军代天子出征身份的肯定。
在储位已经空缺将近七年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任命自然会引起同储位有关的种种猜测。
胤在得知这一任命后对亲信分析道：“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得很重，将来皇太子一定是他的。”而十四阿哥在到达西宁后，有一个算命的瞎子给他算命，说十四阿哥“文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的运气。”十四阿哥本人自然也会意识到“皇太子这个差使，想来是我的”。
就连四阿哥的亲信在得悉这一任命后，都开始为主子考虑退路——为属下谋求台湾道的空缺，以便“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面对十四阿哥这一不寻常的任命，德妃却兴奋不起来，即使十四阿哥建功军前，即使皇帝真的有立储十四阿哥之意，皇太子也不是好当的！废太子就是前车之鉴。
胤、胤且不必说，就是一母同胞的四阿哥胤也够胤应付的。
皇储毕竟只有一个……德妃时时刻刻都在为两个儿子担心。
康熙德妃乌雅氏储位疑影
康熙本来是位慈父，但一涉及到立储就变得非常的挑剔，由于他坚持“以朕心为心者”作为择立皇储的条件，结果是对哪个儿子都不那么满意。
大权独揽已经成为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只要他在世一天就要控制一天。
即使十四阿哥在平定西陲返回北京后，康熙又令他去坐镇西宁，以至九阿哥都颇为失望地说“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后难于安顿他”，所谓“难于安顿”就是不想把皇太子的位置赏给胤。
康熙心目中的继承人到底是谁？这不仅对于德妃，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谜。
而孙子弘历的出现愈发使得皇储人选变得扑朔迷离。
弘历是雍亲王第四子，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１７１１年９月２５日）生于雍亲王府。
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是王府的格格（类似宫女），连个侧福晋的名分也没有，可弘历从小就聪明异常，四阿哥着实喜欢这个儿子。
据说在弘历出生后，雍亲王胤曾找人看过弘历的生辰八字（辛卯、丁酉、庚午、丙子），得出的结论是：“此命富贵天然……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运交十六岁，谓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顺心，志向更佳。
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实际上弘历的命运并不取决于生辰八字，而是取决于他的祖父康熙的态度。
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年三月，１２岁的弘历，第一次见到６９岁的祖父，由于弘历聪睿过人，不仅读书多，而且过目不忘，康熙决定把弘历留在身边。
康熙有几十个孙子，但只有弘历如此赢得祖父的垂爱。
一个多月后，弘历跟随祖父去避暑山庄，在和祖父一起飞马涉猎时，康熙射中一只熊，令弘历再补射一枪，不料弘历刚上马，被射中的熊竟然就扑了上来拼死一搏，康熙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再开一枪，把熊击毙。
事后，康熙还对弘历的祖母德妃提起此事，说这个孙子将来肯定比自己的福气还大。
正是由于康熙的格外喜爱，才改变了弘历一生的命运。
如果弘历未被祖父发现并留在身边，康熙之后的历史究竟会怎样演变的确难以预料。
弘历被留在康熙的身边，也许就是个信号？表明老皇帝很想把皇位传给孙子弘历，如果皇帝真的这样考虑，就会影响到四阿哥，总不能越过四阿哥直接把皇位传给孙子……这只是德妃心里的一种猜测……
康熙德妃乌雅氏短命太后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偶感风寒的康熙在畅春园去世，悲痛万分的德妃不知道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能找到满意的继承人，而她的泪水还未干就被所发生的情况惊得目瞪口呆：步军统领的隆科多“先护送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见”，十四日公布康熙遗诏，其中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极，即皇帝位”。
在立储问题上，德妃始终没猜透老皇帝的心思，如果老皇帝真的有立胤为君的口谕，还用得着负责京师警卫的九门提督隆科多如此忙乎吗？先帝的遗命谁敢不遵，根本用不着隆科多“护送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在隆科多的武力支持下，胤已经捷足先登……乌雅氏“梦中亦未思到”有朝一日会母以子贵、身为太后。
她不仅不愿接受群臣的朝贺，还以康熙未曾安葬为由拒绝朝臣给太后上尊号。
在宫中的女人只有当上了太后，才算真的熬出了头，然而对于乌雅氏来说太后的称号，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太后乌雅氏最怕看到的“煮豆燃豆萁”一幕最终还是出现了：雍正元年四月初三在安葬康熙的灵柩后，雍正把胤留在汤山软禁了起来；此后十天（四月十三）雍正下令逮捕胤家人雅图、护卫孙奉、苏伯、常明等人，雍正曾就胤“在军闻有吃酒行凶之事”审讯彼等，“回奏并无”，以致“上怒”，令将上述人“拿送刑部，永远枷示”，对十四阿哥已经是“山雨未来风满楼”；五月十三，太后千秋诞日，雍正把革贝子胤“米禄”作为寿礼献给母亲，据说“上以贝子在军惟以施威僭分为事以致声明赫奕，官吏皆畏惧如此，其禄米永行停止”。
这究竟是大义灭亲，还是公报私仇……在十四阿哥面前还有什么灾难？难道他也到了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地步？雍和宫万福阁（雍和宫原系雍正即位前的府邸）据亲眼目睹康雍时期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宗室成员弘旺所撰写的《皇清通志纲要》所载：四阿哥原名胤，十四阿哥原名胤祯；在雍正即位后，十四阿哥才奉新君之命改名胤。
四阿哥胤的“”与十四阿胤祯的“祯”，不仅同音，而且字形也极为相似。
著名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据此对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雍正不仅夺了十四阿哥的皇位，连他的名字胤祯也一起夺了。
而按照雍正所承认的他自己的即位是康熙临终时“仓促之间，一言以定大计”，试想一个命似残灯将尽的老人用含混不清的词语来口述遗嘱的场景，要想区别胤祯与胤的确是力不从心，谁也无法排除四阿哥乘机捷足先登的可能。
胤在给十弟的信中所表露的“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完全可以作为四阿哥抢先一步的佐证。
胤本人对皇储地位虽然并不那么孜孜以求，但他却是八阿哥、十四阿哥的支持者。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胤在康熙的众多儿子中最会经营，也最为富有，据给胤掌管财务的秦道然披露，胤家产中的现银就不少于７０万两，这笔财产就成为八阿哥、十四阿哥谋求储位的经济保障。
因而对于雍正来说，胤同八阿哥、十四阿哥一样危险，均属于需要严格控制的人物，于是把他送到西宁隔离了起来。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五月二十三太后乌雅氏带着困惑、忧虑离开了人世，既未能同日夜牵挂的十四阿哥诀别，也未能让当上皇帝的儿子放弃骨肉相残，令她的确死不瞑目……对于乌雅氏之死高阳先生在《乾隆韵事》中曾有如下一段虚构：太后先是绝食，宫女们怕受雍正责罚，千方百计劝太后进食，心地善良的太后也不愿连累别人，遂开始喝点稀的，逐渐恢复体力，一天雍正去给太后请安，闲谈之中太后突然站了起来猛地朝柱子去……她死在雍正面前……小说不是历史，但雍正皇位的继承是否合法以及雍正是否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为了驳斥社会上流传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说，雍正把审讯鼓动反清的曾静及其弟子张熙的口供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发行，宣传清朝得天下之正、颂扬雍正“圣德同天之大”。
这才是欲盖弥彰，反而使得太后乌雅氏之死成为一个久久令后人议论的话题。
雍正的母亲孝恭仁皇后在儿子即位才半年就去世，是不争的事实；而雍正的儿子乾隆一即位就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也是不争的事实。
康熙德妃乌雅氏孙子乾隆
如果说雍正即位后的骨肉相残伤透了母亲的心，但雍正的儿子弘历却让她的祖母孝恭仁皇后在九泉之下安心。
乾隆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施政尚严的雍正朝统治给宝亲王弘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雍正幼年“喜怒不定”，在康熙的管束下有所收敛，然而当雍正登上皇帝的宝座、当康熙的约束不复存在，被压抑多年的性格弱点就要急剧膨胀，于是施政随意同极端专制、刑法苛刻就成为雍正１３年统治的突出特点。
乾隆在居藩邸时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宗旨就是论述施政尚宽，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只有这样“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简言之：为政宽大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乾隆撰写此文绝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感于雍正的“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
乾隆时代的开始，是以变更雍正时期的举措为起点。
乾隆一即位就将雍正特别信赖的文觉禅师及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驱逐出宫禁。
雍正对佛教、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研究佛教、获得长生不老的仙丹，把一些和尚、老道召进皇宫。
道士张太虚、王定乾以炼丹得宠，而文觉禅师则因在政治上出谋划策被雍正“倚之如左右手”，据说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以及胤、胤的被幽禁与突然死亡等事件，文觉禅师均参与其间。
因而乾隆主持政务才两天，就把这些不安分的和尚、道士驱逐出宫，并把雍正赐予他们的御笔亲书的翰宝也全部收回。
对于在政治上兴风作浪的文觉禅师，乾隆特地做出令其徒步返回原籍长洲，并责令地方官员对其严格管束，以示严惩。
乾隆在即位后第五天就对王公大臣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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