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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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肉类和其他一些日用品。集市上人很拥挤，其中有很多是穿着汗衫短裤拖鞋的年轻人，围着五六张台球桌在玩儿。老何告诉我，这些都是外地人，江西来的小工，工场里的活儿，都叫他们给包了。看得出，这些年轻人的穿着和气质，是和衣着颇为讲究的当地人不同。那么村里的年轻人都干什么去了呢，回答是大多去了法国，剩下的，也是玩儿玩儿，但不是在村里，是进城打保龄球，或是唱卡拉OK。老何说两女儿在家时很听话，和村里别的年轻人不同，都帮家里打工。　　　　
　　　　但是，打工每个月也就能挣个六七百块钱，村里的年轻人都看不上。想做生意也很难，瓷砖场开得已经太多了，价格低得一不小心就赔本。听人说在法国当老板容易，钱挣得口袋满满，村里的路、学校、电影院都是法国回来的人修的。女儿留在村里，就一辈子和这些外地小工干一样的活儿了？做父母的最后的决定是将女儿送到法国去。尽管老何的家境不错，但是两个人上路，要花24万，也绝非是个小数目。在把家底都翻出来后，老何又各处借了十来万。前些日子女儿被抓的消息，让他们心拧紧了好一阵子。他们不敢想像女儿又回到村里来，给别人耻笑是一回事，24万可不就泡汤了？老何都不愿说〃遣送〃，就像出海的忌讳〃沉〃、赶车的忌讳〃翻〃一样，出去的都不说〃遣送〃这两个字。中午，小燕、小飞的妈妈做了一桌菜，留我们吃饭。饭桌上的交谈，也被拍摄下来。我还是不知趣地再次提起〃遣送〃这茬儿。问万一两姐妹被送回来，家里怎么办？当妈的不愿听，说怎么会被送回来？她们留定法国了，户口也会有的。别说这事了，上回她们被抓，我吓得觉都睡不着。我笑着说，给不给户口，送不送，那取决于法国的政策。　　　　
　　　　老何说，要是送回来，就再走，一定要坚持到底。小燕、小飞还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就嫁在村里。这会儿，也抱着不到一岁的孩子来听妹妹们的事。她说自己本来也想走，但是有了孩子，舍不得走了。看妹妹们是这个样子，也不敢走了。说到走，她下意识地紧了紧怀里的孩子。她和父母都有个相同的观点，就是法国奇怪到不通情理，怎么不让人出苦力挣钱？这么多外地人，也都来温州打工啊，到劳务市场上，谈好价钱就行了。的确，如何能让这儿的乡镇企业里的劳动者，去远距离地理解这个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居然不让想做工的人做工？既然不理解，这里的人在向这个国度出发时，也就不再顾忌。我将在法国拍摄的部分片断录制在家用录像带上，带到了温州。我在巴黎先征询了晓蒙和小燕两姐妹的意见。他们说，给家里人看，有什么怕丢面子的。所以，这两家人和他们的一些亲戚，就成了这部片子的第一批观众。晓蒙的父亲50来岁，瘦瘦的，很精干的样子。　　　　
　　　　他家在东海之滨一个很富裕的村子里，和人合伙经营一个修船厂。做法是将行将退役的海轮、江轮买来，拆下一些部件卖掉外，再将船只改为短途的内河航运之用。这几年生意还不错。他在三层小楼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做得比小燕姐妹的父母更彻底，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晓蒙和他的弟弟，全都送去了法国。现在，家中只有他夫妻两人和晓蒙的爷爷一起生活。这个三层小楼给人很冷落的感觉，除了一楼客厅和厨房略有装饰外，楼上的房间几乎是白坯房，房里摆了六七张木板床。晓蒙的父亲摇摇头，叹口气说，这房子盖了有十来年，是准备给兄弟俩结婚用的。盖好后不久，兄弟俩就准备走了，所以就不装修了，想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再说。可是这一等，就是六年，儿子们回来的日子，还是遥遥无期。晓蒙父亲的眼里充满了惆怅，说，修船的时候，这些房间就给小工住。但是，晓蒙的父亲毫不后悔将两个儿子送出家门和国门。首先，大儿子晓蒙在家时就常惹事，花钱大手大脚不说，还和村里一帮少年人搅在一起，和邻村人打架干仗，总少不了他的份。　　　　
　　　　几帮人打来打去，都动了刀子。现在好了，晓蒙父亲说，哪里又听到打架的声音，再喊再叫，我还是睡我的觉，反正不会是我儿子了。而且，去法国，自己做工，知道钱来得不容易，儿子就会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惯，知道把钱省下来，将来干自己的事业了。原来，在晓蒙父亲的眼里，法国还能有管教少年的作用。晓蒙的父亲有一盘录像带，能够慰藉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和坚定他的信念。那上面是晓蒙几年前在巴黎举行的婚礼。为了这场婚礼，他还让人给儿子带去了两万法郎，他很乐意地拿出这盘带子，又一次陪来宾观赏。那是一场美丽的婚礼。画面上，小两口在美容院里整理发型，西装革履的晓蒙整个儿是个帅哥，身披婚纱，上了妆的晓晓很是秀丽。接下来的段落就是盛装的新郎新娘在埃菲尔铁塔、协和广场等名胜前的绿地喷泉边手挽手徜徉、拥抱、轻吻……画面加上了柔光，段落之间都是在轻柔的音乐配合下的淡入淡出。巴黎几家华人主持的婚礼录像公司，很知道如何满足客户的要求。不知道这已经是第几次观看了，但是，晓蒙的父母，又一次陶醉在这些画面里。　　　　
　　　　当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环境里出现一些他们熟悉的因素时，晓蒙父亲就给我当讲解员，解释为什么让新郎新娘共吃一碗面，共吃一碗元宵，一起咬一个鸡蛋……高潮是晚间的酒宴。当晓蒙挽着晓晓的手，在婚礼进行曲和来宾的掌声中，款款地走进一家豪华的中餐馆的大厅时，不太说话的晓蒙妈妈脸上笑开了花，看着电视屏幕的眼神，像是儿子就在眼前。晓蒙爸爸笑着摇头，说：〃晓蒙去了这么些年，人成熟多了，还漂亮了。这么好的地方，我看了这些，就跟他说，一定要待下去。〃他注视着画面里的儿子、儿媳，看得出，他惟一的遗憾，就是在这么美好的地方、美好的时刻，没能在儿子身边。然后我们就换了个〃节目〃：开始看从巴黎带来的晓蒙夫妇打工生活的录像带。第一分钟的画面，就让晓蒙父母发愣：窄小的车间里头发凌乱神情疲惫的工人们，夜里两点，儿子儿媳和大家在一个四五平方米的洗漱间里挤着，阁楼上的地铺……晓蒙父亲迅速得出结论：原来温州人在巴黎，就跟外地人在温州一模一样，不过，他补充道，吃点苦，对年轻人来说没什么，有好处。但是，他很快就没法保持这种自我解嘲的态度。　　　　
　　　　尤其是看到阁楼上，儿子儿媳所有的只是一个用布帘隔出来的角落，才九个月大的孙子不在父母身边，只有床头柜上的一张照片，晓蒙父亲神色凝重，晓蒙的妈妈是个典型的农村主妇，从我们来时就没怎么说话，脸上满是笑意，这会儿却是满脸苦相。看到晓晓和工友们在法庭外候审的镜头，我向晓蒙父母解释，为什么晓蒙不在其中，他被当做黑衣工场的组织者之一被关在另一处监狱了。终于看到孤独无助的晓晓，在葡萄牙裔的保姆家里，抱着一个多月没见的儿子潸然泪下的画面，晓蒙父母承受不住了，他们全然忘记了旁边扛着摄像机默默拍摄的孟凡，晓蒙母亲开始抽泣，口里喃喃自语：〃回家来吧，回家来吧，家里又不是没吃的。〃晓蒙的父亲两眼发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看完这盘20多分钟的带子，晓蒙父亲半天无话，他们一时无法从两种画面、从想像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中回过神来。在最后完成的纪录片中，这一个段落，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影片播放后，我的一些法国朋友开玩笑地说我很残酷，在几分钟内摧毁了一个六七年的梦想。　　　　
　　　　我问晓蒙的父亲有什么想法，他终于缓缓开口道：〃看了这些，我心里很难受。在我的想像里，去了那边，怎么也不会是这样。一下子也想不清楚，一下子也想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他没有让孩子就此从法国回来的打算，尽管他已经明白了，法国对他的孩子来说，不是他想像中的天堂。他详细地问我法国有关移民的政策，非法移民有了孩子后是不是会有很人道的对待，等等，设想着自己的孩子走出困境的可能。晓蒙后来告诉我，他出狱后，就收到爸爸打来的一个电话，那是最让他感到欣慰的一次父子间的通话。　　　　
　　　　他爸爸首先在电话里向儿子道歉，说以前不知道他们那么辛苦，以为儿子去了这么久还迟迟挣不回偷渡的路费，一直没什么积蓄，是因为晓蒙在法国还犯懒，不努力，并且不改乱花钱的毛病，于是总是责怪晓蒙，还老催他给家里带钱，说是家里需要钱，也要还以前向亲戚借的路费。现在知道了，法国原来也不是那么好挣钱的地方。让晓蒙和晓晓慢慢干，吃好睡好，千万照顾好小孩。不用着急给家里寄钱，家里不需要他们的钱……晓蒙说他当时是眼泪汪汪听爸爸说完了这些话，更坚定了在法国坚持下去、非得混出个样子来的决心。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39节：再去温州

　　　　告别了朝阳一家，我登上了去温州的飞机。这次去温州，和上回不同。这已经是我熟悉的一个城市，熟悉的一群人。我不像上一次那样，来寻找和验证什么，我知道下了飞机该去哪里，用摄像机表现那里的村镇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他们能给未来的法国观众提供理解影片里人物的钥匙。但是，尽管是轻车熟路的旅行，新的发现仍然是免不了的。此行担任摄像的是我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孟凡。我路上还和他说了温州街头车喇叭的交响给我的感受。这种沸天的机械噪音，在本来就拥挤的环境里，犹如严厉的逐客令，使人时刻都想往外逃。但是，我们坐出租车进了温州，街上却是出奇的安静。司机告诉我们，温州市政府下了严格的市区禁鸣令，而且是整个市区都不准按喇叭，违者罚款、扣分。我们的车时不时在小街的行人后面慢悠悠地开，司机宁可伸出头去提醒行人让道，也不摁喇叭。没有了这种音响效果，虽然车流还是那么密集，小街还是那么拥挤，但是这个南方城市，一下显得祥和了许多。　　　　
　　　　我带来几张巴黎出版的华文报纸，上面登载有法国非法华人社群的报道。政府的政策，黑工场的〃失陷〃，非法移民要求身份合法化的抗争等等，我设想用这些报章激起拍摄对象的反应。在晓蒙、小燕、小飞家的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在法国，大多处于和晓蒙同样的状态，只要在一个集体的场合，把报纸给大家看，这些有关他们的亲人在法国的命运的文字，就一定能引发热烈的场面，会有很多话题，挣钱，生活，遣送，〃户口〃……会比简单的提问采访更生动地体现这个移民出发地的人们，如何认识和想像那个遥远的目的地。可惜的是，在我们下去拍摄的前一天，放在宾馆房间桌子上的几张报纸不翼而飞了。问服务员，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宾馆于是解释说，可能是服务员当做是过期的宾馆每天送的报纸，给扔了。　　　　
　　　　但是，这几张报纸都是繁体字，报头是套红的〃欧洲时报〃或是〃欧洲日报〃，头版上有法国移民法规出台，华人非法移民等醒目的粗黑体字标题，怎么也不会和本地出版的报纸弄混呀。我想，这几张报纸，一定是被提前传阅去了。不能说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存心做贼，我们在房间里的别的东西都没丢。也许，她或是她的家人也关心着法国，便以为几张旧报纸算不上什么，就顺手牵羊了，但是，她不知道，我宁愿她拿去的是桌上的手表或者是抽屉里的皮夹。这几张报纸，能为影片提供重要的场景，我万里迢迢地赶来，就是为了捕捉这些场景。带着不小的遗憾，我和孟凡去了乡下。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0节：不归路上的回归者

　　　　跟踪拍摄了晓蒙们的巴黎非法移民生涯，我觉得一个表现这个生涯起点的片段，对于影片来说必不可少了。于是决定再赴温州。我和小燕小飞的父母以及晓蒙的父母都打了电话，听说我将带去他们孩子的消息，他们都迫切地盼望我去。就在我做再去温州的准备时，接到朝阳的电话，他说决定回国了。三十五六岁的朝阳是广东人，在法国非法居留已近四年。和温州非法移民不一样的是，他是正大光明地进的法国：他有张一个月的法国旅行签证。他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法国老头，很有些路子，给了老头几万块钱，就弄来了三份旅行签证。但是，他们三个朋友绝非是为了偷渡法国，而是每人都怀揣五六万法郎，准备去法国办公司的。因为那个法国老头担保可以帮他们在法国注册一个公司，五万法郎就够了。然后每人就可以拿到一个商业移民居留证。朝阳和他的朋友们都