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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黎当华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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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为很少有人放弃法国的居留证，二是年龄相仿长相类似的潜在买主总是极为谨慎。首先是风险太大，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上被识破，制造和使用假证罪，会使他在法国成为终身黑移民。顶别人名字一天，这个威胁就存在一天。同时，他必须在绝对相信卖主既无犯罪前科，又无债务纠纷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购买。否则，花上十来万法郎相当于十多万人民币法郎和欧元的折汇率为：1欧元=6。56法郎。，买来的可能是牢狱之灾、司法的纠纷和沉重的债务。但是，实际上是无法对卖主做这样的调查的。而且，如果碰上的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赌徒，他可以在收下钱，把一大包资料交给你之后，转身去警察局报失或报窃……十多年来，靠买名而生的人我认识了一个。一个年近30的温州人，在亲戚的介绍下，买了一套一个已经获得法籍的越南华侨的身份资料。后者保证自己回越南，不再踏上欧洲一步。这位一夜变成法国人的温州黑移民，首先做的事是苦练越南人的签字，一直到和原作看不出什么差别的地步。
他终于开起了自己的餐馆，通过一次报失补办，自己的照片也贴在了一本全新的法国护照上。他在这个越南名字下结了婚，生了儿子。一切看来都很顺利，直到几年后的一天，他去银行汇钱，惊异地发现户头里的几十万法郎已经全部转往东南亚某国。当银行人员把转账资料拿出来时，他看到和自己的签字一模一样的笔迹。但他能看出别人看不出的差别：那是原作，仅仅是某些笔画的轻重不同而已……这类买卖价格高昂，但有价无市，难有卖主，也难有买主，成交者屈指可数。买活人的身份尚且不敢，继续使用死人的身份，风险更是大得无边。隐匿一个老死家中的老人的死亡没有意义：他的身份没法转给一个最多不过是40多岁的非法移民。而在法国这样一个社会管理健全的国家，要想永远隐匿一个有年龄相仿者的青壮年的非正常死亡，难度可能不低于杀人潜逃。在今天的巴黎听到这种华人毁尸灭迹的流言，让我更明白了些为什么在100多年前，对外国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会传说西方传教士挖小儿之眼炼银子的故事。
我曾在巴黎一家很有实力的新闻社谈拍摄有关温州非法移民的纪录片的设想。这家新闻社专门在全世界拍摄社会冲突题材。新闻社老板，也是总编，很感兴趣，特意安排他的助理约我讨论。这位助理很兴奋地问道：你是要拍华人黑手党吗？能不能拍到华人藏匿死人的秘密？……这些经历，都促使我不愿只停留于一个观察者，尤其是我明白，自己处在一个优越的观察位置上。从这家新闻社出来，寻找制片人虽然没有什么进展，把自己时常打照面的现实表现出来的愿望却更加强烈。但是，我碰上的花去我四五年时间的问题并不在此。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我很谨慎地提到，能不能拍摄一下地下制衣工场，或是一个黑移民的家庭作坊时，那些让我〃参观〃的温州黑移民朋友们都是很直截了当地说：〃算了，算了。〃我完全理解这种反应，对他们能让我涉足他们秘密的领地，已是心存感激了。他们的存在就是不合法的，而且他们的行为，不论是雇黑工还是被雇来打黑工，都是违法的。他们违法的目的是为了谋生或是发财，这也是他们涉险犯难，在异国他乡历尽艰辛的惟一目的，怎能为了在他们看来至少有些莫名其妙的我的职业成功，自己去冒断财路和生路之险呢？
要知道地下工场，在高税收高福利的法国被视为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正是警方着重打击的对象。一旦查着，不仅货物和设备全部没收，而且黑工场的组织者还将被罚以巨款，送进大牢。而且，这样可怕的消息，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也在温州人圈子里传着。谁谁的衣工场被抄了，亏了多少钱，多少工人被抓了，谁谁又因此被判了一年半的刑，居留证也被取消了，出狱之日，就是遣送回中国之时，等等。我相信，任何保证被拍对象匿名性的许诺，也不会激起他们上电视的兴致。何必给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就是为了去丢脸吗？对于很多温州老乡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丢脸。在我腼腆的提议被直接拒绝后，我总要为自己的目的进行一番解释，说我构想中的影片，是为了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梦想和失落，至于他们的存在和劳作是否违反了哪条法国法和国际法，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也解释说这不是丢丑，相反是给人一个真正面对他们、认识他们的机会。
但这些辩解仅仅是为了自我澄清一下，并不寄任何说动对方的希望，而且，似乎也引不起对方倾听的兴趣，我也就知趣地结束话题。记得国内播过一部反映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影片，其中有一段也是表现了一些非法居留日本并干些违法勾当的人物。播放后这些被拍人物起诉导演，声明这些作弊赌钱的场面是导演请他们帮忙，作临时演员的摆拍。说好播放时在脸上打马赛克，结果这个协议没有被导演遵守，这个片断于是被当做实拍，产生的轰动效应，使这些临时演员被人等同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这个涉及纪录片的基本职业准则的指责，该片导演辩护说，那不是摆拍，就是实拍。至于怎么能够做到实拍，导演的解释很明了：这些违法分子们是满怀诚意，不请自来的。他们听说有人要拍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于是为了影片的成功，主动找到导演，请求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曝光，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全面地表现中国人在日本的生活，为此不惜在电视上自首，自断财路，自毁前程……我只能感叹自己当年没那么好的运气，碰不上有如此境界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黑移民。但是眼里看到的、一天天在身边流逝的生活，总在脑海里顽强地浮现成画面，电视记者的职业感让我无法放下这个既能表现非法移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又贴近时事的题材，于是这个念头变成了一种折磨。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5节：阿强、小燕和小飞（3）
还债这个念头，每时每刻都缠绕着这里的每一个工人。大家七嘴八舌就谈开了。女工里年龄最大的是30出头的徐，来法国三年了，她丈夫还在国内。她的任务就是尽快还完自己的偷渡费用，再挣出一大部分办她丈夫来法国的钱。她离这个目标还相当遥远。徐和大伙一样，这个月都快到20号了，干干停停，算算才挣到2000多元钱。而且，这钱要到下个月初，送货的批发公司和工场结账才能拿到。要是一个月只收入2000元，10多万的账，何时能还清？我问徐怎么办，这时正好小老板下楼，她就说自己已经开始问别的衣工场了。找到活儿多的地方，就走人。阿兰一句中文不会，没法去抓拍重要的谈话，只能在我的示意下开机、停机、摇移，他甚觉别扭。我把徐的采访后半截翻给他听，他略有惊讶，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他还不知道黑工有选择老板的权利，一直以为就像报上所说，中国人黑工场里的黑工就是黑社会控制下的奴隶。我解释道，黑工的确承受着超常的经济剥削，但是，他们有人身自由。
黑工场老板首先是中国移民社会的一分子，移民社会的各种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他依然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中国移民社会，包括非法移民社会，绝不是按黑社会的游戏规则运行的。黑工场里的雇佣关系和人际关系，除了相对于法国法律而言是非法的之外，是中国当代乡村经济生活模式的翻版，雇主和工人，在责权利等方面都必须遵循一定之规。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表现一下这种特有的一定之规。这可能不如推出一个黑社会来得刺激和简明，但我相信对于法国观众来说，费力地展示一回现实，也比炒作1000遍俗套的妄想有价值。阿兰很是赞同。我说徐的这段采访一定会用到完成片里。我又问了工人另外几个问题，比方为什么不趁没活儿干出去走走。回答是这么多人进进出出很不安全，周围居民也会觉得奇怪。所以他们除非去附近的超市买菜，尽量减少进出。每次小货车开来送货、取货，都是退进车库里，掩上车库门进行。而且，没准一会儿会有货送来，说干就得干。晓蒙和晓晓也就这么等着，没去看他们两小时车程之外的儿子。半个月前他们去看过一次，他们计划过几个星期再去。当时没想到的是，和儿子的分别，将延长到几个月，而那区区2000元的工钱，最后也得不到。
我们到工场的第一天，正碰上工人们〃技术性失业〃：批发公司没有给工场新的活儿。大家东倒西歪地围坐在阁楼上，看着租来的香港功夫片的录像带。几个女工干脆裹在被子里，在地铺上半依半靠，懒得起身。电视机里的武林高手噼里啪啦地交手，大家时不时地瞄上一眼，有人诧异道，谁谁不是已经被飞天怪侠的无魂剑法废了武功了吗，怎么又和老道打上了？边上驳斥说，那是下面几集的事，还没到呢！这部系列片像是已经被这些观众看过好几遍了。它的重播并不影响工人和我与阿兰的交谈，我们认识了工人阿强、小燕和小飞姐妹俩。影片里最成功的一段采访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完成的。20来岁的小个子阿强给我描述他从温州出发一直到法国的历险，当我和阿兰深为触动之时，他的叙述却时不时遭到晓蒙和其他年轻的工友们颇为不屑的插话，我提的问题，也总是能得到几个人的回答。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这些年轻人的身后，几乎每人都有段令人惊异的冒险。
阿强是瑞安市仙岩镇人，23岁，瘦瘦的身板，看上去像十七八岁，来到这个工场打工之前，已经在法国混了三年多了。来法国是他本人的愿望，最后的出走，是他父母做的决定。他父母怎么放心送当时只有20岁，看上去像发育不良的他跨上吉凶难测的西行之路？他说父母当然放心不下，所以在联系了蛇头之后实际上是替真正的蛇头拉客的村邻除了交了一万元人民币的订金，还又给人送了一堆烟酒，拜托他们在路上照顾阿强。阿强说送也是白送，一上路，只有各顾各，蛇头只管把你活着送到就完。1993年3月的一天，他父母做了顿丰盛的午饭，边看他吃，边絮絮叨叨地嘱咐他到了法国后，要认真干活，但也不要累着自己。爸妈不在身边，要会照顾自己，在家里你是规规矩矩的，到了法国后，千万别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听说巴黎那里有不少成天瞎混的温州年轻人。常给家里写信。说得阿强几乎出不了门了。
但是，吃完这顿午餐，阿强便和同镇的八个人一起，上路了。法国在西面，但是阿强，加上带队的二老板人蛇们如此称呼蛇头的助手一行九人，五男四女，却是直向南去。坐了两天的长途车，接着又坐火车，他们到了中缅边境。又一个二老板，开着一辆破旧的货车，已经在等着了。夜里，八个人坐上这辆破车，在一片荒野里准备开过一条不太深的界河。在大家随着货车缓慢的摇晃紧张得大气不敢出的时候，觉着车不动了，车轮绝望地空转着，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很响。大家从车厢里向外探头一看，货车被卡在河的中央。司机裤腿也没挽，就跳下车来，往车轮后垫石头，一边喊大家下车帮忙。大家起初还迟疑了一会儿，但是立刻就不想下也得下了：几束手电光照过来，伴随着大声的呵斥，阿强他们落到了一支中国边防巡逻队手里。令阿强印象最深的，是警方多方询问，最后弄清了他们全是典型的温州地区的偷渡者。
每个人判了两个月的牢，罚款4000元人民币。这样，两个月后，阿强又在温州和父母会面了。蛇头给阿强家两个选择：或者退还一万元的订金，或者阿强重新出发。至于剩下的九万多人民币，还是在阿强到法国后再付。阿强父母选择了第二个解决办法。一个月不到，阿强又出发了。同行的还是有七人，不过换了几个新的。一问才知道，有几个人，尤其是女的，被上回的经历吓坏了，就由家里的其他人选顶替了，原来四男四女，第二回出发时变成了六男两女。
这一回没有用车，而是木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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